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名和德，以字行，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生于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其父虞晓峰在家乡开设小杂货店。虞六岁丧父，家贫，在私塾就读三年后即辍学。十五岁时经族人介绍到上海，进瑞原颜料行当学徒。不久升任跑街，业余从西人学习英文。

虞洽卿善于推销商品，于1892年进德商鲁麟洋行任跑街，后升买办。该行除进口颜料外，兼营西药、军装(包括军火、器械等)，出口豆粮、桐油，虞所得薪金及回佣甚为优厚。1896年，虞捐资清廷得候补道衔，旋买进闸北升顺里等处房屋，开始跻身于绅商之列。

1902年，虞洽卿谋得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的职位，遂辞鲁麟洋行职。翌年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1905年，上海发生大闹会审公堂案^[1]，地方官员着朱葆三、周金箴、施子英、虞洽卿四人与租界当局交涉。初无成效，其余三人畏难辞去，独虞一人继续奔走，日夜邀集各界代表商讨对策。在民众支持下，受雇于洋人的华工纷纷辞退，华捕罢岗，迫使租界当局让步，交涉告胜。虞翎顶朝服，随同官员步行南京路，挨户劝告开市，遂名闻于沪上各界。事后，虞与胡寄梅等仿效外人在沪的武装团体，发起筹组“万国商团华人队”。1906年，虞奉派以随员身份，参加官方代表团，赴日观操，考察商务，结识了明治维新重要人物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人。目睹日本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因此萌志兴办实业。

回国后，虞洽卿和宁波同乡朱葆三、周金箴等人，加速创建已筹备两年的四明银行。虽困难重重，虞出力甚多。1908年该行开业，资金一百五十万两，取得钞票发行权。但不久即遭外资银行倾轧，发生钞票挤兑风潮，虞治卿等人发动甬人所设钱庄、商号一律代为收兑，使四明银行渡过了难关，树立了信誉。

1908年，虞洽卿与友人倡议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虞被推为总经理，买进“宁绍轮”，行驶于沪、甬间。先是，该航线为外资太古、东方两轮船公司及国营轮船招商局所垄断，统舱票价从五角提高到一元，使旅客蒙受损失，虽经虞洽卿等多次交涉，但“始终无效，于是有自立公司之举”^[2]。宁绍公司筹办时，宁、绍同乡纷纷入股，因此小额散股股东甚多。宁绍轮行驶后，树牌“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加价，服务态度亦好，营业颇佳，因而太古竟放空船。太古公司凭借其雄厚的资力，把票价降为两角，并随送毛巾、肥皂等日用品，想压垮宁绍公司。宁波同乡遂组织“船票维持会”，票价降为三角，每票由该会贴补二角。宁、绍同乡宁愿多出一角乐于乘坐宁绍轮，终于两年后迫使太古等屈服，票价一律回升为五角。

1909年，虞洽卿等人向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建议，筹组国货展览会性质的全国“南洋劝业会”，以资提倡实业，得到端方的赞同，并经奏准清政府拨款筹备，官民合办，端方任会长，虞等任副会长。翌年在南京开幕，盛况空前，会期六个月，观众达二十多万人次。虞随会赠送精印会址及摄政王载沣、端方、张人骏等人以及自己照片的杭纺手帕二万方，借以广扬名声。不久张人骏继端方接任会长，耻与商人为伍，遇事掣肘，劝业会期满后即告停办。由于张人骏盛气凌人，随着反清浪潮的不断高涨，虞的思想也随之发生变化。虞自称“自经劝业会之后……蓄心革命事业”。^[3]

