张钰哲，福建闽侯人。生于1902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九)。幼年失怙，全家靠着母亲做佣工度日，后来两个哥哥和姐姐有了工作，光景才稍有好转。

张钰哲从小就对天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一次，他在家乡的小书摊上看到一本吴稚晖写的《上下古今谈》。这是一本以两人对话的方式介绍天文、地理知识的通俗读物，张钰哲读了很感兴趣，从此就爱上了天文这一行。

1914年夏，张钰哲在家乡小学毕业后，随二哥到北京读书，先进畿辅中学初中部，1916年入北京师范大学高中部，1919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

张钰哲在北京读书时，正是北洋军阀横行不法、帝国主义疯狂侵略的时候，学生运动蓬勃高涨，反帝怒潮震荡全国。张钰哲家境清寒，勤奋读书，没有参加很多的学生运动。但是，他深知帝国主义国家不断奴役、侵略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十分落后。他决心努力学习，以便将来在科学上有所成就，为振兴中国贡献力量。他读书十分用功，每天一大早就起身朗读，老师布置的作业都能按时完成，从不拖延。平时有一点零用，他就积蓄起来买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1919年夏，在北京师范大学高中部毕业考试时，名列第一，获奖一本英文世界地图。后入清华学堂，又考取了官费赴美留学生。

1923年，张钰哲先入美国普渡大学机械系，第二年即转入康奈尔大学建筑系，可是他对机械、建筑都不感兴趣。1925年，当他得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有天体专业时，便转入该校，第二年即获硕士学位，随后，考入叶凯士天文台的博士研究生。

张钰哲在叶凯士天文台工作和学习都十分认真。无数个夜晚，他都守候在天文望远镜前，弓腰曲背，两眼直盯着广袤的天空细心观测，不管是隆冬还是炎夏，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站得两腿麻木，也全然不顾;白天则俯伏在天文台的小阁楼上，精心地计算测得的各种数据。天文演算十分浩繁，往往一个数据要演算几十个过程，积纸数十页。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长期的细心观测，张钰哲终于在1928年的一个晚上，发现一颗从未认识的小行星。这一意外的发现，使他异常惊喜。为了证实他发现这颗新星的可靠性，他又连续观测了十五个夜晚，每次观测到的结果又都是一样的，确实无误，他才正式宣布了这一新发现。他的同学和朋友们无不为他庆贺，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特意为他做了一个大蛋糕。然而，这时张钰哲想到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中华民族的大荣誉。因为在这之前，世界上已发现了一千一百多颗行星，还没有一颗是中国人发现的。现在，这颗小行星是首次由中国人发现的，按照世界惯例，应以发现者的姓名命名，以表示对发现者的称道，也是对其他天文学者的激励，但张钰哲没有以自己的姓名命名这颗行星，而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华”，编号为1125。

1929年，张钰哲在叶凯士天文台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他学成归国至南京，应聘为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决心以学到的天文科学来报效祖国，发展祖国的天文科学。然而，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对科学技术不予重视，刚刚成立的天文研究所连一座天文台都没有。张钰哲在授课之余，便在中央大学的一个地下室里自己动手，设计研磨天文望远镜，筹建紫金山天文台。就在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不久，他研制的天文望远镜还没有完全成功，抗日战争爆发了。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大片国土沦丧，张钰哲携儿带女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1941年，天文研究所迁到了云南昆明，他被任命为昆明天文研究所所长，在那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天文观测和研究。

1941年9月21日，天空将出现难得见到的日全食，可是在长江、黄河流域一些最佳观测地区都被日军占领了，剩下唯一比较好的观测地区，只有甘肃临洮。从昆明到甘肃临洮，必须经过贵州俗称“吊死岩”的“吊丝岩”地段，坡陡谷深，山势险要，更兼上有日军飞机的轰炸，下有不法官吏的横蛮阻挠，犹如过鬼门关一般。张钰哲为了取得科学的真实观测，不顾路途的艰险和遥远，搭乘着旧卡车，七颠八歪地长途跋涉，到达观测现场，完成了这次对日全食的科学观测，拍摄了十六毫米日全食的彩色照片，为我国现代天文科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抗战胜利以后，天文研究所于1946年初从昆明迁回南京紫金山，张钰哲也随天文研究所回到南京，憧憬一个美好的工作环境。为了更好地发展祖国的天文科学，他再次去美国叶凯士天文台考察，与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一起观测和研究天象，虚心学习讨教。1947年，他又受叶凯士天文台的派遣，去麦唐纳天文台进行短期工作，使用那里更先进的二米反射望远镜观测天象。经过两年的考察，张钰哲在天文科学上又取得了新的成就，发现了新的变星，对交食双星现象进行了新的光谱观测。1946年冬，他出席了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天文学年会，在美国天体物理期刊上发表了关于交食双星光谱测验的论文。

