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曾，字蓉溪、镕西、庸希。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7月21日出生于北京，云南大理人。祖父张其仁，清道光丙戌进士，官至湖南衡云郴桂兵备道、湖南通省粮储道。父亲张士，清光绪庚辰进士，官至内阁中书典籍署侍读。母亲陆秀珊，桂林进士陆仁恺之女，工诗文，善刺绣。张耀曾十六岁入京师东文学社，受到表舅梁济维新思潮的影响。1902年冬，考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次年，京师大学堂首次选送优秀学生赴海外留学，张耀曾以优异的成绩被选派日本学习。
 1904年，张耀曾赴日，先入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四年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科。1905年，与同乡李根源、吕志伊等加入同盟会。1906年6月，《云南》杂志社成立，张耀曾任总编辑。10月15日，《云南》创刊号出版。该杂志以宣传民主主义，揭露清廷腐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云南为主要内容。张耀曾署名“崇实”，在《云南》上发表《论云南之民气》、《论云南之责任》等多篇文章。从创刊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停刊，该杂志共发行23期，是辛亥革命时期以省命名的杂志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种，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份，在国内舆论界产生较大影响，对光复云南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张耀曾未及大学毕业立即回国，出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云南代表，参与起草《临时约法》。1912年5月，临时政府和国会迁到北京，张耀曾参加制定重要法律，并提出《省官制修正案》、《参议院法修正案》等法案，逐渐成为同盟会在临时国会中的领袖。7月9日，张耀曾以最高票当选为十一名起草员之一，执笔起草了《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
 同年7月16日，同盟会本部召开全体职员会议，讨论改组问题。张耀曾积极支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主张，并与宋教仁、孙毓筠分别当选同盟会政事、总务、财政部主任。会后协助宋教仁进行改组工作，起草了关于新党党名、党纲、组织的草案。8月又和宋教仁、杨南生起草了《国民党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张耀曾当选国民党总干事兼政事部主任。1913年4月正式国会成立后，当选为众议院议员、众议院法制委员长，成为国民党在国会的领袖之一。
 同年7月，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张耀曾以高票当选为起草委员之一，与汪荣宝、孙钟、黄云鹏四人起草宪法大纲，交全体委员讨论。委员讨论结束后，张耀曾与丁世铎、李庆芳、黄云鹏、孙钟五人根据讨论结果拟定全部条文。其中张耀曾拟订了第一至第三章(即关于国体、国土、国民)的条文。制宪委员来自各党各派，政治立场和态度各异，但能和衷共济，并且顶住了袁世凯的压力，终于在1913年10月30日将宪法全案即《天坛宪法草案》议决，出色完成了使命。适逢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于11月3日宣布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的资格，下令逮捕国民党议员，深夜闯入张耀曾住宅搜捕。张耀曾被迫逃亡日本，《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实行宪政的理想遭到第一次沉重打击。
 张耀曾再次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未竟的学业。1914年加入“欧事研究会”，同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法学学士学位，回国任北京大学法科主任。1915年夏，教育部组织“暑期讲习会”，张耀曾以《国家与国民》为题演讲，抨击袁世凯的复辟阴谋，招致袁世凯爪牙的监视。旋南下上海，与谷钟秀、杨永泰、钮永键、吴稚辉等人创办《中华新报》，从事反袁宣传。张耀曾任社长，谷钟秀任总编辑，10月10日《中华新报》出版。不久，张耀曾南下云南，协助蔡锷、唐继尧等组织讨袁护国军，任护国军云南都督府参议，参与云南起义。为争取各省支持起兵讨袁，奔走两广、西南各省。1916年初又陪同岑春煊赴日寻求外交支持，备极辛劳。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第一届国会恢复，段祺瑞组阁任国务总理。三十二岁的张耀曾出任司法总长。
 8月，张耀曾由云南抵上海，同船人携带大批烟土被查获。后经查明，烟土系同行的袁树五等携带，而袁又系受云南督军唐继尧之弟唐继禹之私托，与张耀曾无涉。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张勋抓住此事大做文章，通电反对张耀曾就任司法总长，并要求黎元洪查办张耀曾。事实证明，张耀曾是清白的。但此案对他一生留下了无可挽回的影响，后来历次政争中，烟土案往往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
