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原名万田，字东荪，辛亥前后曾用“圣心”作笔名发表文章，晚年自号“独宜老人”。祖籍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1905年，张东荪由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次年，他与蓝公武等在东京创办了《教育》杂志。该杂志是综合性的学术月刊，由张东荪与冯世德组织的“爱智会”主办。该刊物以“会合东西各国学者，研究高尚学问，尽人道、洗俗垢，使世界庄严洁净为旨归”，分社说、学说、科学、思潮、批评、纪事等九个专栏，以介绍和讨论哲学、伦理问题为重心。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心理学悬记》(与蓝公武合译)、《催眠心理学》(与蓝公武合编)，节译了达尔文的《物种由来》。在二月号上，除继续连载译文外，他还发表了运用西方科学研究哲学问题的习作《真理篇》。

辛亥革命前夕，张东荪从日本回国，并在《东方杂志》上以“圣心”的笔名发表了第一篇政论文章《论现今国民道德堕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法》。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倾向革命的张东荪从北京南下，担任临时政府内务部秘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前夕，张东荪积极活跃于民国政治舞台，“动了几年救国念头，从事研究政治”。但他主要是以评议时局、研究政体、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的方式参与政治的。他在《庸言》、《中华杂志》、《新中华》和《甲寅》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仅1913年就达到三十多篇)，对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如国会性质、宪法性质、总统制与内阁制、总统权限、行政裁判制度、预算制度、联邦制度、地方自治制度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成为民国初期著名的政论家。他站在社会改良的立场上，不赞同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但也坚决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统治。为此，曾写过许多政论文章进行抨击，深为袁世凯不满。当袁世凯大搞复辟帝制活动后，他先后发表了《复辟论之评判》、《名实与帝制》等文章进行抨击，当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时，张东荪立即发表《对于古博士国体论之质疑》，坚决进行批驳。洪宪帝制复辟破产后，他主张孙中山与梁启超联合，共建中国共和制度，并发表了《今后之政运观》、《修改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私议》等文章。但因国民党人与进步党人“意气之争”，他的主张不为人注意。1917年1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贤人政治》长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仍不为段祺瑞政府所纳。

自1917年起，张东荪接替张君劢主编研究系在上海的喉舌《时事新报》。1918年3月，他创办《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以“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屏门户之见、广商权之资”，“非为本报同人撰论之用，乃为社会学子立说之地”为宗旨。1919年初，他把《学灯》由周刊改为日刊。4月又聘请俞颂华主编《学灯》副刊，介绍西方各种新思潮。《学灯》副刊成为与北京《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齐名的介绍新思潮的三大副刊之一。1919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并在创刊号上发表题为《第三种文明》的社论和长篇读书杂录《罗塞尔的政治思想》，提纲挈领地表明研究系的趋向及其所信奉的学说和主义，即要致力于社会的解放与改造，培养“第三种文明”。此后，他又在《解放与改造》、《时事新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思想与新运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改造要全体谐和》等大量文章，全面介绍和讨论“社会主义”。

1920年3月，梁启超欧游回国，与张东荪等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9月，《解放与改造》改名为《改造》，并以讲学社名义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1920年12月6日，张东荪从湖南回到上海后，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对此文进行批驳，展开了“五四”时期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张东荪连续发表《大家须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再答颂华兄》等文章，进行反驳。12月25日，他发表了《现在与将来》的长文，全面阐述了他以基尔特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改良思想。1921年1月，梁启超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赞同并支持张东荪的观点，并对《现在与将来》作了某些“发明补正”。2月15日，张东荪又作了《一个申说》，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比较正式说明”，系统阐述了所谓“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为了兴社会主义必须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说”。

