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西曼，字百禄，湖南长沙人。1895年6月1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生。父亲张梓林(1871—1936)在清廷太医院任职，热心维新运动;二哥张仲钧(字百骏，1891—1941)是同盟会会员。张西曼1908年十三岁时，在父兄的影响和带动下，由宋教仁、谭人凤介绍加入同盟会。1909年，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学习。1911年1月，因遭清廷压迫前往俄属海参崴，进入帝俄国立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东方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在俄期间接触了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与俄国革命党人“发生密切联系，以便将来中俄两国革命党，相互扶助推翻专制，建立民主的工作”^[1]。

辛亥革命后，张西曼受南京临时政府黄兴、陈其美委托，在中俄边境孤身入山，招募绿林“马贼”刘弹子部八百人以上，南下组成北伐骑兵团支援辛亥革命。嗣后，张西曼利用暑期到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地考察，接触了正在秘密传播的列宁的著作，同时考察“帝俄”政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张西曼转回国内，在哈尔滨滨江道尹公署工作，并开始在东北传播马列主义。1917年，张西曼与友人创办东华中学(后哈尔滨第二中学)，该校后来成为中共在东北建党的据点和革命者赴苏俄学习的中转站。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张西曼兴奋不已。张西曼同情十月革命，特往西伯利亚考察，向国内介绍十月革命，张西曼在俄罗斯学习考察期间曾谒见过列宁，并开始着手翻译列宁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党纲》。1918年即从苏俄分别写信给孙中山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建议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19年1月，张西曼回国到上海晋见孙中山先生，建议中国派员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国民党。同年7月，他应蔡元培等的邀请回到北京，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任编目课事务员，同时在外交部俄文专修馆任教，瞿秋白是他的学生。张西曼利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方便条件，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北大教师张申府等一起创立了秘密的“社会主义研究会”^[2]，后发展成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0年3月15日张西曼在《少年中国》杂志第1卷第9期上以“西曼”笔名发表了长达八页纸的介绍俄罗斯大诗人普希金生平的《俄国诗豪朴思硁传》，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全面向国人介绍俄国文豪普希金的著作。同年秋，张协助北京大学创建俄文系，曹靖华是该系二期的旁听生。张西曼还先后担任中国大学、平民大学等校教授。1920年8月自行印刷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这应该是《俄国共产党党纲》在中国最早的中译本。

1921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大旱灾，张西曼联络友人成立“俄国灾荒赈济会”，熊希龄任董事长，张西曼任总务股副主任，李大钊任文书股副主任，发动全国民众募捐，自总统以下重要官吏和各界民众纷纷捐款，为灾荒中的苏俄灾民送去救济物资和粮食。同年，他和俄人柏烈伟合编的《简明俄文法》出版。这年4月，张西曼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是有志研究俄罗斯文学的一人，且常以中俄文化的相互沟通自任。”

1922年1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希曼”为笔名出版了张西曼翻译且《俄国共产党党纲》，该书列为“康民尼斯特(共产主义音译)丛书第二种”的初版本。到1927年3月，以一年一版的速度连续发行了六版名义下的七个版本(现已发现1926年有两个内容一致，但印刷字体、排版、标点符号均有不同的两个版本)。党的纲领是党的旗帜，张西曼翻译且公开发行的《俄国共产党党纲》就代替了当时因环境恶劣不能公开出版发行的《中国共产党党纲》，公开传播了马列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展、壮大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贡献。

在社会主义研究会创建和发展过程前后，张西曼曾于1919年和1921年两次谒见孙中山，除表示自己真诚拥护孙领导中国革命外，还陈述了以往仅利用会党、新军等薄弱基础为革命手段的失败和教训，建议向俄国革命学习和两大革命政权的相互承认与援助。1922年8月，张又赶到上海条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主张，力主效法苏联共产党改组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3]，成为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实际建议者，孙中山曾任命张西曼为“中俄联络员”。

