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琦是中国青年党的主要创始人。原名昭琮，及长，因慕韩琦之为人，改名琦，字慕韩。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生于四川省隆昌县响石镇涟鱼荡的一个富宦家庭。其父曾友三清末在广西做小官，全家迁居桂林。曾琦幼年时在家中受的是封建传统教育，1908年春考入桂林中学堂读书。不久，因其父母相继去世，遂与其兄变卖家业，扶榇返回祖籍四川。1909年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肄业，与王光祈、魏时珍、周太玄、李劼人等同学。后转入法政学堂读书。课余为报章撰述评论，《成都商报》曾聘他为主笔。辛亥革命前后，曾执笔于《成都商会公报》、《四川公报》，并在重庆创办《民国新报》、《群报》。
 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曾琦赴重庆，追随熊克武、杨庶堪参加讨袁之役，事败潜回隆昌。
 1914年曾琦至上海，入震旦学院习法文，与同学左舜生、李璜等相识订交。
 1916年春，曾琦东渡日本，先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秋后入东京中央大学攻读宪法及行政法。留日期间，与易君左等二十余名中国留日学生创办“华瀛通信社”，为国内报刊撰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帝制，康有为参与其事。是时正在日本房州避暑的曾琦，曾致信梁启超，劝梁慎于出处，继续提倡国家主义。
 1918年夏，中国留日学生因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纷纷罢学归国。曾琦哀叹“人生最不幸之事，莫过于中途辍学”^[1]。但在广大留日学生纷纷回国的爱国潮流推动下，亦于6月25日回到北京。不久即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经一年筹备，于翌年7月11日正式成立，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2]。不久，曾琦离京赴沪，执笔于学生救国会主办的《救国日报》。其间，受业于章太炎，章为他讲说《易经要旨》和《佛学大纲》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兴起，曾琦抱同情态度。北京学生的爱国热情给他以深刻影响。7月1日他在写给留法的周太玄、李璜的信中说：“我在上海前后病了三个月，真是奄奄无有生气，直到5月4日，北京学生痛击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我如饮了一付兴奋剂……马上就启程北上，视察学界情形。……我到京后，接洽学界许多青年同志，精神上非常愉快，又亲眼看见6月3、4、5日北京政府捕拿学生二千余人，囚在译学馆的一班爱国青年，前仆后继，再接再厉之精神，觉得国家前途一线光明，全系于此。”^[3]是年8月下旬，曾琦从上海乘船去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一面读书，一面与周太玄、李璜等人组织“巴黎通信社”，充当上海《新闻报》特约记者，为该报撰写通讯稿件。
 五四运动后，“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分化。李大钊等学会中的左翼分子，力图把这个成员复杂、宗旨笼统的学会，改造成一个信仰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曾琦作为这个学会中右翼势力的代表，反对李大钊等人的主张。他从法国写信给国内的同伙左舜生说：“宣言本会为纯粹的学术团体，只许个人本其专长为社会的活动，不许个人为政治活动。”^[4]同时，他在给王光祈的信中还表示要“研究蒲鲁东学说，择要撰述稿件寄回国内”^[5]，企图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23年12月2日，曾琦组织留法学生中一些国家主义的信徒，在巴黎郊区玫瑰村召开中国青年党成立会议，被选为党务主任。会上通过了曾琦起草的《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宣言》标榜青年党的宗旨是：“对外，则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则以推倒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6]。曾琦还在《宣言》中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说它不适合中国国情。1924年4月20日，青年党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到会五十二人，曾琦被选为委员长。中国青年党建立后，曾琦等人竭力破坏旅法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其矛头首先指向国共合作。他唆使党徒邬傅如盗窃了中国共产党一份关于实行国共合作的文件。他亲自拿着这份文件面见旅法的国民党人王宠惠、蔡元培、郑毓秀等，极力反对国共两党合作。又托谢持之婿曹任远将此文件密转其岳父，为国民党右派反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供炮弹。后来他回国后，与谢持“约定内外夹攻”，反对国共合作。
 曾琦旅欧五年，其间曾到德国、比利时短暂停留，大部分时间住在法国。1924年9月，他和李璜、张梦九一起回到上海。他先后在大夏、同济、法政、学艺等大学任教，但主要精力还是用在青年党的活动上。是年10月10日，他与李璜、张梦九以及国内的国家主义分子左舜生、陈启天(左、陈均在上海中华书局供职)、余家菊等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喉舌。曾琦任总编辑，左舜生任总经理。曾琦在《醒狮》上发表多篇文章，宣扬国家主义，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辱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