辛亥革命上海起义前夕，虞洽卿在沪地同盟会秘密会所结识陈其美等人，资助起义经费八千元，并提供租界内的秘密集会场所^[4]以及购办军械等。上海光复后，苏州绅商在上海影响下，要求巡抚程德全宣布江苏独立。程以缺乏军饷为借口，犹豫观望。11月4日，虞筹集巨款一百万两代表沪商界赴苏劝说，程遂宣告独立。虞继又赴南京游说张人骏，遭拒绝后，曾亲自单身由沪送弹药至南京前线天堡城接济革命军。上海都督府成立后，虞被委为首席顾问官、外交次长及闸北民政长等职。袁世凯任大总统后，虞曾表示支持，并反对“二次革命”，电阻浙江都督朱瑞参加反袁阵线，因此受到革命党人的警告^[5]。袁称帝之举，受到全国各界的斥责，大势所趋，虞又转而反对帝制，资助陈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动。

1914年，宁绍公司董事会决议以六万两出售较为陈旧的“甬兴轮”，拟另购新船;虞洽卿表示反对，认为该轮尚可行驶。但董事会坚持原议，虞当场加码五千两承购，转手以每年三十万元的租费，租与洋商获取暴利。股东们闻讯大哗，乃集股东大会决议：(一)撤销虞洽卿总经理职务;(二)委托监察人盛丕华诉之于法。虞终因理屈，被迫退还甬兴轮。此后，虞为挽回声誉，全力经营其独资创办的三北轮埠公司(原设浙江镇海三北，名为“三北轮船公司”，是年迁沪，更名、增资)，增添船只，开辟航线，扩大规模;后又盘进英商鸿安轮船公司。时值欧战期间，外轮多奉调回国，货多船少，水脚上升，三北、鸿安业务得以迅速发展。虞不断购进轮船，并在沿线各埠添设码头、堆栈等。1917年虞又买进“宁兴轮”，另组宁兴轮船公司。此时虞独资经营的三北、鸿安、宁兴三公司已初具规模，成为可与外资轮船公司抗衡的民营航运集团。但虞的资金毕竟有限，不断投资不动产，以致资金周转困难，债台高筑，债主无日不盈门坐索。虞每日陷于应付债务的窘境之中，移东补西，捉襟见肘。他除利用荷兰银行买办身份，开出远期本票贴现抵债外，拖欠四明银行债款最高时达三百多万元。对于其他客户的债务，也常到期换票转期，因此在金融界中信用甚差。这时，虞还“越穷越买船”。原来按当时惯例，买船到埠后，只须先付百分之三十的现款，余款可分期拨付，而随即可向银行押借船价百分之七十的贷款，这样百分之四十的差额就可暂时移作周转之用;且新船行驶前又可从买办到茶房(即服务员)收取押柜(保证金)。以宁兴轮为例，茶房每人要缴四百元，全船可收十万元之巨。因此虞虽欠了巨额债务，但却一再添船增资，到“抗战前夕，三公司有船三十余艘，总吨达九万一千余吨，为民营冠”^[6]，约占全国轮船总吨位的七分之一^[7]。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全国响应。上海总商会于5月9日发表通电，主张撇开巴黎和会，就青岛问题单独与日本交涉，为全国舆论所反对。正副会长朱葆三、沈联芳因而辞职，虞洽卿曾一度以商会议董身份代理会务。6月3日在工人、学生影响下，沪商会共同参加三罢(罢工、罢课、罢市)斗争。6月10日曹汝霖等人被撤职，消息传来，12日晨虞等陪同地方官员上街劝告开业，但应者仅十之二三，直到学生列队劝说，全市始告复业。

1920年，虞洽卿与张澹如、闻兰亭等人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虞当选为理事长。是年4月，全国工商协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1924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与宋汉章互争会长，相持不下，形成僵局，经会董商议，改选虞治卿为会长。此时虞仍任荷兰银行沪行买办，直至1941年他离沪时传给其子为止。荷兰银行在华发行纸币，吸收存款，经营汇划、进出口等业务。虞的月薪二百两，加上年终分红及佣金结算，年收入逾二三万两左右。