张西曼致力于苏俄文化的传播和中苏文化的沟通，他认为应当有更多的人学习俄语，为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掌握基本工具。1922年至1924年，张西曼担任冯玉祥学兵团吉合、边章武、何基沣所在连的俄文教员。1923年编写出版《中等俄文典》。同年，他又协助交通大学及其他私立大学成立俄文班，张冲就是该校二期学生。1925年，张西曼创办中俄大学，推徐谦担任校长。他编著的大学俄文读本《新俄罗斯》同年出版。1926年出版《中等俄文典》和《新俄罗斯》再版本，推动了近代早期俄语教学的发展，为近代中国俄语教学的开拓者。

1926年10月，张西曼参与国立武昌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之筹备。1927年初，任武汉国民政府政治顾问、鲍罗廷外交顾问，并任武昌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委员及俄文法政学系主任、教授。其时译有苏俄民法、刑法、宪法等，在《法学杂志》上刊登。汪精卫“七一五”叛变革命，张西曼在武汉营救被捕师生二百余人出狱。1928年4月任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后改教育部秘书。1929年举行孙中山奉安大典时，经蔡元培推荐担任《奉安专刊》编辑主任。

1931年，张西曼转任北平大学教授及陆军大学政治教官。“九一八”事变后，他痛心疾首，于12月初到山西汾阳访问冯玉祥，交换救国政见。同年开始在中央大学教授俄国近代史课程。1932年随陆军大学迁校南京，因在陆大讲课中介绍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概况，受到多次警告和指责，并将他的课程裁掉。

张西曼对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断围剿苏区的行径十分反感，力主停止内战，实行孙中山的遗训，对日本帝国主义绝交、宣战。因救国主张不被蒋介石采纳，毅然拒绝了蒋所挽任的湖北省主席一职^[4]。此后，他担任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由于新疆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诸方面与苏联关系十分密切，而张又精通俄文及苏俄情况，因此从1932年起他开始从事新疆及我国边疆民族政治的研究，并赴甘肃实地考察。是年，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成立，张任理事长，后任会长。1934年3月，担任行政院新疆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完成《中国边务图书总目》初稿。1935年，发表了《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后来在重庆仍坚持研究边疆民族史，曾撰著《中亚缠回为沙陀苗裔考》、《乌孙即哈萨克考》等重要论文发表。

1935年7月，张西曼在南京与徐悲鸿、张仲钧、梅兰芳等文化界人士，发起筹建“中苏文化协会”，以沟通中苏文化和促进两国人民友谊为宗旨。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多方阻挠，并以推任驻苏大使为诱饵，以图调虎离山。张西曼拒任驻苏大使，排除种种干扰，于是年10月终将“中苏文化协会”组成，由孙中山之子孙科担任会长，张任唯一的常务理事。其后组织迅速发展，规模日大，上海、湖南、湖北、广西、四川、云南、新疆、香港及延安等地纷纷成立分会。张西曼呕心沥血致力于协会工作，推进中苏文化交流和中苏友好的活动，1936年2月创办《中苏文化》杂志，并在南京和上海举办了苏联木刻版画展览。同年，他翻译出版了《苏联新宪法草案》单行本。4月，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12月，又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37年，翻译出版了《苏联宪法》及哈萨克斯坦等五个加盟共和国的宪法。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西曼更加积极地呼吁联苏制日，奋不顾身地支持救国会，声援“七君子”，援助绥远抗战。7月16日，在国内知名人士两百余人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上，张西曼重申其联苏抗日主张。他还通过广播、演讲及发表文章等途径，宣传联苏是抗日胜利的唯一出路。他参加发起“战时儿童保育会”，及“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分别被推为名誉理事和理事，后又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监事，从事抗战中的左翼文艺活动。

1938年3月，张西曼先后两次挺身而出，为被康生、王明诬陷“汉奸”的陈独秀辩诬，在第二次声明中，更坚决表示“敢负责”为陈独秀辩护，坚持认为陈独秀“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并愤怒指斥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把陈独秀诬为“汉奸”是“骨肉相残，殃民祸国”。

