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湖北蕲春人。1887年8月3日(清光绪十三年六月十四日)生。其父詹竹亭是个秀才，在本村任塾师。詹大悲七岁随父读书，后又从人兼习数理一类课程。1907年以第一名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在校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他和同学宛思演、梅宝玑、方子樵、何亚新等人一起组织证人学会，在同学中发展会员，传播革命思想。

1908年，詹大悲获悉学校当局因他宣传革命，将要开除他的学籍，于是离开黄州到了汉口。起初，他想在汉口办报，因经费不足而作罢。后宛思演接办汉口《商务报》，詹被聘为主笔，这是武汉地区最早的革命报纸。1909年冬，詹大悲和刘复基等以访员身份前往天门、潜江，通过该地驻防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取得了联系。从此，《商务报》成了群治学社的机关报。

1910年夏，由于群治学社的暴露，《商务报》受牵连而停刊。12月14日，梅宝玑等人创刊《大江白话报》于汉口歆生路，胡为霖任经理，詹大悲任主笔。未几，汉口发生英国水兵无故殴毙人力车夫事件，群情激愤。詹在报上对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大加揭露和谴责，英领事对此极表不满。胡为霖的父亲惧祸，召胡为霖归家，《大江白话报》停刊。詹大悲遂另筹三千元自兼经理，并改名《大江报》，于1911年1月3日继续刊行。

这时，群治学社已改名为振武学社，由蒋翊武主持社务。但因多次遭受新军协统黎元洪的破坏，社务几陷于停顿。蒋翊武乃邀詹大悲、刘复基等人密商办法，决定联络益智社、神州学社等革命小团体，成立“文学社”，詹被推为文学社简章的起草人。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詹被选为文书部长。《大江报》遂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

同年5月，湘、鄂、川、粤人民掀起保路运动，7月26日，詹在《大江报》上刊出黄侃(署名“奇谈”)所作《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爱国之志士”、“救国之健儿”暂起进行“极烈之改革”^[1]，击中了清政府的要害。8月1日晚，《大江报》遭到湖广总督瑞澂的查禁，詹大悲被捕。在法庭上，他怒斥清政府将云南片马拱手让人，“丧权辱国，莫此为甚”^[2]，并承担《大江报》所发文章的一切责任，被判处一年半徒刑。

武昌起义汉口光复后，詹大悲被迎出狱。10月14日，汉口军政分府成立，詹受命为主任^[3]兼管军事处。但没过几天，湖北军政府黎元洪等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虑，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驻汉鄂军支部，仍以詹为支部长”^[4]。25日，黎委张景良为汉口前敌临时总指挥，剥夺了詹大悲的军事指挥权。当时，清军冯国璋部正猛攻汉口，张景良非但不督战，反于27日下午“突焚粮台”^[5]，在后方策应清军，结果全军动摇，兵退大智门。詹大悲依军民所请，立斩张景良，但已无法挽回败局。31日汉口失守。詹鉴于黎元洪等的猜忌，乃忍痛东走九江、上海。

1912年2月，南北和议告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当时，不少下层革命党人对此深为不满，詹大悲认为这“无异授贼以刃”^[6]，欲办《亚东日报》以唤醒人心，但因经费筹措不易，未能如愿。次年春，詹回到汉口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长，并当选为省议会议员。

“宋案”以后，詹大悲支持孙中山的兴师讨袁主张，并联络原文学社社员杨王鹏、王宪章、温楚珩等密谋在汉首先发难，议定由“詹、杨等担任鄂西、鄂北军事，蔡济民秘谋内应”^[7]。不幸事被黎元洪侦破，詹在黎的追捕下乘日舰逃离汉口。“二次革命”期间，他先后在江西和南京赞助李烈钧和黄兴的讨袁军事活动。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亡命日本。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袁斗争。詹大悲首批入党，并奉孙中山之命，与王宪章等回上海策划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王宪章惨遭杀害。詹侥幸逃脱，再赴日本。次年12月，护国战争爆发，詹大悲回国，准备去湖北策动讨袁起义，刚抵上海，即被新闸捕房以所谓“私造湖北官钱局伪票”的罪名逮捕，直到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7年7月，詹大悲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9月，被派往四川从事争取川军的工作。1918年5月，孙中山受桂系军阀排挤辞职离粤。詹也离开广州。直到1920年11月，粤军陈炯明逐走桂军，孙中山重返广州后，他才又返粤协助孙重组军政府。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詹任大本营宣传员，并受孙的指派二次进川，联络川军共同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詹追随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五十多天。次年奉孙之命赴泉州，与何成濬共商讨伐陈炯明事宜。

1924年1月，詹大悲受孙中山指派，以湖北代表身份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詹被任为刑事审判委员，因不谙法律辞，改任参事。10月，广东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詹大悲奉命前往江西，联络方本仁合击陈炯明残部。

1926年1月，詹大悲作为建国鄂军代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前，他与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等联名通电，揭露北洋军阀段祺瑞祸国殃民的罪行，号召国民党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驱逐此帝国主义与军阀之工具，建立统一之国民政府”^[8]。会议期间，他被推为大会政治决议案审查委员和起草人之一。经他参与起草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决议文》，肯定了“一大”后两年来的政治工作“确能依总理所指示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决定之政策进行”，并深望全体党员“仍以继续之努力，完成未竟之工作”^[9]。针对“西山会议派”的非法活动，詹大悲向大会提出了速予纠正居正等解散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的议案。大会选举时，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会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沪代表。

同年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詹大悲随军到达武汉，先后任武汉政治分会委员、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汉口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代理湖北财政厅长等职。不久，湖北省政府成立，他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27年2月他又任武汉市政府委员。在“迁都”之争中，詹大悲坚决支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6年11月通过的迁都武汉决议，反对蒋介石主张改迁南昌的企图。针对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詹主张“把党的职权行使起来”，不能“只看见个人活动，看不见党的活动”^[10]。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次日，詹大悲即主持召开汉口特别市党部会议，通过了“通告下级党员一致反帝国主义，反蒋”和“根据蒋介石最近反动事实，再请中央免职查办，并开除其党籍”等项决议^[11]。

与此同时，詹积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5月10日，他在汉口特别市党部执监委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指出加强国共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他驳斥国民党右派攻击工农革命运动的谰言，指出“因为要摧毁封建的基础，绝不是省政府几个人员的力量所能做到的”，对工农革命运动“不应过于压抑”^[12]。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集团也叛变革命，但詹仍在汉口特别市党部召集的所属各级党部执监委员联席会上大声疾呼要“加紧农工运动”^[13]。

詹大悲在武汉的言行，深为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右派所仇视。9月15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临时会议，通过了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詹的所谓“附逆嫌疑”的决议。11月，南京国民政府讨唐(生智)军占领武汉后，詹避入汉口日租界。12月17日，詹被武汉卫戍司令胡宗铎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希图响应广州”的罪名逮捕^[14]，当夜即遭杀害。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742.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