 为了反对和抵制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从1924年下半年起，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个国民会议运动，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曾琦反对国民会议运动，甚至攻击国民会议运动是“乘机煽动，别有用心”，表示“吾人固万不能符合也”^[7]。
 这年冬天，孙中山从广州北上，途经上海时，曾琦由谢持介绍往见，劝孙“中止联俄容共”政策，两人“辩论良久，不欢而散”^[8]。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曾琦借机攻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说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却海外华侨之同情”，“失却绅商阶级之同情”，“遂致已入党者时起冲突，未入党者裹足不前”^[9]。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无理屠杀我国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年5月30日，上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五卅运动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给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曾琦反对中国共产党对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反对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他在《醒狮》周报上公开主张“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所有工会之一切言论机关，只以拥护工人本身利益，及提倡工人爱国为限，不宜让共产党人主持笔政，借以宣传赤化”，“在军阀未倒，外患未销以前，工人只宜参加‘全民革命’，不可侈谈‘阶级斗争’”，“非万不得已时，不宜轻用罢工手段”^[10]。
 1926年夏，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琦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青年党建立后，其党名长期保密，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名义出现，又因标榜国家主义，所以被称为国家主义派。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曾琦等人散布的谬论受到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揭露和批判，其真实面目逐渐被人们识破。一度被蒙蔽的青年纷纷觉醒，声明脱离国家主义派。自称为“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派，呈现土崩瓦解之势。曾琦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供认，“由(民国)十三年秋迄十六年春，愚虽居沪滨，而时复漫游大江南北，讲演不下数百次，为文不下千余篇，意在醒青年之迷梦，存国家之元气。顾虽瘏口哓音而终莫能挽此既倒之狂澜”^[11]。
 严酷的事实，使曾琦认识到“空言反共无效，非武力不可”^[12]。于是他就投靠各地封建军阀，“奖励同志研究军事。一面由同志之有学识者，参加国内制造军事人才之机关，如云南讲武堂，金陵军官学校，担任教授，灌输国家思想，借以养成大批反共军人，与共产党为最后之奋斗”^[13]。从1926年起，他派出一批重要党徒与各地军阀勾结。他本人则时而回故乡勾结四川军阀，时而到山东依附韩复榘。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曾琦拼命反对。他说：“此次北伐，不惟无直抵黄龙之望，抑且有根本动摇之忧”，“世人虽震其声威，而予则敢断言其必败”^[14]。他的诅咒没能阻止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到1926年末，北伐军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进抵长江流域，严重威胁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北伐军所到之处，废除了北洋军阀的所谓五色国旗，代之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于是曾琦又掀起了一个所谓拥护“五色国旗”的运动，成立“拥护五色国旗大同盟”，发表《保护五色国旗宣言》。
 1927年1月，曾琦离开上海，到了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许多人积极进行营救，而当年同为“少年中国学会”创始人的曾琦则成了军阀杀害李大钊的帮凶。他“亲自拜见奉系巨头，谓李大钊乃共产党唯一无二之首领，杀之共产党势力必消灭，机会不可失”^[15]。
 曾琦一再煽动蒋介石背叛革命，破坏统一战线，屠杀共产党人。北伐前夕，蒋介石搞“整理党务案”时，《醒狮》周报就煽动蒋介石与共产党“一刀两断，用武力排斥共产党”^[16]。北伐进军途中，曾琦“希望国民党……绝对不容党内有跨党分子，毅然开除共产党，以免内起萧墙之祸，外贻赤化之讥”^[17]。“四一二”政变时，他对蒋介石“对付共产党之采取严厉手段，尤深赞其勇敢”，还提醒蒋介石，“开除共产党后，勿遽认为祸患已绝。须知共产党之基础本在下而不在上。仅仅罢免一二高级军官，逮捕三数领袖人物，何以制共产党之死命?”^[18]煽动蒋介石向广大工农群众开刀。