在“五四”时期新旧思潮大论战中，张东荪发表了《突变与潜变》、《答章行严君》、《答潘力山君与程耿君》、《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文章，反对章士钊的调和论，批评梁漱溟的文化观，主张“彻底输入西方文化”。1921年12月，他在《民铎》上发表《柏格森哲学与罗素的批评》，随后在《东方杂志》上相继发表《新实在论的论理主义》、《这是甲》、《批导的实在论》、《相对论的哲学与新伦理主义》、《伯洛德的感相论》、《新创化论》等，对西方现代哲学各种流派都作了介绍，尤其注重于柏格森的创化论、罗素的新实在论、穆耿的新创化论、相对论哲学及康德的知识论。1924年春，张东荪辞去《时事新报》主编，专任中国公学教授，后又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30年北上就任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34年暑假曾一度到广州任过学海书院院长)。1929年，他将自己十余年来在哲学研究中所著的论文编成《新哲学论丛》，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初步构建了一套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泛架构主义”和“层创进化”的宇宙观，“主智的创造的”人生观和“交互作用”的认识论。

1927年8月，张东荪与瞿世英(菊农)创办中国第一个哲学研究专刊《哲学评论》，为中国学者进行哲学研究提供研究和争鸣园地。从1928年起，他先后为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ABC丛书”写了《人生观ABC》(1929年1月初版)、《哲学ABC》(1929年初出版)、《精神分析ABC》(1929年5月出版)和《西洋哲学ABC》。1931年12月，他在《哲学评论》上发表《条理范畴与设准》，开始提出新的认识论观点。1932年在《大陆杂志》第1卷第3至5期上发表《认识论的多元论》，提出了新的认识论体系——“认识的多元主义”。1934年9月，他出版《认识论》一书，进一步发挥前两文中的观点，正式形成了“多元认识论”体系。

上个世纪30年代，张东荪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被公认为“中国新唯心论领袖”。有人说“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常推张东荪先生”。同时，他也被公认为“五四”以来第一个尝试创建中国现代哲学体系者。“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这一点连他的论敌叶青也是承认的：“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所读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的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底系统建立人。”

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1931年9月18日，张东荪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上发表《我亦谈谈辩证法的唯物论》，对“物质”及“物质之变化”两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进行非难，挑起了30年代唯物辩证法论战(又称“哲学论战”)。1932年，他又发表了《辩证法的各种问题》，进一步推动了论战的进程。1933年1月，又写了《动的逻辑是可能的么?》，从逻辑学角度非难辩证法。1934年6月，又在《新中华》上发表《思想的论坛上几个时髦问题》，反对哲学具有党派性的观点。1934年6月25日，他又写了长达三万多字的文章《唯物辩证法之总检讨》，对唯物辩证法进行全面批驳。同年10月，他将各种反对和非难辩证法的文章汇编成书，以《唯物辩证法论战》为书名，由北平民友书局出版。此书的出版，把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张东荪也因此成为唯物辩证法论战的主将。1935年，叶青仿此体例，将反驳张东荪的文章收集编成《哲学论战》一书，形成对垒的两军，使论战白热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艾思奇、邓云特(邓拓)、李达等也参加了论战，对张东荪和叶青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1932年5月，为了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张东荪与张君劢等人组织了国家社会党，创办机关刊物《再生》周刊。他起草了国社党的政治宣言《我们所要说的话》，明确提出了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我们对于政治是把根据效率的科学与个性差别的科学以与站在平等原理上的民治主义调和为一;于经济是把易于造产的集产主义与宜于分配的普产主义以及侧重自治的行会主义调和为一;于教育是把淑世主义与自由主义调和为一;然后三方面再综合之，成一整个儿的。”同时列举了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98条政纲。此后，张东荪在《再生》、《自由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党的问题》、《阶级问题》、《为国家计与为国民党计》等文章，不赞同中共的土地革命，但更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发表后，他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从拥护政府说起》等文章，赞同国共合作，联合抗日，实现国内和平和民族团结，欢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认为《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中共政策的“转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张东荪正式形成了调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借以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所谓“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38年初，他与叶笃义等人从北平秘密至汉口、桂林，借参加国民参政会之机准备将此意见直接进献给国民政府。但他有见于“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诚意真心，政府未必采纳”，便扫兴地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他一面教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著述《知识与文化》一书(1946年作为吴文藻主编的《社会学丛刊甲集第二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面关注和研究国内外时局的发展，与中共地下党接触，介绍学生离开北平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

