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我国近代知名实业家、教育家。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张五岁入塾，十六岁中秀才。1874年外出谋生，初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1876年去浦口，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办理公文，1880年随军移驻山东登州(今蓬莱)。1881年袁世凯投庆军，张謇与袁相识，并为袁修改过文章。

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张謇随庆军开赴朝鲜，因办事干练，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张謇曾代吴长庆草拟了关于时局问题的条陈，受到当时任军机大臣工部尚书翁同龢的赞许，但被北洋大臣李鸿章斥为“多事”。1884年5月吴长庆归国，不久病故。张謇离开庆军。

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府乡试，中举人。在此后的十年中，他除四次赴京参加会试，一度应孙云锦邀请参加开封府幕外，主要掌教于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崇明瀛州书院。中法战争后，张謇鉴于“国势日蹙”，在实业救国思潮影响下，有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任须士大夫先之”的思想^[1]。

1894年4月，张謇再次赴京参加会试，考取一甲一名进士(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边疆紧急，张曾上疏痛劾李鸿章奉行妥协政策，“战不备，败和局”^[2]。张謇目睹国事日非，京官疆吏不足为谋，虽科举成名，却不愿以此求官，而另走兴办实业和教育的新路，“以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3]。

1895年初，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派，在通州海门地区主办了几个月的团练。同年4月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有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的条文。为了在外资输入前抢先一步，张之洞要求张謇招商集股在通州创办纱厂。不久张之洞调职，张謇又得到继任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

他把筹建中的纱厂取名“大生”。自1896年9月在通州唐家闸规划厂基，到1899年5月纱厂建成，其中遇到不少困难。首先是筹集资金不易，有钱人对于把大宗款项交给一个书生去办厂，心怀疑虑。加之当时上海棉纱市场萧条，为纱厂集股尤难。其次，通州和上海的董事之间，在是否领用官款买来的机器和承担投资份额上意见相左，结果上海的董事退出。再次是工厂短缺周转资金，刚投产就面临关厂的威胁;想把工厂出租，又遭到商人的压价。但这些困难经过张謇等人的努力都一一克服了。

大生纱厂1899年5月建成时，有原始资本445，100两，纱锭20，400枚。投产后，在较短期内，就经受住了洋货和洋商的竞争，年年盈余。这是因为通州地区具有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张謇正是凭借这些条件使大生厂的利润常比他厂为高。为了增加利润，张謇等人对改进经营管理也很注意。

1904年，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63万两，增加纱锭20，400枚。1907年，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市)办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000枚。从1899年到1913年大生厂共获净利约540万两，发展成为拥有资本200万两和纱锭67，000枚的大厂，是“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4]。

为了使大生厂能自成系统，张謇还陆续创办了其他企业。为增加棉花来源，1900年办了通海垦牧公司;为解决棉籽出路，1902年办了广生油厂;为了解决原料和产品的运输问题，1904年办了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和天生港轮步公司;为了维修和制造机器设备，1906年办了资生铁冶厂等等。

张謇为实现以实业所得兴办教育和用教育来改进实业的主张，他用大生纱厂的小部分盈余以及劝募所得，在本地举办一些教育文化事业。1902年创办了国内第一所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后来又办了女师、幼稚园、小学和中学。他还创办了十多所职业学校，其中以纺织、农业和医校较为有名，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吴淞中国公学，复旦学院，龙门师范，扬州两淮两等小学、中学及师范，南京高等师范和南京河海工程学校等。此外又在通州创办了图书馆、博物苑、气象台、盲哑学校、伶工学社、剧场、公园和医院等。张謇由于举办实业和教育，在社会上曾博得广泛的赞誉并受到清政府的重视，1904年，清政府赏他三品衔为商部头等顾问官。1911年，学部奏任他为中央教育会会长。

在政治上，张謇是从封建绅商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19世纪末，当康有为搞维新变法时，张謇正埋头建厂，1895年虽列名强学会，但对康的变法活动不尽以为然，认为“事固必不成，祸之所届，亦不可测”^[5]。对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张謇害怕动乱扩大到南方，说“揭竿之徒，在所可虑”，“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诚不可不为之早计也”，极力劝说两江总督刘坤一参加“东南互保”^[6]。

