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字向华，1896年9月2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生，广东始兴人。张家祖辈世代务农，父张居之为刑房小吏。1904年张发奎入私塾，1907年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0年辍学去广州，先充佣工，后入习艺所学染织。1911年武昌首义成功，他投模范团当兵。1912年春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堂，经该校教官邓铿介绍加入同盟会。1914年升入武昌第三陆军中学。1916年5月，他偕同学数人离校回粤，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讨袁之役，在广东对龙济光、莫荣新作战。1917年随胡毅生在广东士敏土厂任事。同年冬，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张随军前往福建漳州。1920年8月，援闽粤军回粤，驱逐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他任督战队长。11月，粤军进行整编，组建第一师，邓铿任师长，张发奎任少校副官。

1921年12月，孙中山于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从第一师抽出三个营成立大本营警卫团，张发奎任该团第三营营长。1922年3月，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张发奎随部移驻韶关。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派兵进袭韶关，张率部战于翁源，后退入粤北始兴仙人岭。其后，归粤军梁鸿楷第一师统领。11月，改隶第一师第二团，编为第三营，他仍任营长。

1923年1月，孙中山联络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入粤讨伐陈炯明，张发奎率第三营与工兵营营长邓演达在肇庆起兵响应，共同组织讨贼联军，于1月15日进驻广州，后退守江门。2月，孙中山重回广州任大元帅，张发奎以进攻肇庆有功，升任该师独立团团长。1924年春，张团改称第一团。次年春，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之乱，第一团屡立战功。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驻粤各军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粤军第一师扩编成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张发奎任独立旅旅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及南征讨伐邓本殷。张发奎在南征中升任第十二师副师长，翌年1月升任师长。

1926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张发奎奉命率领第十二师由琼崖北上进军湖南，担任湘江东岸作战。在攻战醴陵、平江战役中，击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战绩卓著。吴佩孚部退入鄂境后，集结重兵据险扼守汀泗桥。8月26日，张发奎率部参加汀泗桥之战，指挥黄琪翔团、第三十五团及叶挺独立团夹攻铁桥，攻克汀泗桥。吴佩孚随后率刘玉春、陈嘉谟等部二万余人设防贺胜桥顽抗。北伐军第八军唐生智、第七军李宗仁等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张发奎前往参加。会议决定以第八军由金口渡江袭取汉阳，以第四军沿粤汉路直扑贺胜桥阵地。30日，张指挥叶挺独立团和缪培南第三十五团攻克贺胜桥，从而打开了通往武汉的重要门户。第四军经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役，也赢得了“铁军”的称号^[1]。随即，张发奎所属各团，会同第十师及第七军参加围困武昌的战斗。10月10日，吴军第三师吴俊卿出降，打开城门内应，张师与陈铭枢师迅速将刘玉春、陈嘉谟两部缴械，攻克了武昌城，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0月20日，第十二师被调援赣，张发奎率部参战马回岭战役，又协同第七军及湘军贺耀组师，击溃德安之敌。江西战役后，第十二师于11月下旬回师武汉，张发奎升第四军副军长，仍兼第十二师师长。1927年1月，张发奎晋升军长，辖第十二、二十五两师。是月15日，武汉粤侨联欢社赠第四军铁盾，誉以“铁军”荣誉^[2]。2月，张发奎又兼第十一军军长。3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张发奎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初，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奉军，张发奎任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第一纵队司令官。

“四一二”政变后，宁、汉两方公开分裂，张学良率奉军与吴佩孚残部联合，欲经河南南下进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乃于4月19日誓师北伐，张发奎率领第四军于21日离开武昌，前往河南作战。5月13日，张发奎在汝南指挥所部分头向黄埠、上蔡、蔡部口等地前进，嗣后又进占临颍城。6月5日，张发奎部进克开封城。6月10日，冯玉祥、汪精卫等举行郑州会议，张发奎亦前往参加。郑州会议后，河南军事交由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负责，北伐军回师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东征讨蒋，将唐生智部扩充为第四集团军，张发奎任该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及暂编第二十军。

