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原名伟通，字蚀川，经商后改为石川。1890年1月1日(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蚕茧商人家庭。他自幼聪颖，性格豪放，争胜好强。十六岁丧父，跟随舅父经润三到上海。经任华洋公司的总经理，派他当“小写”。

张石川崇拜舅父，梦想将来也当上大买办，便在工作之余上夜校攻读英语。两年后，他当上了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买办。

清末民初，上海文明新戏(话剧)盛行，张石川的另一个在洋行当买办的舅父经营三，其时办了一个文明戏班“民鸣社”。张亦醉心于文明戏，常与当时的著名演员来往，并结识了著名的戏剧活动家郑正秋。1913年，美商依什尔和萨弗见张石川机警灵活，又与文明戏班有联系，便聘请他做“亚细亚影戏公司”顾问，主持公司拍片事务。张石川原来对电影事业完全无知，他与郑正秋、经营三商量后，竟毅然组织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编剧、导演、雇用演员和摄制影片的全部工作。

“亚细亚”的第一部影片是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难夫难妻》，故事“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直到把互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1]，表现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遭遇。这是我国摄制的第一部故事片。从此，张对电影产生了浓厚兴趣，干得更起劲了。当时，美国笑片在上海很受欢迎，他照猫画虎，连续拍了《活无常》、《二百五白相城隍庙》、《老少易妻》等十余部短片，大多是庸俗无聊或滑稽打闹之类的影片。参加拍片的多是演文明戏的演员。新民公司和演员订有拍片合同，对演员有极为繁琐的规定，如“角色轻重悉依公司指派”，“不准半途中止”等，如有违背，“重则罚洋，轻则记过”^[2]，等等。这种合约反映了张石川和经营三主持的新民公司对演员的苛刻待遇，具有很大的封建性。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胶片来源断绝，亚细亚影戏公司关闭，张石川改替经营三掌管民鸣社。不久，又给经润三筹办的新世界游艺场赚了一笔钱。

1916年，美国胶片输入上海，张石川凭他在“亚细亚”拍片的经验，凑了一笔款子，办起幻仙影片公司，拍摄了在舞台上轰动一时的文明戏《黑籍冤魂》。这部影片揭露了鸦片的毒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幻仙”资金太少，终因周转不灵而停业。

这时，经润三去世，其妻汪国贞让张石川帮助经营新世界游艺场，并委派他任经理。张学着经润三的手腕，到处耍噱头，后又帮汪国贞办起了一个“‘新新世界’，除了戏曲杂耍、溜冰场，弹子房……还开‘花榜’，选举上海名妓作‘花国总统’”^[3]以招徕顾客。后因他异想天开的花样过多，摊子铺得过大，又斗不过黄楚九经营的“大世界”，结果把汪国贞的两个游艺场都赔出去了。

1920年后，张石川又在富商何泳昌(以后成为张的岳父)的推荐下，充当瑞慎洋行买办。不久，再度与郑正秋合作，约周剑云、郑鹧鸪等人参加，发起组织了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但是，张石川把电影当成游艺场一样来经营，专以投机牟利为目的。初创时期，他提出拍片应“处处惟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粲，尚无主义之足云”^[4]，坚持要明星拍笑片、闹剧，不采纳郑正秋主张应摄“教化社会”的正剧长片的意见。因此，明星最早的四部影片，都是表现一些滑稽打闹或以惨无人道的杀人场面来刺激观众的低劣噱头。这些影片不受观众欢迎，以致营业失败。

但是，张石川决心终身从事电影事业，开始钻研电影艺术。他本来既不懂编剧，也不懂导演，只会模仿抄袭美国影片的情节和技巧。后得知一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电影教授格雷格雷来中国旅游，张立即请他到刚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讲学，传授编、导、演和摄影、洗印等方面的经验。他还从格雷格雷那里获得一批电影方面的书籍，日夜苦读，从此懂得了一些电影艺术的门路，开始同意郑正秋拍摄正剧长片的主张。1923年底，明星公司拍摄了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孤儿救祖记》。影片宣扬“惩恶”、“劝学”，故事情节曲折，富有戏剧性，颇能引人入胜。此片在艺术处理上也有新的突破，从剧本取材、服装到布景，都有较多的民族生活气息;表演上也摆脱了一些文明戏的夸张动作，使银幕形象在真实性和生活化方面都有提高。影片公映后，大为轰动，从经济上挽救了明星公司拍笑片带来的危机，使张石川尝到了拍正剧长片的甜头。同时，他也认识到，要继续拍摄正剧长片，必须有好的电影脚本和导演。为此，他聘请了在美国学过戏剧的洪深任编导，加强了明星公司的阵容。