在20世纪初年的立宪运动中，张謇居于重要地位。立宪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抵制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浪潮，并借以限制封建顽固势力，制造一个比较适合他们所需要的政权的一次政治运动。1901年，张謇响应清廷“更新”诏令，著《变法平议》。1904年5月，替张之洞、魏光焘起草《拟请立宪奏稿》。同年7月刻印《日本宪法》，分送达官贵人以至北京内廷，向清统治者游说，乞求变法立宪。1906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张謇兴高采烈地和江苏、浙江、福建的立宪派汤寿潜、郑孝胥等人组织预备立宪公会并任副会长，进行所谓开通绅民政治知识的宣传。1909年9月，江苏谘议局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他率先发起各省谘议局代表去北京联合请愿，要求清政府在1911年召开国会，设立责任内阁，立宪活动达到高潮。1910年1月和6月，各省谘议局和各界的代表曾两次联合到北京上书，但都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同年10月的第三次请愿，虽然清政府表面答应缩短预备立宪期为五年和在国会召开前先成立责任内阁，但1911年4月清政府成立的责任内阁，却是以清皇室成员为主体，这就完全暴露了统治者借立宪为名来加强皇族专制的图谋。张謇目睹这一情况，也不得不指责清政府“举措乖张”，使“全国为之解体”^[7]。立宪运动的破产，促使张謇另作打算。为了窥测政情，1911年6月张謇去京，中途特意去彰德和袁世凯见面，密商如何应付政局的变化^[8]。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周，张謇正为所租赁的大维纱厂开工一事滞留汉口。事变当日他乘“襄阳号”东下，途中得知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13日抵南京，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和总督张人骏派兵“亟援鄂”并“奏请速颁决行宪法谕旨”，但张人骏“大诋立宪，不援鄂”^[9]。不到一月工夫，十四省相继宣告独立，清朝大势已去，张謇赶忙发表若干通文章函电，转而“拥护”共和。同年11月，江苏省谘议局改为省临时议会，张謇被推为议长。12月，应江苏都督程德全邀请，担任江苏两淮盐政总理。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邀张担任实业部总长，但他却疏远孙中山而倾心于北洋军首领袁世凯，认为“非洹上不能统一全国”，不久借口反对汉冶萍公司与日本人合办而去职^[10]。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会于上海的南、北双方代表已开始举行和议，其后持续进行。和议期间，张謇为袁世凯谋划奔走，通风报信，帮助袁窃取革命果实。当他获得南方将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选袁为总统的消息后，立即密电给袁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11]

1913年9月，张謇当上北洋政府以熊希龄为首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想通过这个政权来改良政治，发展资本主义。他就职时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任内制订了二十多种农林、工商和矿业方面的法令。但面临的是“财政竭蹶，无可措手”，所能做的只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罢了。到1915年8月，袁世凯公然要恢复帝制，张謇才辞职南归^[12]。

张謇回到南通，继续搞他的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张謇经营的企业也获得短暂的发展。他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及续招新股和向银行钱庄大量借款，加速扩充企业。到大生副厂于1924年建成时，大生已发展为四个纺织厂，资本增加到900万两;纱锭15.5万枚，约占当时全国华资纱厂总锭数百分之七强;布机1580余台。在盐垦方面，先后在苏北沿海一带开办了二十个盐垦公司，计圈地413.5万亩(已垦地98万亩)，资本估计约为2000万元。根据1921年一个调查材料，张謇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约为3400万元^[13]。

可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好景不长。1920年至1922年各盐垦公司连续遭灾，使主要投资者大生纱厂负债愈重。加之军阀连年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压迫转剧，因而民生凋敝，百业衰退，到1923年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了争取企业的生存，张謇一再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只能是与虎谋皮的幻想。1923年年关，张謇不得不把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7月，大生一、二两厂已负债一千余万元。同年，上海、金城等四家银行组织银行团到南通清查账目，正式接管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正如历史所证明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绝不会让民族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

大生集团受挫之后，张謇虽曾有“失败不要紧，第一要失败得光明，第二要失败后有办法，决心再来打一个败仗后的反攻，不要馁，不要退”的打算^[14]，但这个决心未及实现，张謇就在1926年8月24日因病在南通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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