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絅伯，名晋，早年曾用字炯伯。1885年9月4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张让三，曾任清政府外交官薛福成的秘书，随薛出使英、法等国，也是上海南洋公学创办人之一，晚年当选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多年^[1]。张絅伯少年时就读书塾，二十岁进上海南洋公学求学。二十三岁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一年后因母病回国^[2]。此后自学英语及经济、法律等学科，达到一定水平。1910年至1920年，先后在宁波第四中学、海关学堂、商业学校及杭州浙江专科学校、浙江高等学校等校任教职。

1921年，张絅伯通过父亲的学生、曾任北京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介绍，赴哈尔滨盐务稽核处任副稽核员。一年后随李到天津任财政部秘书。1923年又经李推荐，去山东青岛筹设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分行(总行在北京、天津、上海设有分行)任经理。由于他善于经营，业务发展迅速，吸收存款最多时达百余万元，居当地私营银行的首位。青岛早年曾被德国侵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而代之，不久英、美资本逐渐渗入。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政府后，1931年11月任命沈鸿烈为青岛市长。为抵制外商在青岛的经济势力，沈组织青岛繁荣促进会，委张絅伯为主任。此时明华银行总行改设上海，由张任总经理，但明华的业务重点仍在青岛，张兼青岛分行经理，来往沪、青两地。1933年起张集资三十万元，在青岛的风景区炮台湾附近，建造旅馆“东海饭店”，饭店内部设备讲究，与当时日商经营的栈桥青岛大饭店进行竞争。但青岛旅游业季节性强，东海饭店建造后每年仅在暑期营业两三个月，且“九一八”后时局不靖，游客稀少，以致亏损累累，而张本人资力不足，捉襟见肘，疲于支撑。1934年，在全国工商业不景气的浪潮冲击下，张的企业岌岌可危。其时，国民政府宋子文系统的势力正谋趁机控制青岛金融，见危不救，张氏企业终告垮台。1935年6月2日，明华银行青岛分行和东海饭店同时倒闭，宣告破产清理，折价清偿。同时也波及上海钱庄业，数家钱庄被拖倒清理^[3]，影响十分严重。张絅伯从此赋闲在家。

1937年抗战军兴，张絅伯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不久携家从青岛迁返上海。他平时与盛丕华、包达三等人友善，交往密切。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官僚、军阀假借“接收”名义，残酷掠夺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昔日在青岛时，张曾身受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排挤，此时更痛恨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实行独裁的反动政策。1946年，为了谋求和平、制止内战，周恩来、董必武率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国民党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往来于沪宁之间。周恩来在上海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办事处，经常会见上海各界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张絅伯也常参加。在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感召下，张开始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并加入了刚从重庆迁沪的中国民主建国会。6月23日，张絅伯和盛丕华、包达三、马叙伦等十一人接受上海五十多个团体的委托，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赴南京向国、共及美方马歇尔三方面表达全市人民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坚强意志。当天上海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随后护送代表团在北站上火车^[4]。车到南京下关下车时，代表团成员遭到大批特务的殴打，部分代表受伤。次日商讨对策时，有人主张特务打人应诉之于法律，但盛丕华认为：如此将拖延时日，我们为和平请愿而来，被打之事不计较。张絅伯、包达三表示支持以争取主动。然后即照原计划进行，向三方表达了请愿^[5]。在回沪前夕，周恩来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并作报告，阐明当时形势和未来新中国的光明前景，给大家以极大的鼓舞。此后张絅伯以更大的爱国热情，不遗余力地投入了反蒋民主斗争。经常在工商界人士见面时和聚餐会上，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国民党当局反动行径;曾多次以交通大学老校友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回交大或在沪地各大专院校如大夏、大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处向青年学生作时事形势的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1946年9月23日，沪上各人民团体代表举行会议，响应美国三十五个城市的进步团体发起的“美军退出中国周”运动，决定是日起举行“美国退出中国”宣传周。会上推出沈钧儒、张絅伯、章伯钧等为筹备人^[6]，组织有关活动。1947年6月26日，沪地民主人士在交大召开“要求民主是否有罪”的公断会，市长吴国桢自知理屈而逃会。张絅伯在会上继陈叔通、马寅初之后发言，痛斥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政策。他也曾多次掩护和帮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他的这些行动，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香山路家门口经常出现国民党特务的魍魉鬼影^[7]。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根据中共地下组织秘密散发的宣传材料精神，夜以继日地写成讲演稿，在各种场合作为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1948年底，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离沪去香港，不久搭船在山东解放区的烟台登陆。1949年初转经天津，到达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受到了中共领导人的欢迎和接见，并出席检阅解放军的仪式。4月15日，张絅伯、盛丕华、包达三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8]，席间张絅伯等与会者就工商、财经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建议和意见，受到重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他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盛典，历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1958年因胃癌进行手术治疗，1969年1月2日旧病复发在京逝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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