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福，字祝华，祖籍广东饶平县。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生于新加坡，为第二代侨民。其父张礼在新加坡开设“新长美行”，经营绸缎布匹，颇具规模。张永福从小就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长大后继承父业。

张永福与著名同盟会员陈楚楠为邻居，从小一起长大，又一起与新加坡维新派名士邱菽园交往，受其影响，后转而倾向革命。1903年上海“《苏报》案”发生，章炳麟、邹容被英租界当局拘捕，清廷向英领事交涉，要求引渡。张永福闻讯后激于义愤，与陈楚楠等设法营救，以新加坡小桃源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领事团，援引国事犯不能由敌方引渡的成例，请领事团注意并加以援助。在各方面的声援下，章、邹终未被引渡。张永福等第一次参与国内政治斗争，并取得胜利，受到很大的鼓舞。

1904年春，在革命党人尢列的影响和协助下，张永福与陈楚楠合资创办《图南日报》，聘请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为主笔，这是南洋华侨社会最早鼓吹反清的报纸。该报曾把邹容的《革命军》改名《图存篇》加以翻印，除托黄乃裳携带两千册秘密输入福建和广东潮汕地区之外，还趁其外甥林义顺回国之机，携带一千多册沿途分送，广为宣传。张永福又查阅国内各省《缙绅录》，按照各省府、州、县的衙门，将书卷好，贴上邮票，径寄各级官吏收阅，连北京的翰林院、总理衙门也都一一奉寄^[1]。是年冬，《图南日报》为迎接1905年元旦，特印制富有革命内容的“月份牌”馈赠读者。“月份牌”由张永福自行设计，引用太平天国石达开写的词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以及“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图开新世界，书檄布东南”的对联;中间印有自由钟及独立旗^[2]。由于形式新颖美观，又富有爱国思想，颇受广大华侨欢迎。这种“月份牌”流传至檀香山，为孙中山所见，大为欣赏，遂汇美金二十元向《图南日报》购买“月份牌”，同时修书一封，殷殷嘉勉，并表示愿意和他们相会。

1905年5月，孙中山由英国赴日本，途经新加坡，因出境期限未满，不能自由登岸，便通过尢列，约请张永福等上船会晤。至时，张永福等特向警厅磋商，获准特许孙中山登岸，在小桃源俱乐部会餐，孙中山向他们谈及组织同盟会之事。张永福等早在1901年曾与孙中山的老友林文庆有过接触，对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有所了解;经过这次会晤，更使他们对孙中山的风度和辩才有了深刻印象，便倾心接受他的领导。同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年底，孙中山复至新加坡组织南洋同盟会分会，张永福异常振奋，将原为供母亲养老的别墅“晚晴园”粉饰一新，作为招待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聚会的场所。张永福与陈楚楠、李竹痴三人首先加盟，第二天又邀林义顺、许子麟等加入，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第二年，会员大增，重新选举，改选张永福为正会长，陈楚楠为副会长兼财政。

张永福与陈楚楠合办的《图南日报》，由于亏损累累，早于1905年冬被迫停刊。新加坡同盟会成立后，为免革命喉舌中断，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张永福与陈楚楠、林义顺等向各埠同志募集资金，组织《中兴日报》，以继承《图南日报》的传统，并于1907年8月20日正式发刊。张永福任报社主席，林义顺任司理，先后主笔政的有胡汉民、汪精卫、居正、田桐等人。发刊不久，即与保皇党人的《南洋总汇报》为革命论与君宪论展开大论战，有力地宣传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除了筹款和宣传革命，张永福几乎也成为孙中山在新加坡的私人秘书，从对革命同志的迎来送往，到代购英文书籍等等，孙中山都委托他代为办理。由于张永福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自己的生意也就照顾不到，以致濒临破产。《中兴日报》也因注重政治宣传而忽略了营业发行，勉强维持了两年半时间，终因亏损而停刊歇业。

1911年武昌起义后，张永福虽因历年出钱出力而濒临破产，但仍然积极筹款加以支援。1912年12月，国民党在新加坡成立海外支部，取代同盟会。翌年7月进行选举，张永福被推选为名誉支部长。1917年张勋复辟，张永福当即以新加坡同德书报社社长名义，致电黎元洪加以声讨。

张永福对当地华侨社会的教育、慈善事业也颇热心，慷慨出钱出力，曾与吴来喜等于1924年创办端蒙学校，被推选为该校首任总理。他还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和广东会馆董事，直至1930年。

张永福作为英国籍的“臣民”，却又对中国的政治表示关注并积极参与活动，因而引起殖民政府的不满，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和限制。张永福便于1932年返回祖国，先后任中央银行汕头分行行长、广东中央银行副经理、汕头市市长、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常务委员、革命债务调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名誉编纂等职。这期间，张永福发现执政当权的国民党与自己理想中的政党相差甚远，特别是对蒋介石手下一批官吏的贪污腐化更为不满，多有微词。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投敌，受到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华侨的一致谴责。张永福与汪精卫有较深的历史关系，私交甚笃，一向视汪为“党国元老”，因而昧于民族大义，公然发出快邮代电，拥护汪的“艳电”。1940年3月，张被汪委任为南京傀儡政权的“国府委员”和“侨务委员”等职，数度奉派到东南亚各地办理“通商慰侨”事宜^[3]，企图游说南洋故旧，为汪伪政权壮声势。张永福的行径为爱国华侨所不齿，所到之处，均遭冷落。

抗战胜利后，根据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条例》，张永福在南京被拘捕。由于国民党元老居正、张继等为他讲情，从轻判处缓刑二年^[4]。获释后寓居香港九龙。1949年后曾一度回到新加坡，由于得不到故人的谅解而“穷愁只觉一身非”^[5]，极少与外界接触，连亲友也很少会见，过着闭门索居的孤寂生活。1957年，张永福在香港病故。著有《南洋与创立民国》一书，为研究南洋华侨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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