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名辉沣，又名绍良，号义痴。湖北沔阳人。1874年5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三十日)生于一个小商家庭。四岁发蒙念书，十九岁参加州试，因不满科举制度，携白卷出场。二十岁读《左传》中“思小惠而忘大耻”，萌发民族救亡意识。因久病在家，一面读书，一面经营本家店务。1898年“戊戌变法”，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逐渐关心时局，并学习技击之术。1901年，赴荆宜以鬻书画为生，两年后在向家祠堂讲学。他发奋读书，阅览新书新报，立志要干一番事业。

清政窳败，民族危机空前深重。张难先在革命潮流影响之下，深感救国之道，非打倒封建帝制不可。1904年2月，他赴省城，结识各界知名人士王怒涛(王汉)、宋教仁、胡瑛、刘静庵、吕大森、朱子龙等人，发起组织了湖北第一个反清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事革命活动。他与朱子龙、胡瑛等人投入第八镇工程营当兵，与士兵联络，宣传革命思想，士兵多受感奋。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派宋教仁赴长沙与华兴会取得联络，谋于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寿辰之日，在湖北、湖南同时起义。因缺乏经验，谋事不密，被湖南巡抚陆元鼎侦悉，起义尚未发动即告失败。张难先知事暴露，与刘静庵烧毁册籍，通知有关同志走避。宋教仁、胡瑛去日本，张折回沔阳，科学补习所亦被查封。风潮过后，张难先和刘静庵继续在圣公会胡兰亭主教所办的“日知会”内集结同志，图谋再起。

1906年，张难先受黄福、王劭恂之聘，在沔阳仙桃镇办集成学校，任校长，传播革命思想。这年冬，湖南萍浏醴起义，张赴省城与刘静庵策划响应。此时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闻讯派胡瑛、朱子龙、梁钟汉返鄂联络。但因叛徒告密，刘静庵、胡瑛等八人相继被捕。张难先刚由仙桃镇至武昌，当即避入谭少卿家，挚友石昌麟劝其去日本避难，并出资路费。张难先以被捕同志亟待营救而谢绝，并于当晚兼程回沔阳，不幸在沔阳集成学校被捕，押往武昌巡警道候审。张在狱中大义凛然的供词，清湖广总督张之洞看了也感到惊异。翌年春，因大病被黄福、王劭恂等保释出狱就医。他续办集成学校，秘密宣传革命。嗣后他任沔阳勤业蚕业公司经理，以掩护革命活动，并筹措经费。

1911年夏，张难先到武昌奔走党务，与共进会、文学社两革命团体经常磋商，十分活跃。10月10日武昌首义告捷，成立军政府，季雨霖任安、襄、郧、荆招讨使，张难先被聘为顾问，随季到仙桃镇。季力单势孤，掌握的军队很弱，张乃说服刘瑛、梁钟汉、李亚东率部归季领导，先后溯汉水而上。其时攻打荆州的唐牺支告急，季、张率部支援。季误听人言，怀疑唐部有变，电张难先派胡玉珍营攻打唐部。张即电季劝导，避免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自此张与季意见不合，遂辞去顾问职务。

1912年6月，张难先至武昌，先在胡瑛等人组织的文学会讲学数月。翌年，继任模范讲演团讲员、团长。1914年9月起执教于湖北省立模范小学。1915年夏，张去北京，适值筹安会成立，鼓吹帝制甚急，张愤然回乡，以课徒授业和灌园卖菜度日，并密谋讨袁。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继续控制北京政权。孙中山于1917年南下护法，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张难先颇为兴奋，慕名而去广州。但他感到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官气逼人，令人作呕”，即留书汪精卫而回鄂。在广州时，张阅到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开始接触新思想。

1920年，张难先认为俄国革命成功，“学说新奇”^[1]，乃赴北京，求学访友。在北京时，适逢杜威、罗素来华讲学，张每夜都去北京大学听课。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梁漱溟、蔡元培、李四光、胡适之、李济深等，并经常往来论学。为维持生计，他一度充当参谋部录事，缮写书文。1922年夏，黎元洪继徐世昌任总统，聘张为顾问。他反对黎为总统，乃退还聘书，趁奔弟丧之际返回沔阳。翌年，张难先应李济深邀请去广东肇庆，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

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速了革命步伐。对此，张难先由衷赞同。他公暇之余常与邓演达交谈，获益甚多。1924年秋，张随李济深至梧州，任广西梧州善后处参议。1925年10月，任广西榷运局局长，努力革除陋规。1926年1月，广州国民政府南征告捷，张被任命为琼崖各属行政专员。他在海南常以青衣小帽走访民间，体察民情，并惩办了一些土豪，改革了一些陋习，深得民心，在国民党内博得了较高的声誉。

1926年11月，张难先调至国民政府监察院任委员职，翌年6月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厅长，同时兼任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和宣传部长。数月后，张辞职回鄂。此后，国民政府委张为湖北省政府委员、财政厅长兼党部党务委员，张屡辞不获，及至1928年3月才到任。他以“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为座右铭，大力整理财政收入，罢免贪官污吏，任用贤能，因而使湖北财政一时大有起色，为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宗仁、湖北省政府主席张知本所称道。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张因不满这种内部混战，愤而辞职。蒋介石打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后来到武汉，多次派人劝张复职，张坚辞不出。1930年1月，张应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之邀，出任铨叙部长，负责审查政府及五院职员任免。12月，蒋介石标榜“修明地方政治”，任他为浙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张难先愤慨万分，曾电请蒋介石“通电全国总动员，先从党员、公务员编练，以普及民众，准备出全国之力以抗日”。他还促蒋“通电罪己，与民更新，并亲自统大军驻平津，予日寇以迎头痛击”^[2]。张率先行动，令省垣各机关职员接受军事训练，亲自与各厅长俱学习兵操。张的抗日言行为蒋所不满，12月，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职。

