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江，名人杰，谱名增澄，字静江，浙江吴兴人。1877年9月19日(清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生。其祖父张颂贤，以经营丝、盐起家，在杭、嘉、湖及上海等地均有资产。父亲张定甫，继承祖业，为当地巨富。张静江年轻时得当地名师授业，课读诗书，但不愿受科举之苦。自十九岁起患骨痛症而行走不便，并因眼疾而视力受损。二十岁时他父亲以十万银两为他捐得江苏候补道衔。他在家以书法、绘画自娱，并爱好文物古董的鉴赏。

1902年，张静江随同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至巴黎，任公使馆商务随员。他考察法国市场，发现中国货物很受欢迎，但均为日商垄断，乃决意集股创办一个公司以发展中国对法贸易。翌年，张回国招股集资，但国内无人肯冒险投资。后来其父出资三十万银两，支持他在巴黎开办独资经营的通运公司。张看准市场需要，以经营文物古玩为主，兼营丝、茶、绸缎，获利颇丰;不久便在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扩大经营。

张静江在国外任职、营商的同时，对近代西方新思潮颇感兴趣，尤其崇尚法国盛行的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深感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窳败，乃倡言反清革命，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清言论，自诩为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但张是一名清政府驻法公使馆的官员，许多人怀疑他居心叵测设计陷害人而不敢与他交往，有的人还误认为他是奸细而要打他。他虽然苦恼，但热忱不减。他与旅法的吴稚晖、李煜瀛等人在巴黎成立世界社，刊行《新世纪》周报、大型美术画报《世界》，出版《新世纪丛书》，鼓吹无政府主义。在这些书刊中，广泛介绍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壮举，抨击清王朝封建制度的陋弊，号召进行社会革命。这些言论与当时同盟会《民报》的主张相呼应，在海内外影响甚广。

1906年春，张静江在一次旅途中偶遇在欧洲进行革命活动的孙中山，即倾心表白自己“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1];还对孙说，如革命事业有需要，愿悉力相助。他当即留下通讯地址，相约通电暗号：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孙中山对此颇感惊奇。翌年，同盟会东京本部经费窘迫，筹款无着，孙中山向张试发一电，只写“C”字。张接电后即汇出三万法郎，使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大感意外。1908年3月，孙为筹集广东和云南起义的经费，又先后以“A”和“E”电张，张即汇出一万法郎和五万法郎。事后，孙中山让胡汉民代笔函张，详述起义受挫及款项开支情况，张复信说：“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2]此后，张继续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拨助巨款，包括资助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吁报》等。尽管通运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张仍慷慨捐助不辍。

张静江对于孙中山创立的革命政党“同盟会”表示拥护，先于1906年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惟未举行入盟仪式。翌年6月在香港养病时，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人胡汉民、冯自由请他补行入盟手续。张看到盟书中有“当天发誓”字样，即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3]张于是履行了入盟手续，成为同盟会正式成员。

辛亥革命起，张静江正值回国之时，即在上海寓所支持陈其美等人在苏、浙各地发动起义，并资助东北革命党人蓝天蔚等在上海购买枪械。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提请张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总长，张坚辞不就，只是捐献巨款给临时政府充作军饷。1913年“二次革命”时，他也积极支持，在陈其美率军进攻江南制造局时，还亲赴前线激励将士。“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掩护革命党人疏散逃亡，一一给予川资和生活费。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中华革命党，他不顾意见分歧而坚决支持，并表示允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愿为革命继续效力。1920年，他与戴季陶等人主持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为孙中山筹措革命经费。他一如既往地资助革命，颇受孙中山和众多国民党人的尊重，被孙誉为“革命圣人”^[4]，孙并题赠“丹心侠骨”。在实行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高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但是他对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大不以为然，只是不便顶撞。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先后发生了廖仲恺被害事件、西山会议事件、中山舰事件等，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日益尖锐，蒋介石在这些事件中崛起。1926年3月，在上海的张静江闻悉蒋介石在一手发动的中山舰事件中，既打击了共产党人、驱逐了苏联顾问，又迫使汪精卫称病匿居不出，担心蒋处境不利，便不顾腿疾立即南下，为蒋进一步攫取领导权出谋划策。张与蒋早在十几年前结识于上海，相交甚笃。张静江对蒋能时加规劝、指点和资助，曾撮合蒋和陈洁如的婚事，使蒋常怀“敬惮之心”^[5]，而视之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如今张静江到广州后，除赞赏蒋介石之所作所为“极称为天才”，还鼓励蒋进一步“止其(中共)包办之运动而约束之，必可就绪”^[6]。他们竟日密商反共计划，于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规定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在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的数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不得担任“中央机关之部长”，等等。于是蒋介石得以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职。《整理党务案》还决定设立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一职，张静江被举任此职。7月6日，他以身患痼疾请辞主席职，改由蒋介石担任;但蒋率师北伐，主席一职又请张“代理”。张为蒋坐镇广州主持中央党部，支持组织部代部长陈果夫等反共。后来陈果夫回忆说，张居守中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清党的基础由此奠立”^[7]。