1925年1月，虞洽卿应北京临时执政府临时执政段祺瑞之邀，以善后会议专门委员身份，赴北京参加会议。因虞前曾支持段的马厂誓师和对德宣战，晋京后备受礼遇。2月初，他被段任命为淞沪商埠会办(督办孙宝琦)。4月，虞在京当选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后递补为副会长，继续留京活动。

同年5月30日，上海发生英国巡捕枪杀群众的五卅惨案，6月1日起全市工人、学生和绝大多数商店参加了罢工、罢课、罢市的三罢斗争。北京临时执政府委任在京的虞洽卿为谈判代表之一，于6月3日兼程返沪。他在总商会属下，成立以他为首的“五卅事件委员会”，通电表示“若人权不得保障，即牺牲亦何足计”，愿意“协同各界誓为政府后援，决以全力拥护公理”^[8]。他提出根据当时形势，分化敌人，集中力量打击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方针，认为“此案与法美等国无关，即对于英日两国亦有分别。日领事已主张纱厂罢工风潮由中日两国自行解决，以免牵入其内。以英国言，此事与英商无关，完全由领事与工部局负责”^[9]。但他的建议未受到领导三罢斗争的工商学联合会的重视和采纳。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同有关各国交涉的十七条谈判条件，北京政府交涉员看后认为“过激”，就商于虞洽卿。次日“五卅事件委员会”讨论时，委员们认为与其条件太高而导致谈判失败，不如缩小范围以期速决，因此另提十三条，删去“取消领事裁判权”、“永远撤退驻沪军队”、“解除万国商团和巡捕武装”等条款，将保证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自由”一条改为“优待工人”，因而遭到上海十万群众集会抗议。六国委员会在谈判中，则借口各国意见冲突，而对十三条亦拒绝接受。总商会经同工商学联合会磋商同意后，于6月26日复市^[10]，同时决定继续抵制英、日货，筹款援助罢工工人。9月初，上海总工会决定，在保障工人既得利益及经济要求的条件下，逐步劝令工人复工^[11]。此后，虞洽卿代表总商会参与协调复工谈判，进行保证和监督复工条件的实施等工作^[12]。是年10月直系军阀孙传芳进占上海，虞洽卿被迫辞去淞沪商埠会办职务。

1926年5月，虞洽卿率领中华实业参观团一行六十人赴日考察实业。6月上海总商会改选，傅筱庵在孙传芳的支持下当选为会长，虞洽卿落选后，与王晓籁等人另组“上海商业联合会”与之抗衡。是年春，宁波旅沪同乡会改选，虞当选为会长，后又担任上海航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等职。7月，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推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推荐其女婿盛冠中随同代表王晓籁去广州，试探在广州执掌军政大权的蒋介石的实意。盛返沪后称蒋颇重乡谊，不忘过去在沪时受虞接济的旧情，使虞放心。

1927年2月，北伐军节节胜利，东路军已抵达江、浙一带，虞与江、浙资本家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叶琢堂、孙衡甫等人密商，如蒋能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则将全力予以支持。陈、李等对蒋的意图不明，不愿出头露面，因此由虞介绍，推派与陈果夫有乡谊的四行储蓄会副主任钱新之去南昌与蒋洽谈。蒋即于3月初密令各军将“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虞及时在沪商界散布蒋已答应条件的消息。3月22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后，召开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出临时市政府委员十九人，由于虞曾不满孙传芳支持傅筱庵夺其总商会会长席位而参加过后来的倒孙活动，因此也被选为委员。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虞当夜即前往会晤，商谈甚久。次日虞在商业联合会上作了传达，并于29日偕同会议推选的代表吴蕴斋、穆藕初等二十九人往见蒋介石。蒋在接见时明确表示：“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大非浅鲜，此后仍以协助为期。……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13]此时蒋拟委虞任财政部次长为其筹款，虞借口忙于本身业务而婉辞，但允尽力支持;并保荐张寿镛、钱新之先后任财政部次长以自代。3月31日，虞又为蒋组成筹措军费的“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自任委员。接着上海工商、金融各界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分4月1日及25日两次各给蒋三百万元。国民政府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后，三次发行“江海关二五附税库券”共七千万元，大多由江苏省兼上海市财政委员会向工商、金融界摊派。