张难先卸任后，于1932年初游洛阳、郑州等地，沿途宣传抗日。在郑州，张再次劝蒋抗日：“时事至此，不下决心奈何?”^[3]至西安时，张应杨虎城之邀在各界欢迎会上讲话，认为应当全国总动员起而抗日。

但是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加紧“围剿”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1932年7月，蒋介石在武汉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委张难先为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其时徐源泉部攻打洪湖赤卫军，将段德昌的妻儿老小十二人捕来，并以贺龙妻子提报邀功，蒋介石将此案交张难先迅速处决。张认为，两军相斗，不应罪及家属、民众，乃千方百计地保护段德昌妻室儿女等亲人，并将其全部无罪释放了之。豫、鄂、皖三省“剿匪”司令部秘书长杨永泰及徐源泉等人对张如此了结此案，甚为不满。此后张与杨永泰之纠葛日增。

张难先与杨永泰之间的矛盾，终因湖北附加提款一事而日趋表面化。张认为湖北附加提款是湖北民众为防洪抗旱、修建江河堤坝而提交的血汗钱，它只能用于修建江河堤坝，反对蒋介石、杨永泰提取此款作为内战军费。为此，张与蒋当面顶撞，并愤而出走北平。蒋电请张复职视事，张答称：“必欲吾回，须收回由我移交提款成命，及党政委员会结束后，再不拉我入政界，始可。”蒋复电说：“如约。”张难先再次回湖北，蒋要他去南昌办案。他在南昌又发现杨永泰不法之事多起，张与杨当面争执，后又与蒋介石抗争，蒋继续袒护杨永泰一伙。张遂辞职返回故里，不再过问政事。

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张难先赞赏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钦佩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宽大胸怀。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大声疾呼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同年12月，蒋介石为了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请张难先、严重、石瑛(时称“湖北三怪”)参加湖北省政府，张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张与来到武汉的董必武会晤，积极赞同国共合作举办湖北省应城县汤池合作人员训练班。1938年8月，敌机轰炸武汉，省政府迁往宜昌。次年湖北省政府再次改组，严重任代主席兼建设厅长，张难先任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1942年5月，张难先由恩施至重庆，先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四届参议员，多次往访董必武，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本投降后，他认为：“吾国此次在中共努力及盟邦翼蔽之下，得免亡国，并结胜利之果，今后应卧薪尝胆，努力建设。”^[4]

张难先被选为“国大”代表，于1946年11月赴南京参加国民大会。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国民党民主派的反对，要在大会上通过一部宪法。张在会上发言，力主这次会议要以调解为中心，商得国共和各民主党派都能接受的方法，和平解决争端。他的发言见报后，遭到国民党部分报纸的恶言攻击，被诬蔑为“秦桧论调”，为“共产党帮腔”。1948年5月，蒋介石当上总统后，电请张难先任“国策顾问，聘书即到”，张予以谢绝，并将聘书、薪俸领条原件退回。他在武汉协同李书城等人发起“和平运动”，成立了“和平促进委员会”，敦促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条件，与共产党谈判。其时，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节节败退，又拒绝签订国共和平谈判协定，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即解放了南京。驻守武汉的白崇禧见大势已去，扬言要炸毁张公堤、武泰闸、水厂和电厂。张难先和李书城等一道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迫使白崇禧放弃炸毁这些地方的阴谋。张难先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同李书城等地方著名人士一道，冒着被特务暗害的危险，将和平促进委员会改组成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设总会在汉口市商会内。张还兼任武昌、汉阳的工作。根据市内已经出现的许多混乱情况和估计到可能发生的问题，张难先与李书城共同署名写信给白崇禧，要求他在撤走前维持好武汉的秩序，并保证不加破坏。当国民党特务悍然对武汉知名人士王际清、贺衡夫抄家时，张难先为王、贺两家之事亲自去找白崇禧，当面提出抗议，并质问白崇禧：老百姓“搞治安也犯了法吗”^[5]?

在武汉临近解放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张难先不顾年高，巡视武汉三镇，并将一千多个臂章发给救济委员会会员佩戴，以便分布市区维持治安活动;同时派三十余人张贴布告，还用汽车向市民散发传单，因而武汉人心十分安定。

5月16日人民解放军进占武汉。6月6日各界群众召开庆祝大会，张难先在会上讲话歌颂共产党和解放军。武汉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时，张难先被聘为参议。9月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是年，台湾派特务分子来汉谋害张难先，张三次遇险。1951年12月，张致书周恩来转毛泽东，建议精简一些不必要的机构，得到毛泽东“唯这是可暂不可久，可紧不可松”的肯定，要求各地切实实行。张的建议得到如此重视，盛赞中国共产党采纳意见“真可谓从谏如流”。1954年秋，张被选为湖北省人民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1955年后，张难先长期住在北京。1968年9月11日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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