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佐庭，字崇功，1889年1月3日(清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浙江镇海。父亲俞樵芗是当地挂牌中医，对子女管教甚严。俞佐庭少时入私塾，勤奋好学。俞有表叔李璇祥和李咏裳，是镇海富绅，在镇海和宁波开设镇余、慎德^[1]两钱庄。俞佐庭十六岁时进余姚木行当学徒，满师后于1908年进镇余钱庄当职员。不久，俞到上海进恒祥钱庄任账房。1916年任宁波天益钱庄经理，俞进镇余和天益，都是表叔李璇祥、李咏裳的关系。

俞佐庭任职天益钱庄后，交友广阔，得识沪上闻人虞洽卿等。1921年，俞佐庭任上海中易信托公司副经理，和在该公司任职的陈布雷相结识，并成为知友。1926年，俞通过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的同乡关系，曾一度任天津垦业银行经理。1927年俞任宁波市财政局局长，仍任天益钱庄经理，遂被推选为市总商会会长，为甬地工商界出谋筹划。为了办事，同时也多次为当局摊捐派税。此时上海颜料业巨商秦涵琛在甬去世，俞被邀任秦家的治丧总管，由于办事周到，深受秦家赏识。1931年俞在沪筹设恒巽钱庄，得到秦家的大力支持，共募得十一股，秦家投资五股，李咏裳和徐庆云各投资两股半，俞自认一股，并任经理。在此前后直到抗战期间，俞先后在宁波独资开设慎生、正大、东升、万成四家咸鱼行;在宁波、绍兴、杭州、上海等地十四家企业中拥有股份，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长和董监事等职^[2]。

1931年俞佐庭被选为上海市钱业公会常务委员。此时甬地钱庄存款多于贷放，多余资金急需谋求出路。俞熟悉沪、甬两地金融情况，因此甬地钱庄通过俞的关系，定期对沪地工商界进行短期放款。这样既满足了沪地一部分工商界调剂资金的需要，也为甬地资金找到了一部分出路，俞在两地工商界中的声誉也因此大为提高。1934年6月到1936年6月，俞当选为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在此期间，俞鉴于橡胶业等因盲目竞争投产，造成销路呆滞，招致严重亏损，乃拟就《统制工业条例》草案，由市商会报国民政府批准在全国施行，但未被采纳。后市商会鼓励同业自行联合，统一调剂产销，火柴业首先实行，收到一定效果。1934年8月，在俞佐庭主持下，市商会执行委员会决议，将北河南路天后宫原已停顿的国货商场从事改组扩充，重新开幕。参加厂商三十多家，群策群力，推销国货，配合了当时全市性的爱用国货运动，也为各厂商推销了不少商品。在沪地的影响下，外地厂商也纷纷成立了类似的国货商场。除此之外，俞并重视商业人才的培养和职工的业余教育，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等。1936年6月，上海市商会改选，王晓籁继俞任主席委员，俞佐庭当选为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俞佐庭与杜月笙的关系密切，早在1933年便结为换帖兄弟。1935年由于市场萧条，银根吃紧，钱庄放款一时无法收回，资金周转失灵，提存之风骤起。俞佐庭经理的恒巽和恒兴、恒隆、恒赉四家钱庄，更是面临倒闭险境。此时杜月笙为国民政府指派的“钱业监理委员会”委员，在杜的支持下，恒巽等四家钱庄以房地产向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进行押款，始得渡过难关。

1935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对日妥协，响应日本政府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物色工商界、金融界头面人物，组成经济考察团^[3]，赴日进行所谓“亲善”活动，俞亦为代表团团员之一。同年四明银行因滥发银元券发生挤兑，官僚资本乘机加以控制，加入大量“官股”。次年冬该行改组，俞佐庭经股东大会推定为商股董事，后又在董监联席会议上被选为私股常务董事。1937年四明银行等设四明储蓄会，该行总经理孙衡甫兼任会长，俞任经理。不久，该会并入银行信托部，俞因而离职。

1937年7月抗战爆发，不久沪、宁沦陷，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俞佐庭除继续经营钱庄业务外，深居简出，尽量减少社会活动，以保安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伪曾胁逼俞出任伪中央储备银行要职。他不愿附逆，偕其弟俞佐宸离沪，辗转避往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上海，继续担任四明银行私股常务董事。1947年俞经陈布雷的推荐，出任四明银行总经理兼常务董事，同年当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俞佐庭辞去四明银行总经理职务，携眷迁往台湾。1950年其在台求学的独子病死后，离台移居香港。1951年6月病故于香港。

参考文献

•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 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5年版。
• 《申报》1935年10月3日。
•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
•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资料。
• 俞佐宸访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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