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凤翙,字翔初,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2月5日(清光绪七年正月初七)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菊花园(今属西安市)。其父由河南逃荒到陕西,以打铁为生,后来在西安广济街开了一家小铁器店。
张凤翙早年中过秀才,名列咸宁县同榜第一。1902年考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1904年秋毕业,即由清政府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到日本后考入振武学校,1906年毕业,升入士官学校骑科,为该校第六期学生。他在振武学校上学时加入过同盟会,而且是留日士官学生中同盟会员骨干“丈夫团”的成员。他根据黄兴对留日士官生要隐蔽的指示精神,入会不久就烧毁了同盟会会员证书,也没有参加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当时陕西留日学生有渭北派和咸长派之分。渭北派政治上比较激进,咸长派比较保守,张凤翙是咸长派的中坚人物。他能写诗做文章,但却不愿意给留日学生办的进步刊物写稿。1907年,陕西留学生党松年等人在东京创办《秦陇》杂志,请他写稿,他说:“你们这些醋桶子用笔杆子革命,我们军人革命,要用枪杆子。”[1]一笑了之。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多方设法抄录日本的军事机密转送到清政府陆军部。其中有一份重要情报经陆军学生监督李士锐之手转送,李士锐却以自己在日本留学的儿子的名义送回国内。张凤翙本来就对李士锐压制中国留学生的行为深为不满,得知此消息后更加愤怒,就借故打了李士锐。李士锐心中有鬼,当时虽未敢发作,却在张凤翙的毕业成绩报告书中报复,致使张凤翙毕业回国后清政府不准他参加留学生考试,并给了他一年内不准录用的处分。
1909年,张凤翙回到西安家中赋闲,经人推荐,在西安府衙门做缮写。1910年春,被委任为陕西新军督练公所委员,同年冬升任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接着又改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他在新军任职期间,虽未直接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但和新军中同盟会的骨干张钫交往甚密,常在一起谈论革命。这一时期,他与早年时的同学惠春波在西安菊林寺创办了“菊林小学”,联络康寄遥等进步人士兴办教育。西安起义前夕,他和协统刘鸿恩、二标标统周殿奎的矛盾已十分尖锐,个人处境也很危险,这也是他参加西安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以后,陕西反动当局非常恐慌,阴谋调新军离开西安后大肆搜捕革命党人。新军中同盟会负责人钱鼎和张钫得知消息,遂于10月20日召开会议,决定提前起义。在商定起义总指挥人选时,钱鼎提议张凤翙任总指挥,得到大家赞同。这时,张凤翙率部在临潼野操,钱鼎和张钫立即派人请他速回西安共商大计。10月21日下午,张凤翙率部回西安。当晚,钱鼎和张钫告知他开会经过,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同意各要点,即干,义无反顾。如果失败,祸我承担,生死与二君共之。”[2]10月22日,西安起义爆发,一举成功。张凤翙被举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陕西军政府随即成立。
陕西起义以后,清政府先后派遣大军从东西两路向陕西进攻,妄图剿灭陕西革命。张凤翙亲赴东西战场,冒着炮火指挥作战,备尝艰辛,为保卫陕西革命作出了贡献。
1911年12月9日,张凤翙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
陕西新军中的会党曾在西安起义中起过巨大的作用,但起义后张凤翙却打击排斥会党。1912年1月,他致函黎元洪,请湖北派军队来陕西驱除哥老会势力。2月陕西东路议和以后,赵倜所部奉袁世凯命令进入陕西增援西路民军,他又想借此力量对付哥老会。4月13日,他在西安亲手枪杀了哥老会重要首领、“秦陇复汉军”副大统领万炳南,陕西各地大规模地镇压会党即从此开始。
