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秀，字实生，山西临晋南营村人，生于1870年(清同治七年)。张士秀自小聪慧，据说八岁便能抚琴作诗，十二岁时曾以口算胜过知县的珠算，并替父亲打赢了与伯父的官司，夺回了田产，从此有“铜嘴铁舌”的绰号。后来，张士秀中了秀才。在他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家道中落，张士秀边务农边经营商业，由于他擅长经营，家道也逐步复兴。

1900年，张士秀出任临晋县差役局局长，上任后不久就将原本繁琐凌乱的差役事务整理得井井有条。河东道员陈际唐很赏识张士秀，便邀请他到运城并委以“回澜公司”(该公司创办人为景定成，名义是出售西药，实际上输送新书报传播革命思想，并且是革命活动的联络机关^[1])总理事的职务。此外，张士秀还兼理河东第一纺织公司。

1906年，张士秀受清廷派遣赴日本游学并考察实业。在日期间，他经常与景定成、章太炎、王用宾等人讨论怎样反清救国，“亦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2]。一年后张士秀回国，一面继续管理回澜公司，一面暗中联络革命力量，发展同盟会会员，秘密从事革命活动。1909年，山西省谘议局成立，张士秀被选为常驻议员。

1910年春，“文交禁烟”惨案发生，张士秀以谘议局议员的身份被山西巡抚丁宝铨派往文水、交城两县安抚烟民。张士秀在详细地了解“文交禁烟”惨案的真相后，将真相公布于众，结果丁宝铨被御史胡思敬弹劾并被送部议处降级留职。丁宝铨为了报复张士秀，贿赂满族御史荣光并声称：“山西士气淳朴，近年嚣张殊甚，恐有不逞之徒，潜伏生事，交晋抚严查。”^[3]丁宝铨遂以“鼓吹革命煽动人心”之罪，列王用宾为罪首并株连法政专校监督刘绵训、山西大学堂监督解荣辂、谘议局议员张士秀、报馆记者张树帜等，以“挟妓逞凶”之罪名，将张士秀逮捕并送回临晋县监狱关押，判处其二年徒刑。张士秀在狱中常以琴书自娱，并没有因身处狱中而心灰意冷。据说狱门上曾贴有其手迹：“困极必大亨，死地而后生。”表面上张士秀不关心外界的事情，实际上他常借助亲友探监之机与外界保持联系，密谋推翻清廷之计。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同盟会领袖黄兴曾致函运城同盟会会员，嘱咐务必要将张士秀营救出狱。武昌首义后，陕西同盟会会员邹子良到狱中探望张士秀，张士秀详细地询问了陕西的情况，并与之商量对策。1911年10月29日，太原响应武昌起义光复，革命大势已定，临晋知县害怕祸及己身，急忙将张士秀释放，并欲延请帮办防务，但遭张士秀拒绝。不久，山西都督阎锡山、起义军总司令姚以价相继电召张士秀入省，张士秀鉴于曾陷害自己入狱的人有的仍占据要职，便以“此贼犹在，我军行将败矣，不如据河东以图补救”为由拒绝北上，转而西渡黄河到达陕西。当时，“晋南方面从事革命活动的人士，除在辛亥前已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而外，还有经回国后的会员先后介绍加入同盟会的许多人士，其中以安邑的李鸣凤、临晋的张士秀、虞乡的尚德等为最著。辛亥起义前，他们经常奔波于山西、陕西两省之间，鼓吹革命，联络同志，积极进行起义事宜”^[4]。