从1924年到1928年，张石川和郑正秋连续合作编导了《玉梨魂》、《盲孤女》、《最后之良心》等二十多部影片。这些影片大都揭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妇女被压迫被凌辱的处境，描写了她们的不幸遭遇和悲惨命运。但张并不考虑这些影片的社会意义，而仍是以追求票房价值为目的，总以大团圆为影片的结局来调和深刻的社会矛盾。他认为：“不让太太小姐们流点眼泪，她们会不过瘾，说电影没味道;但剧情太惨了，结尾落个生离死别，家破人亡，又叫她们过于伤心，不爱看了。必须做到使她们哭嘛哭得畅快、笑嘛笑得开心。”^[5]他为迎合小市民观众的口味，又物色了一些“鸳鸯蝴蝶派”的文人给明星公司编写言情剧本，如包天笑写的《空谷兰》、《可怜的闺女》等。他自己也编剧本，常找人来说故事编戏，或翻看那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对哪一个情节感到有兴趣，便如痴如狂地编起戏来。

1927年后，正当一些投机商人纷纷成立影片公司，粗制滥造一些爱情风波的影片，以牟厚利的时候，张石川又花样翻新，抛出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运用电影特技手法，以刀光剑影、飞檐走壁来刺激小市民的好奇心。影片一出，远近轰动。《火烧红莲寺》连续拍了十八集，张获取了大笔利润。经张石川煽起的这种武侠神怪片妖风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恶浪，一时间，上海拍出的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余部，有的观众受到毒害甚至误入上山修道的歧途。接着，美国有声影片输入中国。1930年，张又抢先导演了以蜡盘配音的中国第一部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盈利甚厚。以后，他又亲自改编并导演了《啼笑姻缘》，先后拍成六集。

1932年夏，明星公司经理周剑云、郑正秋等感到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迫切要求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合作，通过洪深聘请夏衍等担任明星公司的编剧顾问，并组成编剧委员会。夏衍等人创作出《狂流》、《春蚕》、《前程》、《脂粉市场》等一批表现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生活和斗争的影片。这时，作为明星公司总经理的张石川，看到进步影片映出后，观众热烈欢迎，舆论大加赞扬，营业蒸蒸日上，既有名，又有利，甚为满意，认为非跟时代走不可。他支持左翼电影艺术家在明星公司拍摄了一些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影片。在一个时期内，明星公司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拍片阵地。

1933年10月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以监视、威胁、逮捕乃至杀害等手段迫害左翼文艺工作者，夏衍等退出明星公司，但暗中仍继续与明星的进步导演合作，拍出一批进步影片。可是，张石川看到左倾有风险，不是生意经，又向右转了。他吸收一些国民党御用文人到明星公司充当编剧，拍摄出鼓吹封建家教的《妇道》，污蔑和掩盖农村阶级斗争的《重婚》等影片。这一年，他还到江西去替蒋介石拍了一部纪录片《剿匪纪实》，宣扬军事“围剿”，受到蒋介石的召见。

1936年后，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高涨，明星公司在进步电影工作者支持下又恢复了编剧委员会，聘欧阳予倩主持，提出“为时代服务”的制片方针，拍摄出《生死同心》、《压岁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等一批电影史上璀璨的珍品。张石川为了谋求既能赚钱又不担风险的两全之策，他既走“进步”这条道，又不放弃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做法，仍抱着“鸳鸯蝴蝶派”或恐怖杀人的作品不放，甚至歌颂国民党反动法律的《永远的微笑》也出笼了。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占据明星总厂为兵营，经营了十五年的明星公司被迫停歇。张石川以从明星总厂抢出的机器和底片作价，加入柳中亮、柳中浩兄弟的国华影片公司。这一时期，张石川企图重整“明星”家业，窥测影片市场的行情，拍摄出不少宣传恐怖、色情或有封建毒素的影片。为了和“艺华”、“华新”、“春明”三家公司抢生意，争夺《三笑》、《碧玉簪》和《孟丽君》的拍摄权，他同时主持三个戏的摄制工作。他把自己变成了一架穿梭不停的机器，也把演员变成了终日转动不歇的机器，演员们随着他的吆喝，在摄影机前团团转。这样，创造了七天完成一部《三笑》的影坛奇闻，其粗制滥造也就可想而知了。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将上海的十二家影片公司合并，成立“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张石川先后担任分厂厂长兼导演、制片部长等职。日本投降后，张石川曾被指控为汉奸。他吓出了一场大病，从此一蹶不振，病卧不起。1953年7月8日去世。

张石川一生编导了近一百五十部长短故事片，其中虽有揭露社会黑暗的若干部进步影片，但绝大部分是迎合小市民趣味，低级粗劣，甚至反动有害的影片。他四十年的电影生涯，既反映了他个人见风转舵、唯利是图的本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旧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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