 国会重开后，首要问题是重新审议《天坛宪法草案》，国民党和进步党等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上演了政党政治一幕幕话剧。1916年11月，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联合原国民党中的部分议员，成立了“政学会”。该会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对于政治取温和改进主义;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等六项主义为政治纲领。张耀曾被推举为总会主席，谷钟秀、钮永键为副主席。
 在审议《天坛宪法草案》中，争议最大的是省制加入宪法和立孔教为国教问题。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议员反对省制加入宪法，而政学会则主张省制加入宪法，省长民选。孔教问题上，研究系议员提出在宪法上定孔教为国教，政学会则反对在宪法里尊孔教为国教。张耀曾在政学会内部讨论时说：“孔子集先圣之大成，专以日用寻常切己之道造化群伦，实超耶、佛而上之，故其性格功业非第为东洋伟人，而实古今之世界伟人。”四亿中国人“脑筋中之神圣模范阙惟孔子，是孔子者谓为历史信仰之重心，可谓为国民性之主要成分，亦可谓为中国文化史上之主宰”。虽然孔子的影响如此深远，但孔子之道只能定为修身之大本，“孔教不宜定为国教”。
 1917年2月，段祺瑞政府决定对德绝交，政学会支持这一主张。但在对德宣战问题上，政学会大部分议员持反对态度，而张耀曾则支持对德宣战，认为中国有加入“一战”的必要，“民主主义之政党，尤不能反对对军国主义之德国宣战，致失民主主义各协商国之同情”。国会表决结果，反对票占多数，否决了参战主张。不久，段祺瑞以武力唆使“公民团”包围国会，迫使国会通过宣战案。张耀曾认清了段祺瑞借参战之名而行专制之实的嘴脸，愤而辞去司法总长之职，再次到北京大学任法科教授。
 1918年10月，张耀曾与熊希龄、蔡元培等为促进南北统一而发起“和平期成会”，主张南北议和。12月，在张耀曾、黄郛、张绍曾等的积极组织下，全国和平联合会成立。
 1920年8月，广州非常国会内的政学会议员出现分裂，张耀曾、谷钟秀等二十八名政学会成员发表宣言，宣布取消政学会名义，同人对于政学会一律解除关系，政学会作为政团从此解散。此后，张耀曾仍旧与谷钟秀、李根源等人密切往来，并曾参与原政学会部分成员在1923年成立的“宪政社”活动，但与广州非常国会的政学会议员基本脱离关系，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国民党内部形成的以杨永泰为核心的“新政学系”及其活动，也基本没有参与。
 1921年，华盛顿召开太平洋会议，张耀曾联络同人组成华盛顿会议后援会，并被聘为太平洋会议高等顾问。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北京政局，决定恢复“民六国会”，驱逐皖系扶植的总统徐世昌，拥护黎元洪复职。此举引起各方争议。张耀曾从法理上解释黎元洪复职的根据，为黎元洪复职争取舆论支持。6月11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8月6日，张耀曾被黎元洪任命为司法总长，这是他第二次就任司法总长。不久，张耀曾辞去司法总长，专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直到1927年6月。
 鉴于“各省法院情形不一”，张耀曾认为“必先整顿，始足以言收回法权”。于是，在他就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不久，就选拔戴修瓒等法学家及其部属赴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察哈尔及绥远等十二省区视察。他参观当地的法院、监狱，详细询问司法状况，并发表改良司法的演讲。考察结束后，把考察结果和改良措施汇编成册，主持编纂了《考察司法记》十卷、《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二卷。为了让海外人士明白中国重视法制的情形，又聘请张志让等人把中国民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法院编制法等译成英文、法文出版。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贿选总统曹锟，控制了北京政府。张耀曾与黄郛、王正廷、易培基等人组成临时内阁。张耀曾任司法总长，也是他第三次出掌司法总长。11月2日曹锟被迫退位，由黄郛摄行大总统职权。11月4日，摄政内阁会议议决，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五条：宣布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迁出禁宫，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清室宗庙陵寝永久奉祀;清室私产归清室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即日，溥仪出宫，移居什刹海醇王府。
 就任摄政内阁司法总长期间，张耀曾起草了曹锟退位、摄政内阁成立及修改清室优待条件等重要文件。11月24日，段祺瑞在奉系张作霖支持下，入京就任临时执政，摄政内阁全体辞职。1927年6月，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自称大元帅。张耀曾辞去法权讨论委员会委员长之职。