北伐战争未及半载即底定湘、鄂、赣、闽诸省，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广州迁往武汉，但蒋介石欲以南昌为首都，引发了一场迁都之争。张静江离粤北上后，即留在南昌拒去武汉，以支持蒋介石。他还与蒋谋划镇压工农民众运动，打击国民党左派。对于1927年3月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拒不出席，而是随同蒋介石去了上海，连日召开秘密会议商讨“清党”反共。4月2日晚，张出席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8]，同陈果夫等人提出了《共产党联合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的议案^[9]，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查办共产党》呈文，“递交中央执行委员会”^[10]。9日，张静江又与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等发出“护党救国通电”。在上海与蒋介石发动清共反共政变作了周密部署后，张静江便于10日回到家乡吴兴南浔。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张静江出任浙江政治分会主席，继而又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他颇想在乡梓有所作为，以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优先发展铁路为号召，兴建杭州至江山的杭江铁路;又在全省修筑公路，发展交通事业;还筹建杭州电厂;开办全省电话通讯事业。1929年他发起举办规模盛大的西湖博览会，吸引全国工商界来参展、交流。但他好大喜功，资金匮乏，财政窘困，为应付各项建设需要，便巧立名目开征“建设特捐”、“建设附捐”、“土地测绘费”、“水利费”、“积谷”等等，加重了民众的负担。

张静江主政浙江，以国民党元老、蒋介石兄长自居，遇事常好独断专行，对不合己意的官吏任意撤免，对南京政府的政策法令常常置之不理，就连蒋介石的意见也不放在眼里，以致四面树敌，日趋孤立。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下令改组浙江省政府，张静江被“劝”辞职。

张静江早在1928年2月就任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他本想在各地兴建一些经济建设项目，但几个月后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决议“建设委员会应将属于各部主管事业分别交各部接管”^[11];加以蒋介石倾力进行内战，财政支绌，无力投资重大建设项目，故张静江主持的这个建设委员会形同虚设。1931年11月，以宋子文为委员长的全国经济委员会成立后，建设委员会更是有名无实。但是张静江说：“总理说过的，革命就要建设，不建设革命就要失败。因此我党政军都可不管，惟有建设，我是一定要干的。”^[12]他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淮南矿务局，组织开采淮河南岸九龙岗的煤炭;继后又设立淮南煤矿铁路工程处，拨款修筑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铁路(215公里)。他还发起成立商办江南铁路公司，修筑南京至芜湖再达宣城展至孙家埠的轻轨铁路。建设委员会还先后改建南京下关和常州戚墅堰发电厂。但是他在政治舞台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兴办诸事，举步维艰。他意态消沉，身体也越来越弱，常对亲友说：“不要做官，没有做头!”^[13]

淞沪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军气焰嚣张，江南硝烟弥漫。张静江一时感到前景暗淡，便把建设委员会所属的淮南煤矿、下关电厂等几个公有企业擅自作价售予宋子文经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所得之款分发给建设委员会各部门员工作疏散用。此举舆论哗然，蒋介石亦恼怒不止，决定撤销建设委员会。张静江则携眷乘轮离沪先至香港，翌年8月赴欧，继而前往美国，寓居纽约。

张静江自1932年起吃斋，1936年起念佛。他的足疾发展到瘫痪不起，后又双目失明。虽然他仍被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8年蒋介石当总统时还聘他为“总统府资政”，但是实际上他早已在中国政坛上销声匿迹。

1950年9月3日，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逝。蒋介石在台北为他举行追悼会，亲书“痛失导师”以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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