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字隽奇，号叔伟，1899年5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十六日)生于湖南长沙外祖母家。祖籍湖南湘乡荷叶乡万宜堂。是曾国藩二弟曾国潢的曾孙，父亲曾广祚是举人，为江苏候补道台。曾昭抡幼随父服官江南，庭训之余，兼得师传，在私塾数年，打下国学的坚实基础。

1912年夏，曾昭抡与胞兄曾昭承一起进长沙美国圣公会办的雅各学校，始接触英文及算学。1913年春，入美国雅礼协会所办的长沙雅礼大学堂预科学习，在校二年学习英文、算学、地理、历史、天文、卫生、化学等科。1915年，考入清华学校插班生，一年便中等科结业升入高等科。曾于清华就学时，慎行少言，发奋好学，由于他有深厚国学的扎实根基，又学过数、理、化等学科，加之好学不辍，各科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深得同学的敬佩和老师的喜爱。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洗礼的曾昭抡，在1919年5月9日举行的国耻纪念会上，同清华全体同学齐声宣誓：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之人民、土地、主权。曾还冒着被捕入狱的危险，参加宣传队，进城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的活动。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他更加渴求获得新知识，用功益坚。他是校中的长跑运动员，还是《清华周刊》的校对员。他用五年的时间读完了清华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的课业，于1920年修业期满而毕业。

1920年秋，二十一岁的曾昭抡获得公费，负笈赴美留学，入麻省理工学院习化学工程。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并完成了题为《有选择性的衍生物在醇类、酚类、胺类及硫醇类鉴定中的应用》的有机化学研究方面的博士论文，并于1926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导师的重视，导师希望其留在美国工作。曾回答：我很热爱母校，但更热爱我的祖国。遂毅然回国。

1926年曾昭抡抵达上海，不久南下广州，进兵工试验厂当技师，然非其素志，遂辞职北返。1927年夏，到南京中央大学化学系任教授，讲授有机化学和化学工程等课程，后兼任化学系主任。他倡导教学与科学研究相结合，使中央大学化学研究有了良好的开端。

1931年夏，曾昭抡受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在其主持下北大化学系扩建了四个实验室，对原设备进行改装，增添了许多新的仪器设备和药品。同时充实了图书资料，改进教学方法，教学中努力汲取国内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提倡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验技能和独立思考的能力。经过几年的努力，北大化学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曾昭抡在北大化学系先后讲过普通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有机合成、有机分析、杂环化学、炸药化学等课程。曾于每门课程开讲之前，先着手改革旧教材，重新编写讲义，使其讲课内容充实，也深受学生欢迎。他严格要求学生，规定做毕业论文的制度，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联系实际、独立工作的能力。曾昭抡是中国化学界最早提倡学校搞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化学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执教北大化学系期间，发表科学论文五十多篇，其中有的研究成果为国际化学界所采用。

曾昭抡在北大任教期间，不但教学与科学研究名扬海内外，在一些学术团体活动中也极有影响。他参加过中国科学社、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工程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等国内外学术团体，尤其对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与发展贡献极大。中国化学会1932年8月在南京成立，曾是该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后来多次当选该会会长、常务理事。在第一次理事会上被推为《中国化学会会志》总编辑。该会志是我国最早的化学期刊之一，他把我国当时化学研究新成果，用英、德、法等文字公布于世，受到各国化学家的重视，促进我国化学研究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中国科学社等学术团体于1935年8月联合召开年会，曾昭抡以化学会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化学会与中国化学之进展》的报告，报告精辟地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化学会的成立、发展及其在中国学术史上所处的重要地位。1936年9月他发表了《中国化学会前途展望》一文，文中阐明了经营中国化学会和办好《中国化学会会志》的指导思想。

这期间曾昭抡还担任《科学》、《化学》和《化学工程》等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他还是美国《化学文摘》杂志的摘要人，为这些刊物写过大量文章。他热心向同行介绍中外化学科学发展与现状以促进中国化学科学研究之发展。他撰写的《有机化学百年进展状况》、《二十年来中国化学之进展》、《中国化学之研究》、《最近有机化学之进展》、《中国有机化学之研究》等文章，帮助国内化学界了解国内外化学科学研究进展的动向，促进中国化学研究和化学知识的普及。

“一二九”运动后，北大当局禁止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1936年4月，北大以民先队员为骨干成立女子同学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曾昭抡等著名教授到会祝贺，并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同年5月4日，北大禁止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十七周年的活动，同学们就采用师生联合纪念的办法，邀请曾昭抡、周炳琳、许德珩等教授一起到会讲演。曾昭抡等教授把当年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联系起来，无不感慨地说：在今天纪念“五四”，就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就要消灭汉奸!