1938年7月7日，张西曼在武汉政治部三厅举行的“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会”上，基于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公开斥责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是“国贼汉奸，秦桧第二”，要求“杀汪贼以谢国人”^[5]。第二年，汪精卫就投入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张西曼在重庆继续主持中苏文化协会和中国边疆学术研究会的工作，并与中共中央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保持经常的联系。这期间他还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诗歌、文章，盛赞苏联的建设成就和苏联红军的英勇，宣传社会主义理想。1940年9月3日，他在张曙追悼会上发言，公开抨击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买外汇存外款，发国难财，虽受到国民党行政院秘书处的严重警告仍不畏不屈。1941年1月皖南事变时，张西曼和柳亚子等联名通电指责国民党倒行逆施，有失人心。3月，张西曼在马寅初六十大寿祝寿会上发表演讲，遥祝马老健康长寿，以营救此时已被捕入狱的马寅初。同年9月25日，张西曼之兄、湖南省参议员张仲钧，因同情新四军、抨击湘省政治，被国民党当局派人乱枪打死在家中。张西曼从重庆赶去擦干了哥哥身上的血，继续无所畏惧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1945年1月，张西曼在重庆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任社长兼主编，在发刊词中提出“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他还与柳亚子、熊瑾玎、郭沫若、田汉、林北丽等创革命诗社。同年，担任国立中央大学俄文兼职教授。1945年10月10日，因抗战救亡有功，张西曼获得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1945年底在他主持下，《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重庆二十六家杂志，发出“不要内战”的共同呼吁。12月20日，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以美国“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张西曼在《致马歇尔特使函》中指出，美国物资援华是助长中国内乱的阴谋。1946年1月，张西曼与禇辅城、许德珩同时担任“九三”筹备会发起人。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实现，他与孟宪章、吴藻溪、何思敬等于1946年2月24日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担任理事长，以后还在南京、上海、成都等地建立分会。同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张西曼被推为第一届理事，提出“愿本‘五四’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

蒋介石于1946年6月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张西曼强烈反对。11月，张西曼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单独召开“国大”。1947年1月，他参加南京学生的集会，大声呼喊：“中国绝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6]5月，他出席南京中央大学等院校联合举行的“五四”纪念会，发表题为《坚决为民主而斗争!》的演讲。“五二○”惨案发生后，张西曼往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慰问受害学生，在衣食忧苦中愤然慷慨解囊援助学生运动。1948年在南京大中学生的“五四”座谈会上，张西曼痛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激昂陈述五四运动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中国只有民主与反民主，封建与反封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与反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没有第三条道路。”^[7]在南京大中学生纪念“五二○”周年大会的时候，他又发表演说，指出：“在争取光明、争取民主的奋斗中，任何迫害都不能破坏我们救国的共同信念。”^[8]

1948年夏，张西曼的住所被国民党军警搜查，行动受到监视。在中共地下党交通员保护下，他于12月26日在雨夜中悄然化装离开南京，挈妇携雏进入中原和华北解放区，先后受到李先念、邓子恢和陈毅等的热烈欢迎。1949年3月3日，他千里跋涉辗转到达北平。4月16日携夫人魏希昭出席南社、新南社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的雅集，并与叶剑英、柳亚子等合影留念。接着参加民主东北参观团赴东北解放区参观，遍历关外山河。6月参加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7月2日出席全国第一次文代会。7月4日因咳血入协和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为肺癌。在手术前他亲书遗嘱“曼生不能多所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为了以利后来的患者获得“预防的根治方案”，“自愿将遗体捐赠医院做科学继续解剖之用”^[9]。7月10日凌晨不幸逝世。

张西曼逝世后，遗体葬在西山万安公墓李大钊墓侧，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陈绍禹、李维汉、李达、李济深、沈钧儒等十九人组成治丧委员会，朱德、聂荣臻、谢觉哉、黄鼎臣等亲临医院告别，周恩来为他亲笔题写了落款是“敬题”的墓碑。1975年重病中的周恩来总理跟身边的警卫员谈起他一生仅为几个人题过墓碑，称张西曼是“红色教授”。1995年6月20日，民革、民盟、九三学社中央联合召开了张西曼诞辰百周年纪念座谈会，王兆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和统战部，称颂张西曼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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