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藩，原名道隆，字卫之，贵州省盘县人，1897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生于家道中落的塾师之家。张道藩童年在其父张家凤所办的崇山私塾读书。十三岁入北门任雨苍的私塾，在新的教学方法下，学习兴趣大增。1911年，他考入盘县高等小学。三年后毕业，因家贫在家自修。1915年去普安县罐子窑县立高、初两等小学任教员兼初等管理。次年，本家七叔张莲舫来盘县秘密发展中华革命党，张道藩宣誓入党。但不久因赴天津，“没有得到过中华革命党的党证”^[1]。

1916年，张道藩得到担任国会议员的五叔张光炜的资助去北京读书。途经天津时，张光炜为急于赶往北京赴参议院会议，便命张道藩去谒见严修。张光炜是严修在贵州任提学时中的举人。在严修的建议下，张道藩留在天津进了南开学校。不到一年，张勋复辟，国会解散，张光炜无力负担他的学费，张道藩乃去包头烟酒公卖局分局任征收员，后升科员。但他不忘继续学习，公余去读函授英文和日文。1919年春，他用积蓄的薪金返天津，再入南开读书。他见过去的同学学业已成，自己落后了一大段，很感苦闷。这时吴稚晖到南开宣传赴法勤工俭学，张很受鼓舞。同年11月，他在上海登上了远去西欧的轮船。离沪前夕，他们一行十二人特地去谒见了孙中山。

经过一个多月旅程，张道藩乘坐的英国客轮瑞秀士号突然宣布不在法国停泊，只得临时改换护照，于1920年1月抵达伦敦。他在伦敦得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士兵大批复员，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就业不易。在得到他的世伯曲荔斋和五叔资助后，便留在英国学习。他先入曼彻斯特私立维多利亚学校补习英文，半年后转到伦敦天主教会办的克乃芬姆学院学语文、绘画、音乐。1921年9月，考入伦敦大学院美术部专攻美术，“是该院第一个中国学生，三年后也是第一个得到该学院美术部毕业文凭的中国学生”^[2]。

在伦敦时，张道藩与旅英留学生和华侨组织“工商学共进会”频繁接触，“除联络情感之外，最大的目的是要无形中帮助他们革除聚赌、械斗等恶习”^[3]。经前来伦敦的邵元冲劝导，1923年他加入国民党，在支部选举中当选为总支部评议部长。

1924年，张道藩赴法，进入法国国立巴黎最高美术专门学校继续深造，课余除参加国民党党务活动外，还与当时留法学生谢寿康、邵洵美、徐悲鸿等相识，共同组织了私人聚会团体“天狗会”。

1926年5月，张道藩与邵洵美一起回国，6月抵上海。他应当地艺术团体及新闻界邀请，作过一次“人体美”演说，引起上海当局不满。加以张是国民党员，“更为各方注意”^[4]，在上海无法立足。此时，刘纪文在广州任广东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张应邀赴广州任刘的秘书。在刘调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处长后，张奉命暂代刘的职务。11月，在一次会议上他认识了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部长的陈果夫，遂应陈之邀返黔建立国民党组织，任贵州省党务指导员，负责筹组国民党贵州省党部。

这时统治贵州的是地方军阀周西成，一向在北洋军阀和南方国民政府之间依违两可，藉以维持其统治，对张道藩前来发展党务心怀疑虑。周主张“全省入党”，由他发令让全省公务人员填表。张道藩坚持“须经试验，不得奉命入党”。张道藩四处活动，自行向机关、学校分送材料，物色人选，引起周的不满。1927年5月，南京发来密电给张，贵州电报局通知张需“持码受察”。张认为电码“受自中央不能泄”，争执不下。周西成便以“赤化嫌疑”下令逮捕关押张道藩，施以毒刑拷打，后得贵州众士绅力保，至10月才获自由。出狱后，张经广州、香港至上海^[5]。