1936年11月中旬，曾昭抡在《清华周刊》上发表《国难与逃难》一文，讽刺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逃跑主义。文章称：“九一八”之后，“一二八”的淞沪战争发生了，上海的居民，搬箱倒柜地从华界搬进租界，堂堂政府马上打着“长期抵抗”的口号，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当时所谓安全地带的洛阳。同时日本人在下关开了几炮，吓得留守南京的官吏纷纷逃往沪杭，这次的经验，充分地表现了我国上下一致的逃难精神。接着曾寓意深远地说：“现在我们的国运，就像在水灾前夕一样。遇着洪水来临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若是大家不管，一起逃跑，结果非大家淹死不可。若是大家齐心合力，把决口堵住，那便是大家都可获救。即令一切的努力失败，结果也不过和大家不管一样。在这困难的当头，我想有一件学生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每人努力去劝服自己的家属、亲戚、朋友，叫他们千万不可逃难，因为国家亡了，逃也没有用的。”

时绥远傅作义将军率部抗击日伪军的入侵，消息传到北平，曾昭抡受北大全校师生的委托率领北大师生劳军代表团，于12月1日离平赴绥远前线慰问。代表团一行七人抵达归绥时受到傅作义将军及驻军官兵热情欢迎。曾等一行在前线阵地参观后，在归绥军举行的集会上代表师生向前线抗敌军民致慰问词，并将大批慰问信及慰劳品送到官兵手中。曾于前线慰问、调查时，发现士兵及当地民众对日寇将使用毒气及烟雾的传说十分惊恐，为安定军民之心以利抗战，他应邀为当地军民作了八场有关毒气及防毒知识讲演，使军民消除了对毒气恐惧的心理，增长了防毒知识和能力。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开始，北大、南开、清华三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曾昭抡在临时大学任教。随着日寇侵略魔爪伸向长沙，临时大学决定南迁昆明。由于当时交通运输困难，仅有教师和少数学生乘火车去广州，取道香港，经越南入滇。多数学生和曾昭抡等少数几位教师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前往。曾是旅行团指导委员之一，于1938年2月20日，与学生们由长沙出发，一起跋山涉水，他们于沿途战胜了各种艰险，接触到许多劳苦大众，进行了社会调查。曾昭抡还兴致勃勃地写下了旅行日记，祖国秀美山川，民众的苦难，使曾百感交集，为其后来投身民主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旅行团历时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五百华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

临时大学在昆明易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曾昭抡继续于化学系任教。他在教学之余，对抗战前途的发展非常关心，拒绝亲朋援引到国民党政府任职，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毅然投身到民主革命运动洪流之中。1940年9月，他在一次题为《国内形势和中国抗战的前途》的讲演中，坚信日寇绝不能征服中国，抗战必定取得最后胜利，他的讲演给听众极大鼓舞。1944年，曾昭抡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任该组织中央执行委员。他非常关心世界反法西斯形势的发展，《民主周刊》上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一周时事评论》，分析评论欧洲战场的形势，充满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必胜信心和对法西斯的痛恨。然而曾的言行为国民党特务所不容，他的名字被列入特务的黑名单中。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复员平津。曾昭抡受北大委派先期赴平，办理复校事宜。他于北平边接收校产边任课临大补习班。北大复校后，他仍执教化学系并担任系主任工作，讲授普通化学等课程。1947年，曾昭抡作为中国代表被派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期间，他考察了美国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到英国进行访问、讲学。1948年初，曾偕夫人俞大絪归国，暂居香港。时年，曾昭抡当选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

曾昭抡虽身居香港，远离北大，但仍关注平津各校师生反迫害斗争。1948年5月他同郭沫若、何香凝、萨空了、谭平山、柳亚子等一百三十六位在港民主人士联名发表了《港九民主人士给平津各校教授、同学和工友的一封信》，向平津的爱国生伸出援助之手。1949年9月，曾昭抡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体会议，共商建国大计。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他任北大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组织制订了新的教学计划。

1950年5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设立全国学术名词统一工作委员会，曾昭抡任化学名词审查小组召集人，制订出《化学物质命名原则》，审定了《化学名词草案》。8月，曾当选为全国科联副主席。1951年，他任教育部副部长兼高等教育司司长，1953年至1957年担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主管全国理工科大学和综合性大学，为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他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和全国高分子委员会主任，对化学研究所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7年，曾昭抡会同民盟科学规划组的费孝通、童第周、千家驹、华罗庚、钱伟长等著名学者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而被错划为“右派”，受到撤职降级处分。1958年4月，应武汉大学校长李达之邀，曾昭抡到武汉大学化学系任教，并在武大化学系成立元素有机化学教研室，先后建立起有机硅、有机磷、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高分子等科研组，参加并指导这些领域的研究工作。1967年12月8日，因患癌症和非典型白血病去世。

1980年5月中共中央做出了1957年曾昭抡等起草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对党对国家有益的建议的结论。1981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为曾进行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追悼会。

参考文献

• 《清华周刊》第45卷第3期(1936年11月15日)。
• 《燕京新闻》第13卷第17期(1947年3月17日)。
• 《清华旬刊》第9、10期(1948年5月28日)。
• 彭庆、刘维权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历史人物》,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版。
•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人物志》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 王治浩、邢润川:《知名学者、化学家曾昭抡》,《化学通报》1980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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