张士秀到陕西后，先后面见了陈树藩、井松生、井勿幕、严庄、李仲三等人，介绍了运城一带的情况，声称有尚德、胡足刚二人对运城情形甚为熟悉，但井松生、井勿幕二人皆以新兵未加训练为由拒绝参加。张士秀只得在朋友引荐下面见陕西都督张凤翙，细陈援晋之利，但张凤翙也面露难色。而在当时，陕军也极欲过河却被军饷所困，陕西人民的食盐供应严重不足，山西河东既是食盐产地又是收税之所，如能运盐过河，这两个问题便都迎刃而解。陕西革命初起之时，由会党组织的军队人员不够充裕且无党人领导，军纪极坏，陈树藩辖区的阎飞龙部即属此类。如果将这部分军队带到山西境内，就可在人地生疏的情况下加以整编，使其容易就范。基于上述原因，陕西军政府派陕西东路节度使张伯英与张士秀签订《秦晋同盟互助条约》，张伯英由潼关调兵支援河东。正在这时，清军急攻潼关，张伯英一时不便分兵，张士秀无奈之下只得暂且回晋。当时，先期到达蒲州的王用宾正与蒲属六县同盟会会员商议组建民团事宜，张士秀到蒲州后便被公举为蒲属六县民团总团长。该民团名义上是维持地方治安，实际上是为光复河东而训练革命武装。此后潼关、娘子关均被清军攻占，一时间人心惶惶，反动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到处疯狂逮捕革命党人。太原失守后，副都督温寿泉率起义军南下，张士秀二次赴陕请援。12月27日，河东节度使陈树藩统率哥老会洪门头目——河东安抚使陈树发、阎飞龙等部众相继履约东渡到达蒲州。张士秀考虑到中路清军防守虚弱，便献计从中路进攻运城。1911年12月29日，秦陇复汉军一举攻克运城，1912年1月1日，运城宣告光复。运城光复后，秦陇复汉军司令陈树藩发布告示安抚民众，从陕西归来的张士秀也会同陕军将领召集会议，共同商讨组织机构的办法。司令官陈树藩当场宣称：“我等系客军，不便管理地方事务，应由当地人士组成机构，维持地方。”^[5]经过投票选举，议定由张士秀担任河东民兵总司令，总理地方军务事宜，王用宾担任兵马节度使兼民政长，负责管理民政、财政、盐务。另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地方银行并委派专人负责。

此时南京政府对山西革命态势极其关心，特派王北方到运城视察，了解阎锡山出走后的革命势力进展情况，并召集了有各军政负责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革命前途问题。与会者一致通过了组织统一领导机构的决议，由副都督温寿泉组织河东军政分府，组织豫晋秦陇联军以策应两省出境作战。河东军政分府成立后，公推张士秀为河东军政分府民政长，总理晋南民政兼管盐政。“此盐引岸，为山、陕、豫各半省，军兴后运销失常，陕岸概为土盐侵占，产运两商俱请求恢复，于是以报酬援晋及恢复引岸之名义，不收任何税款，赠送井勿幕、陈树藩部潞盐二千名(每名三万余斤)”^[6]。陈树藩将食盐运回陕西后，在关中遍开盐店，获利丰厚，并用此项收入购买了大量军火，极大地扩充了兵力。阎锡山得知此事后，严厉诘责张士秀等人，从此二人结下芥蒂。

河东军政分府成立后，鉴于太原南镇总兵谢有功为害地方，有急速消灭的必要，总司令李鸣凤统辖万余人到临汾、绛州一带与谢有功、陈政诗率领的清军激战。张士秀驻守运城，对前线所需枪支、弹药、食粮等尽力支援。同时，他到运城和王平政等人成立同盟会运城支部，到各县组建组织，宣传革命。