由于有这段经历，张道藩得到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信任。1928年3月，经陈果夫、刘纪文推荐，张道藩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其时蒋介石兼任组织部长，部务由陈果夫负责，由是张逐渐得到蒋介石的赏识。同年10月，张兼任南京市政府秘书长。

1929年3月，张道藩以南京市代表身份，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1月奉派为江苏省党部整理委员。1930年8月，应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任该校教务长。同年12月，奉派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1年4月，陈立夫又挽张兼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往返于南京、杭州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浪潮兴起，张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遭到爱国学生反对，在杭州的寓所亦被学生捣毁。是年12月，张不得不辞去本兼各职，移居南京，转任蒋介石的秘书，为蒋整理文件资料。

国民党发动文化“围剿”，1932年5月在南京成立中国文艺社与“左联”对抗，张道藩为理事。在此后五年中，他积极从事话剧、电影、美术等活动，曾兼任中央电影事业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先后创作了《自救》、《自误》、《密电码》等;并在南京组织中华全国美术会，任理事长;又支持创办南京戏剧学校，藉以从文艺方面从事反共，被国民党称作“文艺斗士”^[6]。

张道藩越来越得到蒋介石和陈果夫、陈立夫的信任和重视，1932年11月出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部长为朱家骅)。1935年11月，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年又改任内政部次长(部长为蒋作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张道藩亲自出马召集南京歌女、茶社经理开会，发动歌女卖唱募捐，做棉背心送给前方将士。南京沦陷前，张随国民党中央迁往重庆。1938年初，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兼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张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兼社会部次长，旋又兼中央宣传部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与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相对抗，与左派争夺文艺运动领导权^[7]。1939年9月，经陈果夫、陈立夫举荐，张卸去其他职务，专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与校长蒋介石关系更为密切。1942年，蒋介石、宋美龄访问印度，张道藩是随员之一。蒋命张就印度国大党的活动、组织方式等为题与尼赫鲁作过三次长谈，并担任蒋介石与尼赫鲁会谈的记录^[8]。这年12月7日，张道藩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第二年9月又调任海外部部长。1944年1月，受命赴黔、云、桂等地慰问回国参加抗战的华侨，前后四十七天。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大批难民沿黔桂线逃往贵州，张道藩奉命赴黔负责难民的疏散、救济事宜，在贵阳组织“贵州各界黔南慰问团”前往日军刚退出的黔南地区。他亲眼看到“沿公路所经各地民家，或被散兵、或被土匪、或被饥寒交迫的难民抢劫滋扰，可以说是十室九空”。“都匀城居民约四千户，被杀的达三千余……无家可归者达二万数千人。”“独山城里城外的房子，烧了百分之九十七八。”^[9]1945年4月，他回到重庆，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协助陈布雷主管秘书、党政、宣传、外交和情报。

抗战胜利后，张道藩于1945年11月回南京，忙于接收公房，修葺私宅。翌年，在上海、南京召集一些文化人，创立中央电影企业公司，任董事长。1947年春，写成剧本《再相逢》。6月成立文稿供应社，继续领导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活动。1948年3月，中训团设民间艺术训练班，他任指导委员会主任。1948年冬，张被选为“立法委员”。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开展和谈活动，张道藩反对甚力，声称即使和谈成功，他也不会待在京沪。李宗仁约他谈话，他敷衍一阵便离京赴杭。又到上海，约了十几个国民党中央常委飞到广州，后又飞往台湾。在台湾，1950年他募集资金建立“中华文艺奖助委员会”，专门奖励反共作品;又主办《文艺创作》杂志，刊登反共小说、诗歌、剧本、鼓词。他还兼任《中华日报》和“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中国文艺创作研究部”，担任“文协”常务理事达十一年之久。张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改造”运动，也积极参与，1950年出任“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1952年3月他出任“立法院”院长，其间秉承蒋介石意旨，攻击吴国桢甚力。1961年辞去院长职务，仍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立法委员”。1968年6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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