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0年父亲病故后，继其父主持塾馆。1902年被选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以学习成绩优异，被选送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这时，他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1904年在东京中华留日学生会上，他提出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的主张，被清政府驻日公使派人押送回国。回国后，先后任四川顺庆府官立中学堂正教习、成都游学预备学堂训导长。1906年回南充，创办南充民立两等小学、南充县立高等小学及南充端明女学。1909年10月，四川省咨议局成立，南充地方公推张澜出任谘议局议员，他推辞未就。张澜与谘议局正、副议长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是至交，常跟他们一起参加立宪运动。
 1905年四川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名曰官商合办，实则一切由官方把持。1906年末，川汉铁路完全归为商办，实权则落入立宪派士绅手中。1911年初，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借款合同，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建议以借款为资本，实行铁道国有政策。清政府于5月9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的上谕;20日又与英、美、法、德四国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合同”，向帝国主义拍卖铁路权利。清政府这一劫掠和卖国的行径，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临时会在成都开会，张澜作为南充的代表出席。会上成立了保路同志会。8月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各府县的代表，张澜上台致答辞，鼓励群众同心协力，为保路废约而斗争。次日召开股东会成立大会，张澜被推为副会长。与此同时，清政府又强行接收了川汉铁路宜昌分公司，并要以川款继续开工修路。于是，自8月下旬起，成都民众开始罢市、罢课，进而实行抗粮抗捐。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借口谈判，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领蒲殿俊、张澜等人诱入督署加以逮捕。张澜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筑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1]。赵尔丰无言以对，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张澜凛然不屈。随后，由于赵尔丰的血腥镇压，四川形成了带有全民性的大起义。清政府下令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前往镇压。端方入川，更加激起四川人民的愤慨，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张澜等被释出狱。
 10月，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张澜出任军政府川北宣慰使，成立了护卫营，刘湘任护卫营营长。张澜到南充设立了川北宣慰使署，先后与地方人士共同发起创建南充县立中学校、南充实业学校，还创办了南充果山蚕业社，发展实业。
 1913年4月，张澜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到北京出席会议时，由蒲殿俊介绍加入进步党。6月，进步党四川支部开临时大会，张澜被选为常务员。袁世凯上台后，大搞专制独裁，1914年1月下令解散国会。张澜失望之余，重返四川，接任南充中学堂校长。护国战争打响后，张澜联合驻防川北的第三师师长钟体道，以及川北全部、川西大部武装民团通电响应讨袁，并在南充宣布独立，赶走当地驻防的北洋军。
 讨袁战争结束以后，川军形成两个军事系统：一个以依附北洋派的刘存厚为首，一个以拥护西南方面的熊克武为首。1916年张澜任嘉陵道道尹。1917年11月，北洋政府任张澜为四川省长。12月刘存厚任四川督军。1918年初，滇黔军会合熊克武的川军占领重庆，赶走北洋军。2月，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张澜出走。不久，到北京居住。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张澜支持新文化运动，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留法勤工俭学进一步开展时，他积极鼓励和支持青年出国留学。
 1920年春，张澜因奔母丧回到四川。随后几年，他在故乡南充大力兴办教育，联合地方人士成立南充地方自治筹备处和讲习所，创办《民治日报》，鼓吹地方自治。当时川北一带苛捐杂税很多，张澜曾公开出面号召市民和学生罢市、罢课，抵制捐税，并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对军阀官吏的贪污进行揭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过一些人的不法行为。
 1925年7月，刘湘兼任四川军务善后事宜督办，成为四川军政的中心人物。同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在刘湘主持下召开，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大学，并任张澜为校长。
 成都大学设文、理、法三院共十二个系和文、理两个预科，学生一度达二千余人。张澜就任校长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方针。学校除网罗四川各方面有学识的专家来校讲课外，并派专人到省外各地聘请国内外有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外语、物理等系先后请有外籍教师二十余人。在思想和学术研究方面，张澜主张学习蔡元培办北京大学的榜样，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各党各派兼收并蓄。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1927年四川各军先后投归国民党，同蒋介石一起公开反共。此后，四川各学校一律要进行党化教育。张澜不以为然。7月24日，学校出了一张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2]
 当时成都大学社团林立，但主要是三大派：一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二是国家主义派的惕社，三是国民党的健行社。张澜说，他主张各派争鸣。在他的支持下，以社会科学研究社发展最快，影响最大。1928年2月，成都反动军警借口学生闹事，制造了“二一六”惨案，屠杀学生十四人，其中有成都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社成员六人。张澜愤而辞职，经全校师生挽留才复职。复职后，他立即派人通知一些离校的进步学生暂缓到校，以免被害。另一方面，他又限定学生在校内只能进行革命理论的研究，不能进行实际的革命活动。但是，国民党特务却连这种研究活动也不许可。他们用各种方法打击张澜所主张的思想自由和学术研究自由，终于迫使张澜不得不于1930年下半年离开学校。
 张澜回到南充后，继续办中小学教育。四川连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十分艰难。他在《乡居杂感》中描述当时教师的境遇说：“乡村学校尽萧然，旧款犹亏新款悬!多少教师饥欲死，还须忍苦待来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东北，国土沦亡，他满怀忧国忧民的感情，又写诗说：“眼前百事尽悲观，薄酒孤斟强自宽。忽念方张华北寇，又令通夜寝难安。”