 “四一二”以后，蒋介石和青年党在反共反革命上本来已完全一致，但由于蒋坚持一党专政，排斥异己，在一个时期内拒不承认青年党，所以他们在一段时间里还没有能够合流起来。因此，曾琦在“四一二”以后继续反共的同时，也曾反对蒋介石的“党治”。
 1927年9月，曾琦去日本。不久，蒋介石亦“下野”来到日本。在日期间，陪同蒋介石的陈铭枢曾到横滨晤见曾琦，调解蒋介石与青年党的关系。因蒋只准青年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坚持不承认青年党，故调解未成。是年冬，曾由日归国，先后到北平、香港、天津、山东等地，依附地方实力派，从事反对革命的活动。在天津，他极力拉拢梁启超，欲拥梁为领袖组织新党。在山东，他令其党徒组成法西斯式特务组织“特别侦谍队”，协助韩复榘缉捕共产党人，破坏革命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曾琦代表青年党“撰《一致对外与一党专政》一文，载于天津《大公报》，主张政党休战”，提出不论国民党之反应如何，中国青年党先自实行(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行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19]。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召集国难会议时，曾琦等青年党的几个负责人均在被邀之列。只因对会议内容、地点、仪式有分歧，曾等未去出席。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时，“流寓湖南”的曾琦，策动湘桂川地方军队对红军“截堵迎击，并坚壁清野，严阵以待”。不久，他返回四川，支持四川军阀进攻川陕红军。还支持李璜回川组织“安抚委员会”，协助刘湘、邓锡侯、杨森等围攻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6年前后，蒋介石与曾琦信息往还，蒋多次表示要见曾。当年冬，曾派李璜赴洛阳祝贺蒋介石的五十寿辰，并劝蒋中止西安之行，以防张学良、杨虎城发生“腋肘之变”。蒋“围剿”红军心切，未采纳曾、李的建言^[20]。不久蒋在西安被张、杨扣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于1936年12月25日从太原致电蒋介石，表示慰问，他竟把蒋的获释说成是由于“积旬日之呼号，动十万之师旅”的结果。1937年1月8日，曾到浙江奉化面谒蒋介石，“长谈两次，建议数项”^[21]。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于7月15日召开庐山谈话会，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他在16日的会议上发言，呼吁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1938年，国民党当局成立国民参政会，曾被聘为参政员。1941年夏，曾赴香港。同年10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曾与梁漱溟合办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在港期间，日本驻港领事通过国社党驻港负责人对曾琦进行诱降，汉奸汪精卫亦与青年党的骨干分子关楚璞密谈，拟委任曾为南京汪伪政府铨叙部长。1941年12月，香港陷落，曾在日本驻港领事保护下，乘敌舰潜往沦陷区上海。汪精卫又劝曾出任考试院副院长。曾本人未公开担任伪职，但青年党的一部分人却公开投敌叛国，它的几个重要成员(如赵毓松、李守黑)曾在汪伪政权中担任部长，曾本人也曾经从敌伪手中领取过经费^[22]。1944年冬，曾琦移居日寇统治下的华北。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把他从太原接回四川，参加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这次会上被选为青年党的主席。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曾琦代表青年党出席，主张“国民党还政于民，共产党还军于国”。同年11月，青年党撕下“在野”与“第三势力”的外衣，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曾琦被指定为主席团主席。1947年4月，曾代表青年党与蒋介石、张君劢(民社党)等签署“共同施政纲领”，正式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任国府委员。为此，曾赋诗道“亡命江湖廿四秋，朝堂初入泪交流”^[23]，对蒋感激涕零。
 1947年夏，蒋介石要对共产党下“讨伐令”。曾琦向蒋介石建议“不如实际上总动员以征剿之，而形式上之讨伐令则从缓发，俟其明目张胆，组织伪政府时，再从而大伸天讨。犹之刘先主之讨曹魏，明知其迟早终必篡汉，仍待曹丕僭号称尊，始行讨伐”^[24]。这一献策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和嘉奖。1948年元旦，蒋授予他一等卿云勋章。他则又向国民党政府献策：严格保甲制度，在各地组织“老年队”、“青年队”、“妇女队”、“儿童队”^[25]，以切断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他一再强调“军民如何互相配合，实为当前剿匪之要旨”^[26]。
 1948年3月，曾琦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4月19日，代表青年党致电国民党，祝贺蒋介石“当选”“行宪第一任总统”^[27]。会后曾被聘为“总统府资政”。1948年10月，曾琦赴美。1951年5月7日，病逝于美国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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