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慕刘、老兵等。祖籍陕西米脂，其祖父从军至榆林，故又谓榆林为其原籍。父亲张翘轩出身进士，游宦山东邹平。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清光绪十四年二月初八)生于邹平。他少年时聪敏过人，熟读“四书”，下笔成文，十岁时就能写一手好文章，颇受家人钟爱。十三岁时其父病故，遂返回榆林就读于田善堂私塾。1902年秋，他受榆绥道台陈兆璜的赏识入道署课读，随后又被资助至咸阳味经书院，从关中经学家刘古愚读书，深受其砥节砺行的影响，打下了文学的深厚根基。

1903年，张季鸾入三原宏道学堂，与于右任同学。次年他被学堂保送，通过了留日学生考试，于1905年去日本。他在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学堂，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即早稻田大学前身)学政治与经济，与胡政之同学。课余他担任陕西籍留日学生创办的《夏声》杂志主编，鼓吹反清革命，从此走上了新闻救国、言论救国之路。1906年秋，他加入同盟会陕西分会。1908年张回国，先在关中学堂教书。1910年应于右任之邀至上海，任《民立报》编辑、记者。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张季鸾担任总统府秘书，替孙中山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向上海《民立报》发大总统就职电讯。孙中山辞职后，他于4月在北京和曹成甫共办《京津民立报》，任总编辑，并为上海《民立报》写通讯。时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他将此新闻发电给上海《民立报》刊载。1913年3月，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予以揭露，被袁世凯指使军政执法处予以逮捕。张系狱三月获释后回到上海，与康心如共办《雅言》杂志。未几，他与胡政之共办上海《大共和报》，任国际版主编，研究国际问题加以评述;同时兼上海中国公学教授，讲授西洋史。同年秋，他参加了黄兴等人在东京组织的欧事研究会。

1915年，张季鸾与康心如等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担任总编辑，经常撰文揭露袁世凯“帝制自为”，坚持进行反袁斗争。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他结束了《民信日报》，与康心如至北京，接办政学会谷钟秀等办的《中华新报》，任总编辑，同时兼上海《新闻报》驻京记者。1918年9月，北京各报揭露安福系向日本秘密大借款事，《中华新报》等八家报社被查封，张季鸾再次被捕，判役二十天，经张耀曾等营救获释。事后他返回上海主持上海《中华新报》^[1]，任总编辑，在经费困难情况下勉力维持，直至1924年冬停刊。其间，张曾在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举荐下担任陇海路会办，不及一月辞去。

1924年8月，张季鸾与胡政之创办《国闻周报》于上海。多年来，他很羡慕上海《新闻报》、《申报》那样的纯商业性大报，时常与胡政之、吴鼎昌共议创办独立自主的大型商业性日报、通讯社之事。当得知天津《大公报》将要停刊，他遂与胡、吴共商接办事。

天津《大公报》创办于1902年，清末为北方著名大报之一，民国后因英敛之年迈，于1916年10月转让给安福系财阀王郅隆。北京安福系政权垮台后，该报陷于停顿状态，于1925年11月停刊。张季鸾和吴鼎昌、胡政之于次年秋组成新记公司接办，9月1日复刊。张任总编辑兼副经理，主要负责编辑和言论。他们共同决定，不拉政治关系，不收外股，三年内不许任公职。复刊之日他发表《本社同人之志趣》，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为办报方针，政治上取“不偏”“不倚”立场，以求独立自主的发展。张在主持该报期间，主要负责社评和要闻版，非常注重新闻报道的写作技巧。他借鉴日本报纸，首创综合编辑法，突出每日重大新闻，并锐意革新。加上胡政之的善于组织经营，很快使《大公报》面貌一新，半年后销量逾五千份。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北京政府严厉压制新闻出版事业，时以武力残酷镇压，张在言论上力持中立态度，以“忍耐步趋”渡过“惊涛骇浪”^[2]。

1928年夏，北伐军占领京津，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终于垮台，《大公报》的言论环境一时有了改善，张季鸾的文笔更加生辉。其社评标题生动、简练、准确;言论说理透彻、文字流畅，有独到见解，于论述中透露新闻。张成为颇有影响的报刊政论家，推动了当时报刊评论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略华北日亟，张季鸾报道东北情况甚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但是此后他在撰写的许多言论中，主张“明耻教战”，一方面反映民生困苦状况，要求扫除贪污;一方面又呼吁各界放弃对南京政府的批评，“拥护国家中心的国民政府”。他还主张对日暂缓抗战，赞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被蒋尊为“诤友”。其后在《大公报》上提出工业化、科学化口号，提倡科学，注重知识;主张积极经营西北，建议建筑西北干路，于西安设立教育中心，开发大西北。

当日本侵略者公开煽动华北“自治”，并且压迫华北当局下令限制《大公报》发行之时，张季鸾感到时局严峻，必须未雨绸缪。他提出“沟通南北新闻”口号，于1936年4月在上海增设分馆。他在社评《今后之大公报》中表示：一、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构;二、惟民族团结为自救之路;三、拥护统一和平为其一贯之标帜;四、对外应守合理远大之方针。随着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调整，他对抗日转持积极态度，并表示将使该报成为“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本报为全国人讨论问题交换意见之用”^[3]，以求扩大影响。

1937年抗战爆发后，《大公报》力主抗战。7月9日、10日连续发表社论，批评宋哲元的对日政策，呼吁国民党北方当局“迅速决大计，上与中央连成一片，下与民众连成一体”，“否则退让复退让，畸形复畸形，士气何堪再用，地方何成体制”。平津沦陷后，天津《大公报》声明：“决与中华民国在津合法统治同其命运，决不受任何非法统治之威胁。”毅然决定停刊。上海于11月沦陷，张季鸾率孔昭恺等绕道去武汉，次年发行《大公报》汉口版，声明支持“持久抗战”。他反对德国对中日战争的调解，反对汪精卫“抗战必亡”的亡国论。武汉沦陷后，他赴渝主编重庆《大公报》，仍表示坚决支持抗战。提出“抗战第一，胜利第一”，深怀文章报国之志。《大公报》在香港、桂林增设分馆，他任三馆总编辑，经常往来于渝、港两地，一度主持港版笔政，并以“老兵”的笔名，为桂、港版写通讯。张在编辑方针上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指示报社同人尽力揭露日寇在华暴行，在报上逐日刊登“敌寇暴行录”，以唤醒同胞共同反抗日军的暴行。他认为“报人的职责在谋人类的共同福利”，反对“私见”。

张季鸾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提出“国家中心论”，尊蒋介石为抗战建国领袖。他主张在国际上联合苏联，在国内联合各党派坚持长期抗战。他经常被蒋介石请到官邸，两人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张回到家里即写成文章公诸报端，字里行间透露出国民党的政见及一些消息。

张季鸾因长期患肺病，晚年已无法去报馆上班，由编辑室主任王芸生去他家笔录其口授，间接主持《大公报》笔政。1941年5月，美国密苏里大学给《大公报》颁发荣誉奖章。他高兴地在重庆报业公会主持庆祝大会，在发言中要求报人不应求权、求名，而以报国为己任。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病逝于重庆中央医院。

参考文献

• 张季鸾:《季鸾文存》,重庆大公报馆1944年版。
• 朱传誉主编:《张季鸾传记资料》第1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79年版。
• 陈纪莹:《报人张季鸾》,台北文友出版社1957年版。
• 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195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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