1948年初，张钰哲在美国考察期满，正当他准备整装回国时，国民政府拒绝向他提供回国的旅费，他夫人在国内四处奔走，托人说情也无济于事。恰巧在这时，美国地理学会决定派遣一支观测队到中国浙江来观测即将在5月发生的日食，经他的老师樊比博教授联系和帮助，张钰哲被允准参加这次日食观测队，于3月顺利地回到祖国。

日食观测结束以后，张钰哲便留在国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已取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张钰哲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地盼望着祖国的解放。他虽然仍全身心地倾注在天文学上，但一有空闲就收听解放区的电台，获取胜利的喜讯。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张钰哲无限喜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紫金山天文台获得了新生，张钰哲重任紫金山天文台台长。他领导天文台的全体科研人员，迅速恢复了天文台的正常工作，修复了各种天文仪器，引进并自制了一些新的天文仪器，开展对小行星的观测，以及摄动计算和改进轨道方向的研究工作。1957年，张钰哲又开展了对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撰写了题为《人造卫星的轨道问题》的学术论文，运用天体力学的基础理论，对人造地球卫星的轨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为我国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在这同时，张钰哲继续坚持对小行星的观测研究，先后创建了小行星、彗星的照相定位观测和天体力学轨道的计算研究。在他主持之下，紫金山天文台先后发现了近千颗新的小行星，其中已有二十多颗获得世界小行星中心的承认，取得了正式编号，被分别命名为“张衡”、“祖冲之”、“一行”、“沈括”、“郭守敬”、“北京”、“南京”、“广东”、“江苏”、“台湾”，等等。其他八十余颗亦已精确地计算出运行轨道，报请国际小行星中心，正待承认和编号。在1965年1月1日到11日间，张钰哲等接连发现了两颗彗星，创造了世界天文科学史上的新纪录。

张钰哲从事天文科学研究的显著特点是，凡事都自己亲自动手，细致观测。1980年夏，我国引进了一台毫米波射电望远镜，为了选择一个最好的观测地点，七十八岁高龄的张钰哲不顾年迈体弱和路途遥远，仍和年轻的科学工作者们一起，跋山涉水，攀登了海拔四千八百米高的昆仑山口，经格尔木、德令哈等地，一直深入到青海高原的内地。

张钰哲不仅积极开展天文科学的深入研究，还十分关心天文科学的教育和普及。1952年，南京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天文系，他曾多次到南大兼课，热心培养年轻一代。经他培育的天文科学工作者，如今已遍及全国各天文台和天文教学的第一线。他先后主编过《宇宙》、《天文学报》。他还多次率领我国天文工作者参加国际天文协会的活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和合作。他的撰著有《天文学论丛》(1934年出版)和《宇宙丛谈》、《小行星漫谈》、《哈雷彗星今昔》等通俗读物，并有科学论文几十篇，参加翻译了沙罗诺夫的《行星物理》，为我国天文科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张钰哲在小行星的观测和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受到国际天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评价。1978年8月1日，《国际小行星通报》宣布：决定将1976年10月23日哈佛大学天文台发现的2051号小行星定名为“张”(Chang)，以“表示对张钰哲的敬意”。1982年，张钰哲八十寿辰时，中国天文学会表彰了由他领衔的九名从事天文工作五十年以上的老科学家，并赠一联语称颂他道：“测黄道赤道白道，深得此道，赞钰老步人间正道;探行星彗星恒星，戴月披星，愿哲翁成百岁寿星。”

张钰哲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中国近代天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并且工书法、篆刻、绘画和诗词，在饭后茶余喜欢伏案临摹名家字帖，或握刀刻石，兴致所至之时，则赋诗填词，泼墨作画。他的诗词朴实自然，篆刻古朴遒劲。

张钰哲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委员;历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天文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名誉台长。

1986年7月21日，张钰哲在南京病逝。

参考文献

• 中研院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人物杂志》1982年第6期。
• 《新华日报》1986年7月22日、24日、8月1日。
•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科技术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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