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张凤翙为陕西都督。同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张凤翙任“国民党秦支部”支部长。他与钱鸿均等人创办了西北大学(设商、法、农、文学院),又与井勿幕、张云山、李桐轩、郭希仁等人发起创办易俗社等文化艺术团体。袁世凯窃国以后,张凤翙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向北洋政府妥协。他派人通过旧官僚江朝宗和袁世凯拉关系,排挤在陕西的民党左派人物,致使井勿幕、曹印侯、杨叔吉、胡景翼等人都先后被迫离开陕西。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各省讨袁军纷纷急电陕西,要求张凤翙起兵响应。张凤翙却坚决反对起兵讨袁,并秉承袁氏旨意通电声讨孙中山和黄兴;还电令张钫执行袁世凯的命令,率部入川镇压熊克武领导的反袁斗争。8月28日,陕军第一师团长王生岐起兵讨袁,他又派兵镇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根据袁世凯指令枪杀了积极反袁的民党左派人物邹子良、马开臣,以取得袁氏信任。但袁世凯却因1913年6月孙中山和黄兴曾派人和他联络反袁(送信人杨体锐、于化卿在河南被刘镇华杀害,未到陕西),还是对张凤翙不信任,并准备伺机派亲信取而代之。
1914年,白朗起义军入陕,张凤翙奉袁世凯令并亲率大军在兰田、商县一带堵截,并枪决了进攻白朗义军失败的陕军团长岳翰林示众。7月,袁世凯派亲信陆建章率大军以追剿白朗军为名入陕,随后调张凤翙入京,封为扬威将军,免去他在陕西的职务。张凤翙离开陕西赴京过潼时,感慨吟诗:“屠门大觉梦一场,醒来犹未熟黄粱。三年威信一朝失,自愧不如陆建章。”[3]袁世凯称帝前,授意亲信联络知名人士上表劝进,张凤翙也名列其中。
袁世凯垮台后,他的思想有较大的转变。1917年,张勋复辟,他只身赶回陕西准备组织力量反抗,因陕西督军陈树藩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勋失败,他才回到北京。1924年,胡景翼派李可亭去北京请张凤翙回陕西组织力量驱除刘镇华在陕西的势力,他再次回陕。途经山西时被阎锡山发现,阎告知刘镇华驻山西代表。因此,他一到陕西就被刘镇华软禁,经崔云松等人奔走活动后始被释放回北京。此后一直在北京闲住,没有参加什么政治活动。
“七七”事变前夕,他目睹日寇向我国发动全面进攻的企图与日俱增,北平危在旦夕,张凤翙不愿留在北平做亡国奴,遂于1937年7月8日只身乘飞机回到西安。友人问他为何不带家眷一起回陕,他说:“我是秘密回来的,迟则被日寇截住,不堪设想矣。”[4]回陕后,即与友人在西安,筹办菊林中学,1940年春招生。抗日战争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省政府顾问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0年,他六十岁生日时,曾在自书的对联中写道:“少年头等闲白了,叹三十功名尘与土,人思鹏举;阳春脚大步来兮,历百二山河雄且壮,岁在龙缠。”[5]其爱国思想可见一斑。1943年,张凤翙到重庆参加参政会,周恩来特地到他下榻的地方去看望他[6]。1945年,他率领“陕西各界慰问豫西抗日前线将士代表团”亲赴豫西各地慰问抗日军队。1949年5月18日,胡宗南逃离西安时,以“保护安全”为名,把张凤翙和寇遐、马彦翀等人裹胁到汉中,接着下令送往台湾,张凤翙等人坚决拒绝去台,又被送往兰州。兰州解放后,彭德怀司令员曾派专人慰问他和寇、马二人。8月下旬,三人返回西安,受到陕西党政领导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翙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等职务。他对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充满热情,积极参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的亲属参军,请他题词留念。张凤翙欣然命笔写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吾家诸孙中亦有爱国分子参与,何幸如之,努力前进,勉之,望之。”[7]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1958年7月29日,他因病在西安逝世,遗体安葬于西安烈士陵园。
张凤翙在书法和诗词方面均有颇深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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