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原名寿春，字伯苓，以字行。天津人，生于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日)。父亲张云藻是秀才，擅长弹琵琶，以教授乐器为生。张伯苓六岁入塾，受过十年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891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驾驶，四年后毕业，入海军当士官生。1897年，英国强租我国山东威海军港，张伯苓所在军舰被派往该地办理手续。他亲眼看到丧权辱国的场面，“悲愤填胸，深受刺激”，认为国家“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1]。不久，他便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离职回到天津，开始从事教育事业。

1898年，张伯苓回天津后，先在严修(曾任清学部侍郎、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家中教家馆，讲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兼教体育。以后又兼在天津富商王奎章家中教家馆。张伯苓教学很有成绩，在两所家馆中附读的学生逐年增加。他决心创办一所新式学校，得到严修的积极支持。为了取得办学经验，他1903年和1904年两度赴日本参观考察教育。1904年8月回国后，将严、王两处家馆合并扩大为私立中学堂，有学生七十余人，教员三四人。年底改校名为敬业学堂。不久，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后来学生渐多，校舍不够用，1907年在天津南开地区建筑新校舍，改称南开中学堂。南开的教育重视自然科学、体育、课外活动，对学生管教很严，深得社会好评，学生人数增加很快，1911年已满五百人。1912年民国成立后，南开中学堂改名南开学校，张伯苓仍任校长。1915年南开增设英语专门科，第二年又增设高等师范科。这是张伯苓试办高等教育的开始。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师资缺乏，这两科相继停办。

由于办教育有成绩，张伯苓颇有社会声望，曾参加清末立宪运动。1916年，黎元洪任民国大总统时，请他当教育总长，他推辞不就，说：“我是办教育的，还是办教育的好。”^[2]张伯苓认为“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取得办私立大学的经验，1917年8月他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并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及其发展。次年冬天回国，立即着手向中外各方面募捐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天校舍建成，南开大学正式开学，设文、理、商三科，招生百余人，后来曾一度增设矿科。1923年，张伯苓应当时社会上的要求，开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设实验小学。1931年设经济研究所。这时南开大、中、小学生总数已达三千余人。南开的经费靠私人捐赠，学校经济公开，账目放在图书馆，全校师生员工都可查看。

五四运动时，南开学生曾经积极参加爱国群众运动。张伯苓虽然不赞成学生“到社会上去闹”^[3]，当天津反动军警到南开逮捕爱国学生时，他立即指示学校有关方面打开学校后门放走学生。对于已经被捕的南开学生和教师，包括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周恩来，他尽力设法营救，并到警察厅看望南开被羁押的师生，还参加天津各界代表团到北京向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撤换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

张伯苓把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概括为：“我中华民族之大病，约为五端：首曰愚，次曰弱，三曰贫，四曰散，五曰私……创办南开学校，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他据此制定办学方针五条：“一是重视体育，二是提倡科学，三是成立团体组织，四是进行道德训练，五是培训救国力量。”^[4]他办学几十年一直坚持上述五条办学方针。

20世纪2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入侵我国后，张伯苓曾赴东北各省考察，目睹日本势力入侵情况，十分忧虑，回校后组织东北研究会，并派人编辑东北地理，作为南开中学教材。

张伯苓是基督教徒，担任过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但他一不主张由外国人传教，二不主张在学校传教。他认为个人有信教自由，学校不能用宗教影响学生，不能把南开办成教会学校。他在南开每星期给全校学生上一次修身课，课上常常引用“四书”上的话，却从不引用《圣经》上的话。

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在天津的驻军每日清晨在南开附近进行军事操练，影响学校上课，张伯苓派人到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提意见，日军置之不理。张伯苓十分愤慨，常常在修身课上讲：“非赶走日本，中国不能富强。”^[5]

1937年“七七”事变后，7月30日，南开遭到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猛炸，校舍变成一片瓦砾。同年10月，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迁往长沙，合并为临时大学。1938年1月又迁往昆明，改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任该校校务委员会常委。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一直在重庆，担任南开中学校长。他说他不主张学生在学校搞党派活动，曾把自己比作是“蒙上眼睛的驴”，只管教育，不管别的。但他容许国民党三青团在南开活动;对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学生，表示可介绍他们去延安，不赞成他们在学校里搞革命活动。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在汉口召开，张伯苓被推为参政会副议长。他在大会上致词时，强调各党派精诚团结、和衷共济，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共赴国难。还说蒋介石是中国的抗日领袖，号召大家服从蒋介石的领导。有人在会上对政府工作提意见，他要大家“用望远镜看问题，不要用显微镜看问题”^[6]。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大会上，关于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问题，与会参政员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伯苓采取不介入的态度，不作发言。

1938年到1940年间，蒋介石曾两次到重庆南开中学参观，并拜访张伯苓。1941年，蒋介石派人劝张伯苓加入国民党，他婉言谢绝了。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亲自到他家中相劝，并把党证放在他家桌子上，他也就没再拒绝。1944年元旦，国民政府颁给张伯苓一等景星勋章，褒奖他“为国造士”。10月，南开举办“四七庆祝大会”，庆祝南开建校四十年和张伯苓七十岁生日，蒋介石亲往张伯苓寓所祝寿，颂扬他“桃李满天下”，还书写“南极辉光”四字相赠。1945年5月，张伯苓参加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年冬天，他赴美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博士学位，并在美治病。

1946年春，张伯苓自美返国。蒋介石发动内战后，有人对张伯苓说国民党政府很不得人心，他说：“这么大的国家，不能一下子好，总得一点一点的好。”^[7]这年11月，张伯苓当选为“制宪国大”代表，参加“国大”。1948年5月，蒋介石电请张伯苓出任考试院长，张婉辞不就，蒋一再来电敦促，7月，又派张群到天津迎接张伯苓到南京就任，他表示无可奈何，随张群赴南京上任。到南京后，看到政府内部腐败不堪，心情十分沮丧，不久就回到天津。年底，以体弱多病为借口，提出辞职，并避往重庆。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蒋介石逃离时，曾亲往张伯苓寓所劝其同行，他未同意。后来蒋经国又来告诉张伯苓，为他留下了一架飞机。他随时可走，他仍未离开重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张伯苓曾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他到北京，受到政务院热情而周到的接待，周恩来多次前往拜访。同年9月张伯苓回天津，行前周恩来设家宴饯行。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故。临终前留有遗言，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嘱其学生“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8]。周恩来亲往天津吊唁，说：“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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