 1934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四川省主席刘湘奉蒋介石之命进行阻击。与此同时，刘湘成立了安抚委员会，聘请张澜任委员长。红军长征离开川北后，张澜率调查组前往川北一带进行调查。当地农民有口皆碑，无不称赞共产党和红军，使张澜受到很大教育。1935年秋，张澜在成都与邵从恩、卢子鹤等发起组织“四川省乡村建设期成会”，提倡推广乡村建设运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与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接触较多，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进一步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反动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张澜对此极为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为了促进统一团结，共同抗日和实施宪政，同年11月，张澜和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为“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3]。要求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一切抵触宪法之设施和法令，应即中止和宣布无效，凡遵守宪法之各派，一律以平等地位公开存在。这期间，张澜常常在公开场合指摘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措施。有的特务分子记录他的讲话后，要他签名，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肆意摧残民主，消灭异己力量，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也采取高压政策。1941年3月中旬，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一个第三者性质的政治团体——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秘密成立。执行委员有黄炎培、张澜等十三人，主席为黄炎培。不久黄辞职，张任主席。9月18日，民主政团同盟在香港创办的《光明报》出版。10月10日，公告同盟成立，并发表了十大政纲。张澜代表同盟在重庆招待记者，宣布同盟成立经过及其政纲，说同盟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严正立场，受到人们的赞扬。
 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十一中全会关于实施宪政的报告言行不一，戳穿他们的假民主，真独裁。结果被禁止发行。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了扩大组织，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议取消“政团”二字，以便吸收个人会员;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推选张澜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要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张澜在会上提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主张。这次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主席。12月，他又致函国共两党，对团结问题、民主问题、军事问题及国家建设问题提出了意见，并请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旦下令停战。
 1946年1月，张澜以民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他为了贯彻政协决议，争取国内和平，极力促进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7月中旬，民盟中委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遭国民党特务暗杀。8月18日民盟在成都召开追悼会，张澜在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声泪俱下。散会时，遭特务凶殴，打伤头部。会后记者访问他时，他说：“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4]11月中旬，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要通过蒋记宪法，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张澜在重庆打长途电话给南京的民盟总部说：“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5]后来，民盟拒绝参加这次伪国民大会，并通过决议将背叛民盟立场、参加伪“国民大会”的民社党清除出盟。12月，张澜由重庆抵上海。在民主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会上，他阐明了民盟不参加伪“国民大会”的理由，强调和平、团结，反对分裂、独裁，并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以达到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目的。
 1947年1月，民盟在上海召开一届二中全会。张澜在开幕词中说：“我们宁可长期不参加政府，而断不可一旦失去自己的立场。”在闭幕词中，他又号召民盟成员“把已被蹂躏的政协精神复活”，“继续为政协精神而奋斗”。这时，国民党一方面疯狂地进行反革命内战，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加强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民主运动。民盟被诬蔑为“奸盟”，各地民盟所办报刊全部被查封或被迫停刊，一部分盟员和地方负责人被捕被杀。因国民党迫害加剧，民盟中央领导成员间的意见愈加分歧，有些人倾向妥协。10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的军警包围了民盟南京办事处，同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5日，民盟总部被迫声明解散。7日，张澜发出呼吁，吁请民盟盟员在合法范围内，继续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民主而努力。
 1948年1月5日，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在香港主持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紧急声明，否认民盟总部发表的解散声明，通过了政治报告和宣言，公开声明要“与中国共产党实行密切的合作”^[6]。会议还决定主席一职暂由沈钧儒、章伯钧等中央常委轮流代理。这时张澜在上海也积极募集经费，支援香港民盟总部的活动。同年冬，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1949年3月间，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疗养院劝诱张澜追随蒋介石，张澜严词拒绝。国民党武装特务一度冲进疗养院，意欲挟持张澜逃往台湾。张假装病重不走。但从此被软禁在病房里，失去行动自由。直至5月上海解放前，经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张澜始脱险出院。6月，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0日，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954年，张澜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了制定宪法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9日，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
 张澜的著作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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