“七一五”武汉汪精卫集团分共前后，张发奎虽继续拥汪，但并不热心反共。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东征进至九江、南昌。当汪精卫等得知共产党准备南昌起义的消息，29日紧急在庐山召开会议商讨对策，决定在第二方面军中实行“清共”。张会后回到武汉执行“清共”，并率所部向南昌逼进。8月1日，共产党人举行南昌起义。张发奎率第四军进入南昌，将所部交黄琪翔率领南下广东，自己经上海转道去香港。

9月下旬，黄琪翔率第四军经韶关进入广州，广东省主席兼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派陈可钰迎张发奎至广州主持军政。张发奎到广州后，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改组委员。10月下旬，汪精卫、陈公博由上海抵达广州设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会，与南京的特别委员会对抗，李济深、黄绍竑不予赞同。张发奎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在汪精卫的指挥下，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政变，将黄绍竑和李济深的留守部队缴械，公开宣布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19日，张发奎行使军事委员会广州分会职权，集结兵力于东江、西江、北江，发动“驱桂运动”，将黄绍竑驱回广西。12月上旬，共产党人举行广州起义，第四军于肇庆回师镇压。国民党反汪各派趁机反攻汪、张。张发奎于18日被迫通电离部，随即去日本。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4月，张发奎从日本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讨桂右翼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率整编后的第四、第十、第十一等师入鄂，驻于宜昌、沙市。5月初，张发奎兼任第四师(原第四军)师长。9月上旬，蒋冯战争爆发，蒋介石下令调张发奎部克日移防陇海路东段阻击冯玉祥军，暗中计划于该部途经浦口时予以缴械，然张发奎在汪精卫的策动下再次举兵反蒋，被汪精卫委为“护党救国军”第三路总司令。张部在鄂西击败蒋军曹万顺师后，即取道湘西进驻广西梧州，恢复第四军称号，并与李宗仁、黄绍竑联合攻粤。12月，张、桂军在广东花县和广西北流为蒋军何应钦部击败，张发奎率余部退回广西，又将所部缩编为第四师。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张、桂军举兵策应反蒋。张发奎又恢复第四军，与桂军共同入湘，6月初占领长沙、岳阳，后为粤军蒋光鼐、蔡廷锴等所败，于7月底退回广西。经此挫折，张发奎意态消沉，离开第四军，后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1931年2月，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于南京汤山，两广反蒋各派和汪精卫等于5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非常会议”。5月20日，张发奎偕同白崇禧至广州，与陈济棠商讨两广军事统一问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宁粤息争，张发奎经香港至上海，通电南京政府，请缨开往东北前线，支援黑龙江马占山抗日。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发奎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张发奎被第十九路军邀往协助指挥军事，但无实际兵权。3月，他到南京再次请缨率领第四军北上援黑，但蒋介石不予理睬。张发奎痛感报国无门，乃于是年冬只身出国。在欧美各国，张发奎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他在伦敦曾对天津《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谓“祖国在今日，已危如累卵”，“苟有人愿牺牲一切，力捍外侮，余愿为一走卒，以从其后”，“如有机会，余愿率一旅之孤军奋起抗日，期有报国仇于万一也”^[3]。“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危机日益严重。张发奎于1935年秋回国，到南京面见蒋介石，再次请求率部抗日。他对蒋说：“今后中国的出路，惟有抗战之一途。”蒋口头许他“日后抗战充先锋”^[4]。翌年春，他出任皖、浙、赣、闽四省边区总指挥，1936年冬又改任苏浙边区绥靖主任，在该地区筹备抗日防御工事。

