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涛,姓爱新觉罗,别名埜云,满族正黄旗人。1887年6月23日(清光绪十三年五月初三)生于北京醇王府。父亲奕是道光帝旻宁的第七子,咸丰帝奕的胞弟,封醇贤亲王,载涛是奕的第七子。载淳继咸丰即位,年号同治,是载涛的堂兄弟。同治死后无嗣,由奕的第二子,载涛的同父异母兄载湉(奕的正福晋、慈禧太后之妹叶赫那拉氏所生)继位,年号光绪。载涛及其胞兄载沣、载洵都是奕的侧福晋刘佳氏所生。
载涛四岁时(清光绪十六年正月)受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十一月奕死,载沣袭封醇亲王爵位,载涛晋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1]。十一岁时奉慈禧太后之命,出继堂伯父贝子[2]奕谟为嗣子,奕夫妇因懿旨不能违抗而痛失爱子,生母刘佳氏更由此而受刺激,导致精神失常。五年后奕谟因细故得罪慈禧[3],复奉懿旨将载涛改嗣堂叔父钟端郡王奕诒为继子,袭贝勒爵位[4],迁入龙头井贝勒府。奕谟夫妇则因既失嗣子,又受此侮辱,不久相继病死。
载涛少年时喜爱骑术,1904年至1906年进陆军贵胄学堂学习,丰富了对军马训练和育选良种等知识。1908年10月,慈禧、光绪相继病亡,溥仪冲龄即位,年号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当国。11月朝命载涛加郡王衔,并与毓朗、铁良等人被任为宫廷守卫门禁,总司稽察。12月,清廷拟建人数众多的禁卫军,载涛等复被任为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负责筹建工作。不久载涛奉派赴法国索米骑兵学校进修。1909年(宣统元年)1月清廷罢斥袁世凯后,5月设军咨处,派载涛为管理军咨处事务,以便使皇族宗亲掌管陆军。次年1月,载涛奉命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4月载涛被特任为专使大臣,往英国伦敦悼唁英王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逝世。7月回国,向清廷建议仿效欧美各国,专设军法处审理军人犯罪案件,获准。1910年4月,清廷颁令改军咨处为军咨府,任命毓朗、载涛为军咨大臣。为了进一步削弱北洋派的势力,载涛改变陆军部尚书铁良只任用满人以抵制的做法,重用非北洋的留日优秀军事学员吴禄贞、张绍曾等担任镇统制一级的高级将领,但却为革命党人得以在北方发展势力提供了机会。翌年4月,清政府公布“皇族内阁”名单后,各地革命浪潮不断高涨。闰六月,清廷拟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师)的军队,在永平府举行大操练,以显示武装震慑力量,任命军咨大臣载涛代摄政王载沣为监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永平大操计划被迫取消,下谕载涛督率禁卫各军守备京畿。此时清廷内部对各地起义民军态度形成和战两派,隆裕太后召集御前会议听取意见,和战双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载涛则始终未发一言。此时隆裕难于决断,转而向跪伏于地的载涛问道:“你是管陆军的,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载涛急忙叩头答称:“奴才练过兵,却从未打过仗。”隆裕默然,稍后才说:“你们先下去吧!”会议也就到此草草结束[5]。10月14日,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袁建议清皇室大臣应率先带兵出征南方,为各地清军做表率。载涛闻讯,惊恐万状,自动交出兵权,请求解除一切军职。不久由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继任军咨大臣,冯国璋接替禁卫军统领。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清廷面对土崩瓦解的局势,召集王公、亲贵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奕劻提议接受民国方面优待皇室的条件,自动退位而保亲贵们的人身安全。载涛和其兄载洵以及铁良、良弼、善耆、毓朗等人表示反对,并决议组织“宗社党”,对抗革命力量。不久,宗社党的中坚分子良弼遇刺身亡,载涛等犹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2月清帝溥仪被迫下诏退位。3月隆裕太后传谕解散宗社党。此后载涛停止了政治活动,深居简出,依靠“清室优待条件”所规定的“清室家用补助条例”拨给的补助费,在王府内过着骑马学戏、养花玩鸟的遗老寓公生活。1917年3月,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给予镶黄旗蒙古都统的头衔。是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封载涛为复辟朝廷的禁卫军司令,直至复辟失败。次年10月,徐世昌继任北洋政府总统,加载涛将军衔[6]。
1924年,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逐溥仪出宫,修改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例,取消皇族的生活补助。载涛的经济来源被断绝后,虽辞去了大批仆佣紧缩开支,但仍有子女、保姆、管家等三十余口人的生活须维持,因此卖去了龙头井豪华的府宅,迁居山老胡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地区。1932年国民政府成立“国难会议”,载涛被聘为该会委员。同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溥仪为“执政”,在长春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1933年3月改称“满洲帝国”,立溥仪为“皇帝”,载涛曾被接往“新京”朝贺,但他拒绝出任伪职。1945年夏,日本投降前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曾专程登门邀载涛“出山”收拾残局,遭载涛拒绝。
抗战胜利后,载涛的经济状况更加困难,一度靠出租余屋的房租收入度日,后因物价飞涨,继又将山老胡同的院子卖掉,搬进自己过去的马房居住。但是生活还是难以为继,在北京解放的前一年里,只得每天早起,从家中挑些破旧衣物,到德胜门外摆地摊卖破烂,勉强使一家人得以玉米面糊口度日[7]。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根据载涛的特长,1950年8月10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任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委任令是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的。他接到后热泪盈眶,百感交集,激动地说:“知我者,毛主席”,“毛主席真伟大”,“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报毛主席知遇之恩”,“新中国诞生了,我载涛也新生了”[8]。马政局的任务是指导军马的驯养训练,培育和选择优良种马供应部队需用。接事后他施展所长,勤奋工作。当时的军马场都远在边疆地区,年过花甲的载涛除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外,还不辞劳累地走遍东北的牡丹江和西北的青海、甘肃、新疆等地的军马场,进行视察和指导;向当地的指战员讲授驯马及选种配育等技术,备受欢迎,对军马场的建设工作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他还根据亲身经历撰写了一些回忆录,为研究清末历史留下宝贵的资料。他的子女与孙辈也由人民政府安排了工作,获得了新的生活。
1954年,载涛以满族代表身份,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民族组副组长。1956年10月,年近古稀的载涛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对家属说:“我也要革命。”在他的申请书上介绍人李济深、张联棻作了如下的表述:“本表申请人虽系清代贵族,从辛亥革命后,已为平民化。解放以后首先加入全国政协,任马政局顾问,对改良马种的建议尤多献替。后又膺选为人代大会满族代表,有代表性,思想上有进步要求,特为介绍加入我党组织。”[9]1957年3月,他接受国家领导人的嘱托,曾至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望正在改造中的侄子溥仪,临别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10]。
1969年秋,载涛得偏瘫病后卧床不起,1970年9月2日在京病逝,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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