 1928年，张耀曾移居上海，与沈钧儒、李伯申等合组“张耀曾律师事务所”。此后，以律师为业，开始了“入民间服务”的在野生活。每为重大诉讼出庭辩护，辄动旁听，轰动社会。1930年，他为上海某公司答辩三井洋行的控诉，卒致其控诉被驳回。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耀曾主张国民党取消一党专政，改造军队，切实抗日，和黄郛等组织“十人团”，并谋逐渐扩大，建立民间团体，研讨抗日的各项主张。12月，张耀曾与各界知名人士熊希龄、章太炎、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等六十余人发起成立“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并拟在各地建立分会。不久，上海国难救济会成立，张耀曾被推为理事之一。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张耀曾与国难救济会同人积极参加各种支前活动，支援十九路军抗战。
 1932年，经黄郛提议，在“十人团”基础上组织“新中国建设学会”，张耀曾被推选为常务理事。次年，黄郛赴华北就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主持对日停战，张耀曾一度代行“新中国建设学会”主席一职。期间，起草了《民国制宪史概观》、《草拟民宪协进会缘起》等文献，供学会讨论，同时在中国公学、上海法学院、复旦大学等校讲演制宪问题和对日方针等问题。
 在野期间，经张群、黄郛等推荐，蒋介石欲拉拢张耀曾。张耀曾对此婉言谢绝，但还是通过张群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欲求政治成功，必须系住人心。第一，须维护大多数人生活。第二，须对知识阶级予以自由。第三，须开放政治以包容社会有力分子”。
 此间，张耀曾对中国政治制度做了深入思考，从历史上揭示了中国贫弱的根本原因，在于根深蒂固的中央集权思想和相应的制度;解决的办法，在于实行联省制度;其宪政思想进一步成熟。他在1932年2月10日的日记中写到，中国现实有五大要点：领土广大而连接;人口众多而人种较为单一;有四千年传衍混一的文化;民族的政治习性，自治力不发达，强者支配而放纵，弱者服从而依赖;文盲太多，受新教育者尤少。中国的病状，一言以蔽之，穷与乱而已。穷与乱相互关联，愈演愈烈。穷与乱的外因，在于政治压迫与经济榨取，内因为无自治力之国民性与中央集权的政治思想。四千年来，强者以武力征服天下，集中流驭之，时过力弛，则各地方割据分霸，互相抗争，中央等于虚设，接着又有新的霸主出现。如此循环，一治一乱，从周代到民国，莫不如此。在宋代以前，大抵皆内部分合循环，宋以后则内外交替，然地方之倒灭中枢，则如出一辙。民国以来，仍不脱此思想。居中央者，恒努力征服地方;居地方者，俱受征服，则负固自专，力稍厚者，更思扩大势力，取得中央。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张作霖，乃至蒋介石与其他新军阀，无不如此，导致民国成立廿年来纠纷不休。其所以至此，根源在于中央对地方政府及施政有予夺之权。故地方或因畏忌中央，拥兵自保;或因羡慕中央，兼并图逞。中央则因欲伸权力于地方，常起纠纷。所以，“中国之所以穷乱至此，以中央集权之思想及制度为最大病因”。从政治上治病之法，在取联省制度。省之权限及组织，由宪法保障，省必须取得高度自治地位。此法“不但可去中国多年之乱源，即在领土广大及人口众多着想，亦非此不能收统治实效也”。
 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成立，国民党当局仍一意孤行，压制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11月22日深夜，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位救国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张耀曾闻讯后，立即于23日清晨赶往法院，以拘捕不合法为由将沈钧儒等人保释出狱。当夜，公安局再次逮捕沈钧儒等人。张耀曾为此抱病不断奔走，疏通国民党当局，要求依法保证被捕人员的安全，并积极设法营救。张还担任沈钧儒的义务辩护律师，旁听席上掌声雷动，南京政府为之惊慌。在社会各方人士奔走营救下，1937年7月，“七君子”终于被释放。
 抗战全面爆发后，张耀曾滞留“孤岛”，深居简出，撰写了《孤岛上我的决心和态度》，以明心迹：“一、消极的：不误国、不卖身(此二项为绝对的)，不做官、不见日本人(此二项是在中日战争未了期间)。二、积极的：以中国独立为惟一目标，运用心思和能力。”
 1938年7月26日，张耀曾在上海寓所逝世，终年五十三岁。夫人赵玫，生有宁珠、馨珠、惠珠、丽珠四个女儿。张耀曾遗嘱，以第四女丽珠之子为孙，名为张昭达，以继宗嗣。
 张耀曾生前曾将自己的文稿编为《知非集》三卷。今人杨琥在《知非集》第三卷基础上，编为《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共五十余万字，2004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文存分六部分：第一为文集，收入作者已刊未刊章46篇。第二为著作，收入1935年在上海法学院等校讲授民法的讲义《民法总则讲义》。第三为书信，收入作者晚年信函、电稿六件。第四，读书札记。第五，作者的日记，题为《求不得斋日记》，文集收入了1928年到1938年部分日记内容。文存附录了张宁珠、馨珠、惠珠、丽珠合署、张元济执笔的《先考镕西府君行述》、李根源《故司法总长大理张君墓表》、张惠珠《张耀曾先生年谱简编》、《张耀曾先生近亲家谱》。

参考文献

• 杨琥:《张耀曾先生传》,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 梁漱溟:《张公耀曾生平及家世——答近代史研究所信底稿》,1979年10月16日,收入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 张丽珠:《缅怀我的父亲张耀曾》,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 张耀曾:《求不得斋日记》,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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