“七七”事变爆发后，张发奎义愤填膺，表示：“如果这次再不能对日作战，那么我决定入山为僧，今后永不问世事。”^[5]“八一三”淞沪抗战时，蒋介石派张发奎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右翼军总司令，负责浦东战线作战。张发奎在奉贤县南桥设右翼军总司令部，积极构筑工事备战。战幕揭开后，主要战场在左翼，他派炮兵增援沪西陈诚部作战。8月下旬，日军第三师团藤田部及第十一师团室宗武等部在宝山、狮子林等处登陆，猛攻左翼军的宝山、罗店、浏河之线，同时对右翼军方面之川沙、浦东各地也取攻势，双方展开猛烈阵地战。鉴于日军在火力上占绝对优势，张发奎联合左翼军总司令张治中等向蒋介石建议，主张精确规定作战兵力使用的最高点，在苏嘉、吴福设第二抵抗线，如不能压制敌人，则使之转为持久消耗战，蒋未采纳。9月7日至10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发动总攻。30日，日军在万桥、严宅、陆桥三处突破我军第七十七师正面阵地，左翼军被迫全面退却。同时日军亦从右翼对张发奎部发动数十次攻击，均被张部击退。为了防备敌人从侧面迂回，张发奎于金山方面配置炮兵及步兵警戒，并派出船队出入海面搜索敌军行踪。10月30日，日军强渡苏州河，左翼军及中央军均败退，蒋介石始改以张发奎指挥左翼军及中央军，以刘建绪接任右翼军总司令。面对严重的残破局面，张发奎表示“尽最后一分力”，“临到绝境”也“要死守下去”，“誓流最后一滴血”^[6]。11月2日，他移指挥部于龙华附近的北干山。5日，日军从杭州湾、金山卫等处登陆，直趋松江。张部腹背受敌，他急令第六十七军吴克仁部死守淞江，以掩护淞沪六十万大军撤退。9日，吴克仁及其所部英勇牺牲，日军侵占松江、枫泾。12月初，张部奉命撤往江西。

1938年夏，张发奎任第二兵团总司令兼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参加武汉外围作战。10月，武汉、广州先后失守，张部退驻湖南平江。翌年春，张发奎担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辖吴奇伟、余汉谋、夏威三个集团军，于广东曲江设战区司令部，负责广东、广西两省军事。同年冬，张部在粤北与日军苦战获胜。1939年冬，日军集中三个师团对桂南发动攻势;1940年2月，张率部取得昆仑关战役胜利，随后收复龙州、邕宁、钦县。1944年10月，日军企图打通平汉、粤汉及湘桂等铁路交通线，由湘粤分兵三路进攻桂林、柳州，张部牺牲甚大，经黔桂边境撤退至桂西百色地区。

1944年冬，张发奎改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时中国军队为了配合英美同盟军对日作战，在缅甸开辟第二战场，于昆明设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张指挥黎行恕、张弛、黄涛等四个军，驻守广西配合作战。1945年5月，张发奎率部反攻，先后收复邕宁、龙州、凭祥，并进兵梧州，准备反攻广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张发奎被指派为广州地区受降主官。9月15日，他由南宁飞往广州主持接收。次日，在广州举行日军投降签字仪式。1946年春，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结束，张发奎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同年夏再改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张发奎在抗日战争时期得李宗仁、白崇禧及魏德迈等人的支持而历任要职，战后蒋桂矛盾复起，他便受到了排挤。1947年冬，蒋介石调宋子文任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张调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8年夏，南京蒋介石政权危机益深，介于国共之间的第三种势力颇为活跃。张发奎时任国大代表，决心趁机再起，在副总统竞选运动中采取“拥孙(孙科)”态度，企图在孙科当选后出任军事要职。同年冬，辽沈、淮海两大战役后，国民党广东派薛岳、余汉谋夺得了广东省绥靖公署主任及广东省政府主席职务，电请张发奎回到广州，共同提出“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的口号，企图在广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共的割据局面。1949年1月，张发奎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海南建省筹备委员会主任。

1949年3月，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院长，张发奎任陆军总司令。7月，他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遂辞去陆军总司令出走香港。11月，李宗仁亦去香港，欲与张共同部署华南反共军事，请其再任陆军总司令，他公开声明拒绝。此后，一直寓居于香港。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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