1912年7月12日，河东军政分府被撤销，副都督温寿泉委任张士秀为河东观察使，这就在事实上使晋军第一旅旅长李鸣凤控制了晋南地区。阎锡山回太原前，温寿泉曾电请袁世凯撤销副都督名义，得到了袁世凯的回电和嘉奖。阎锡山回太原后，立即派出马开崧、南桂馨等迎接温寿泉回省改任军政司司长。张士秀和李鸣凤等均劝告温寿泉不要上阎锡山的圈套，应在河东自立基础，但温寿泉不听。当时恰巧马开崧玩弄温寿泉手枪走火，击中温寿泉腹部。李鸣凤等因南桂馨为阎锡山亲信，便怀疑其有意行刺(马开崧与温寿泉私交甚好，所以在怀疑之外)，吊打南桂馨。直到温寿泉苏醒后，证明确实是马开崧玩弄温寿泉手枪时无意走火，而与南桂馨无关，南桂馨才获释。阎锡山为了独霸全省，早就把晋南民党张士秀、李鸣凤视为眼中钉。1912年10月，阎锡山借口统一全省财政问题，将原任巡警道的南桂馨改为河东筹饷局局长，企图从攫取河东财政入手进而扼杀晋南革命势力。南桂馨到运城组织成立了筹饷局，命令各县钱粮、地丁一律直接解局，除分府经费外，一律解省，每日与阎锡山往返密电数起。后来电文全都一字不漏地被翻译了出来，印刷成册公布民众，阎锡山不可告人的恶毒阴谋毕露^[7]。南桂馨在《山西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一文中说：“当时，李鸣凤旅有许多军官是同盟会员，也是我在第一标的旧同事，在友谊上有所往还，这本来是平常事，我并未介意。而李(鸣凤)、张(士秀)疑我对该旅军官进行挑拨离间，直接破坏成立第二师的计划，间接为阎(锡山)效力，遂以请我吃饭为名，将我拘捕，并派法官开庭审讯一次……我被拘月余，适逢杨彭龄到了运城，有事和李、张接洽，密派人问我有何嘱托，我即写了几句话，请他转交阎锡山，大意是请阎以山西全局为重，我个人的生死不必考虑，但李、张的事件，恐山西不能自决，应请中央处理。”^[8]阎锡山早就不满张、李二人在晋南的势力，遂以“南桂馨事件”为借口，故意大张其词地向袁世凯控告张、李二人，诬蔑他们违命不遵、反抗中央、密谋叛乱，请求讨伐。袁世凯原本就因张、李二人为同盟会会员，早已有意伺机铲除，于是在1913年春派晋、陕、豫三省出兵围剿。晋南镇守使张煌屯兵不进，而陕兵则临河观望，只派茹欲立调查，只有河南毅军统领赵倜(袁世凯心腹)连夜率军渡河到蒲州。张、李二人开始时准备抵抗，但王用宾以“众寡悬殊，徒使地方糜烂”为由，下令撤河口守兵，静候法律解决，这就使得赵倜不发一枪就控制了运城。张、李二人被拘捕入京，冠之以“称兵作乱、危害民国”的罪名，囚禁在北京宪兵营月余后，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审判长陆建章、副审判长陈登山判处张士秀、李鸣凤各囚禁于陆军监狱15年，南桂馨无罪释放^[9]。1914年4月，原北京军警执法处处长陆建章担任陕西将军，旋即赴陕镇压白朗农民起义。陆建章临行前保释李鸣凤出狱，张士秀也随之获释，二人随同陆到达陕西，被聘为威武将军行署谘议，住在西安暗中与关中旧友密谋反阎。

1916年，镇守使陈树藩驱逐陆建章离陕，代之为陕西都督。而陈树藩援晋时，曾得到张士秀赠盐之惠，因此颇为感激，便于1920年任命张士秀为陕西汉中道尹。1920年间，陕西靖国军与督军陈树藩为难，陈树藩电召李鸣凤入陕调解。李鸣凤到陕后，同情靖国军，四处奔走，各地军民又多愿听从其指挥。但此时陈树藩与阎锡山皆依附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彼此往来密切，暗地勾结派人于西安近郊将李鸣凤击杀^[10]。因当时张士秀也住在西安，和陈树藩往来密切，所以很多人怀疑张士秀与此案有关，李鸣凤家人对此也深信不疑，这就不但毁了与张士秀的儿女亲家，而且从此张、李两家断绝来往。

1924年，冯玉祥组建国民军，张士秀到军中探访旧友，返京途经河南新乡时，被胡景翼部中李鸣凤旧友杀死，声言是为李鸣凤报仇，时张士秀五十四岁。

张士秀自加入同盟会后，积极投身反清革命，辛亥革命时期为联秦援晋光复河东而奔走游说，不遗余力。在河东军政分府时期，善筹划，多谋略，练兵筹饷，扩充武装力量，组建地方行政盐政机构;还创办兴业银行，维持地方经济，发展实业，为河东的安定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局限性，张士秀在任期间，也曾镇压过晋南地方武装力量，随陆建章入陕后，参与了对白朗农民起义的镇压，这些应视为其生平的缺憾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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