蒋介石上台后，内战不断，军运频繁。军队扣船拉差，乘机敲诈勒索，三北公司营业大受影响，亏损累累，处于困境。虞治卿取得蒋的照顾，一面申请获准发行八厘公司债三百五十万元，一面于1930年索得历年军队所欠轮船租费，得以渡过难关站住脚跟。在此期间，虞开辟了川江航线，创设了三北轮船机器厂。

虞洽卿平时重视家乡的建设，早期经营镇海、龙山，在当地设轮埠、筑海堤、修轻便铁道等。又经虞申请获准，当地的农副产品直接装运出口，可免缴转口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虞投资集股修建的“甬观公路”(宁波到观海湾)和“镇骆、镇大公路”(镇海到骆驼桥、大碶头)，分别于1932年、1933年建成通车，方便了浙东地区的交通。他历年用于家乡建设的投资，约在二百万元以上。1936年虞洽卿七十岁时，上海租界当局应总商会等团体的请求，决定将横贯沪市中心南北通衢大道、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在地的西藏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并举行盛大的命名典礼。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难民麇集，虞洽卿等人在各方面配合下，筹组“上海难民救济协会”，虞被推选为理事长。他利用闲置的三北船只，遣返二万多同乡回籍;留沪尚有各地难民十多万人，分别安置在全市三十余处难民所内。此时沪地四郊遭日军封锁，粮食供应日见困难，升斗贫民及十余万难民更有断炊之虞。虞倡议举办“平粜会”，向各界募得大批捐款后，由虞分批从西贡、仰光、爪哇等地运来大批洋米，约一百七十多万包，其中大部委托米店照市价七折出售，差额由捐款中贴补。前后办了三十多期平粜，部分充作难民口粮;其余由平粜委员分摊，高价抛售市场，牟得厚利。时值战时船少，运费较平时猛涨数倍，虞利用三北公司留沪船只，另组公司，取得有关方面同意，悬挂意、挪等国的旗帜运米进口，又以压舱为名自办洋米;出口时满载土特产，除运费外，加收小费;且平粜米不交进口税。虞多方设法赚钱，每月盈利以数十万计，总共约赚五百万元^[14]，还去旧债后，手中犹握大量游资，购进重华新村、大上海电影院等大批房地产业。

日军占领上海后，谋组汉奸政权，多次拉拢虞治卿出任伪职，为虞所拒绝。1938年2月20日，虞接到附有子弹的恐吓信，警告他不得参加伪组织，否则将以真弹对付。虞召集家属商议，从老妻到幼孙，都劝虞切勿事敌。但虞亦不敢得罪日伪，曾多次表示“亲善”^[15]。虞的暴发及其政治上的暧昧态度，引起各方瞩目，处境危殆。后经家属劝说及在重庆的女婿江一平等人来电催促，于1940年秋离沪经香港赴渝^[16]。

虞洽卿抵重庆后，舆论骂他是发国难财的米蛀虫，因此他常避居他地。内地物资匮乏，他出资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自任总经理，并取得蒋介石的“手谕”，特许运输物资。虞从国外购进大型卡车数十辆，除部分“捐献”当局外，其余全部用于运输物资。时值日军侵入缅甸，曼德勒、仰光等地的商人急欲脱货求现，竟以整个仓库的商品估价求售，仅及市价的二三成，虞因而获巨利达二三亿元。此后，他在西南经营多种企业，在昆明、成都、贵阳等地都设有运输公司，在内江创办酒精厂，在湖南设纱厂等。

1945年4月24日，虞洽卿突患急症，两天后病逝于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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