1941年12月8日，日本对美国宣战，日本宪兵包围并强占了燕京大学，张东荪与其他十名燕大教授被捕。他先被送到西苑日本宪兵队，不久押送到沙滩旧北京大学的红楼(北平日本宪兵总部所在地)。关押两个月后，1942年2月，他被移送铁狮子胡同日本军部，然后押解炮局胡同陆军监狱。张东荪先后自杀四次而未遂，并与看守厮打，不屈服于日寇的淫威。1942年6月18日，被日军判处一年半徒刑，缓刑三年。在写了一具“出狱以后不离开北平”的保证书后，他被保释出狱。在此后三年间，他的行动时时为日本宪兵监视。出狱半年后，他开始撰写《知识与文化》的续篇——《思想与社会》一书。此后，他“继承前两书中所说的问题而想从另一方面作进一步的发挥”，遂著成《理性与民主》。这三部著作，构成了张东荪独立的知识论体系，形成了较完整的文化思想和“渐进的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

1944年，张东荪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中央常委。1945年11月，他作为民盟代表从北平飞赴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他任政治协商会议军事组的召集人及综合委员会委员。1946年1月16日晚，在沧白堂政协会议讲演会场，张东荪与郭沫若作为报告人介绍政协会议情况时，国民党特务进行捣乱。他拍案而起，怒斥特务们的无耻行径。政协会议结束后，他重回北平燕京大学。

1946年5月22日，他在天津青年会演讲《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把抗战初形成的“中间路线”的主张正式公布于世。他认为“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在国共两党关系上，“要把他们中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反响，施复亮、储安平等人纷纷著文，赞同并鼓吹所谓“中间路线”。当国民党违背政协决议，非法召开“国民大会”时，张东荪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并与参加“国大”的张君劢“划地绝交”，以抗议国民党的一党专制。

1946年底，他赴上海，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召开的一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他当选为民盟秘书长，为在国内重建和平而努力。1947年3月，施复亮在《时与文》创刊号上发表《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引起了张东荪的同感和共鸣，他一口气写了《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和平何以会死了》及《美国对华与中国自处》，进一步阐发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当时，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由美赴欧，鼓吹和平。而张东荪在国内也鼓吹和平，一时引起较大震动。张东荪被人称为“东方的华莱士”。

1947年冬，国民党包办国民大会，准备所谓“行宪”国民大会。梁漱溟发表《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对中国能否走上“英美式宪政之路”表示怀疑。张东荪也著文《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认为中国自民国以来所有的选举都是特殊势力所利用。西方民主制度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是由于中国“文化之失调”。该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较大争议。北京大学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12月3日，张东荪发表《敬答樊弘先生》，接着又发表了《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等文章，围绕“中国出路”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

1948年7月，张东荪著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该书“主要在于说明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只是民主主义的后身，二者本是一物，若以为二者对立，且有冲突，乃是错误的。同时要说明经过历史的教训，社会主义者早已将若干不切实际的地方自行删去了”。这部著作一经出版立即畅销全国，在社会思想界引起较大反响。随后，张东荪发表了《增产与革命》、《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知识分子与文化的自由》等文，重新调整自己的政治思路，倾向于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认识到“知识分子不足为社会的中坚”，提出中国今后的前途只有一个，即“新型民主”。“新型民主”实际上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致的。

此后，张东荪多方与中共地下党秘密接触。1948年底，他代表民盟建议傅作义将军与中共联系，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12月24日，他作为傅作义的和谈代表到蓟县与中共代表秘密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初，他到河北石家庄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会晤，并于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兼燕京大学(后为北京大学)教授。1952年因故辞去政府职务。1973年6月2日病逝于北京。

参考文献

• 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6月第1版。
• 张东荪:《人生观ABC》,世界书局1928年7月第1版。
• 张东荪:《新哲学论丛》,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8月第1版。
• 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1月第1版。
• 张东荪:《认识论》,世界书局1934年第1版。
• 张东荪:《价值哲学》,世界书局1934年7月第1版。
• 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店1934年10月版。
• 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1月第1版。
• 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版。
• 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5月第1版。
• 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8年7月第1版。
• 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
• 叶笃义:《我和张东荪》、《我和张君劢》,《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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