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颂华，名垚，江苏太仓人。生于1893年3月9日(清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父俞书祥，字隶云，在上海电报局工作，初为电报生，后逐步升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俞颂华少年时代，曾肄业于上海澄衷中学，后考入北京清华学堂，又转入上海复旦公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年毕业于东京法政大学。

俞颂华自日本毕业回国后，应上海《时事新报》总编辑张东荪之邀，任该报副刊《学灯》主编，并参与《解放与改造》杂志的编撰工作。时在五四运动之后，《解放与改造》杂志曾介绍当时西方新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费边主义、乌托邦、无政府主义等各派学说，因而风行一时。

1919年底，我国派驻海参崴的外交代表李兰洲(家鏊)邀俞颂华担任日文秘书。俞颂华志在新闻事业，对日文秘书工作不感兴趣，故到海参崴不久就放弃了这个高薪的工作，回到上海，仍任《学灯》主编。

1920年秋，《时事新报》与《北京晨报》联合派一批记者赴苏俄采访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被派的有俞颂华和北京俄文专修馆学生瞿秋白、李仲武。这是最早去苏采访的中国记者。他们与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同行。但由于当时西伯利亚铁路暂时中断，他们滞留哈尔滨甚久，于次年1月25日始抵莫斯科。他们游览了莫斯科并访问了彼得格勒，会见了列宁、莫洛托夫等革命领袖。3月初又访问了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所写的采访通讯，分别在《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上发表。后来《北京晨报》把通讯辑成《赤俄见闻记》一书印行，曾再版多次。这些通讯对帮助当时的中国知识界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起了重要作用。

俞颂华在苏采访约有半年，随后他离俄国经波兰到德国。在那里，他一面仍担任记者工作，一面进柏林大学研习哲学、论理学(逻辑学的旧称)和马克思主义等，其间曾两次赴法国。

1924年俞颂华自德回国，任上海中国公学教务长兼教授。后中国公学停办，由钱经宇(智修)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并先后在中央大学商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沪江大学商学院、暨南大学、劳动大学、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等校兼课，讲授社会学、逻辑学等课程。他为《东方杂志》的国际栏撰写时事述评，直到1932年“一二八”日军进攻上海时，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毁，《东方杂志》暂时停刊，他才离开商务。随后，经黄炎培介绍，他进入上海申报馆工作。

俞到申报馆后，任新创刊的《申报月刊》总编辑。《申报月刊》创刊于1932年7月，在《创刊词》中提出创办这个刊物的宗旨是：认清时代潮流的趋势，以增进最大多数劳苦民众的福利为目标。为贯彻这一目标，俞颂华邀约许多知名人士为该刊写稿。1936年《申报月刊》改成《申报周刊》。在同一时期。他还与俞寰澄、李孤帆等创办了《新社会》半月刊，提倡革新政治，主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前后办了两年。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内形势起了变化。1937年4月，申报馆派俞颂华和孙恩霖赴延安采访，他们是西安事变后国内最早派往陕北抗日根据地采访的记者。他们到延安后的第二天(4月16日)晚上，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在烛光下作竟夜之谈。其时在卢沟桥事变前三个月。他们聆听了毛泽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的形势估计与中国方面应采取的战略问题的谈话^[1]。第二天又会晤了周恩来和朱德，并在当天晚上出席了延安的文艺晚会，和毛泽东、朱德、史沫特莱同座观看了“抗日剧团”的演出。后来俞颂华在他所写的通讯中说：剧场虽然简陋，但表演的人很有精神，表演的戏剧和节目都很有爱国的意识。他还说：“在离肤施(延安)的时候，我们回首看城门两旁城墙上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八个大字，不由得感到愉快，因为我觉得这八个大字，足以代表国难严重中的一线曙光，亦是全国国民的一致愿望。”^[2]这篇通讯是国内新闻界报道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陕北情况较早的一篇，曾引起广泛的注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开始后，俞颂华于8月应邀赴广州筹办《星粤日报》未成，转往武汉，参加《申报》汉口版的工作。

1938年春，俞颂华应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新闻系主任马星野邀请，赴湘西芷江任该校新闻系教授，讲授“逻辑学”、“新闻写作”、“新闻学专题研究”等课程;同年暑期，随该校迁往重庆。因与学校当局的关系不协调，1940年他离重庆赴香港任《星报》(晚报)主笔。不久又应胡文虎的邀请，去新加坡任《星洲日报》总编辑。但国民党有关当局不肯放过他，要胡文虎解聘他，因此他被迫再去香港。到港后，适值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于1941年9月18日在香港创刊，梁漱溟任社长，俞颂华应梁的邀约担任了该报的总编辑。

《光明报》只办了两个多月，即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侵入香港而被迫停刊。俞颂华始则隐姓埋名，以后化装成商人，离港到桂林，任《广西日报》总编辑。《广西日报》系地方报纸，原来销数只有几千份。他负责编辑后，力加整顿，邀请从香港撤退到桂林的进步文化人士如金仲华、千家驹、胡仲持等为该报撰稿，报纸面目为之一新，销数随之日增，多时行销到两万多份。

俞颂华在《广西日报》期间，该报也受到国民党的压力，不许他在该报工作，他又一次被迫离开，转往湖南衡阳任《大刚报》总编辑。他为《大刚报》开辟了“星期增刊”。特别是他创办的“敌后航空版”(用飞机载往日军占领区散发)，成为当时新闻界的创举。

俞在《大刚报》工作了近一年。1944年，日本侵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侵占衡阳，俞颂华再次转往重庆，受黄炎培之聘，主编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国讯》杂志。抗战后期，由于长期流离颠沛，他的健康受到损害，患了肺病，但因经济拮据，无力医治。

抗战胜利后，俞到四川璧山任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但仍兼《国讯》主编。1946年夏，他随校迁往苏州。1947年10月11日因肺病在苏州逝世。遗著除前述在苏俄采访时的通讯集《赤俄见闻记》外，尚有《柏拉图》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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