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庆棠，字凤岐，江苏太仓人。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出生于上海。父亲俞棣云，系邮局职员。她三岁丧母，十岁丧父，由大哥俞风宾(上海名医)抚养成人。她的仲兄是名记者俞颂华。

俞庆棠1914年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校，1916年入中西女塾，其后又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她自幼活泼、勇敢，娴于辞令，曾获上海学生演说竞赛第三名。五四运动时，她代表圣玛利亚女校参加上海学生联合会工作，并代表上海学联出席过全国学联会议。通过参加五四运动，她认识到对群众进行教育的重要，决心从民众教育入手，振兴中国。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献身于民众教育事业。

1919年秋，俞庆棠赴美国留学，先后在台来佛亚(Deleware)女子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研读。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当选为中国留学生会主席。1922年，她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回国后，与唐庆诒(留美学生，在上海交通部南洋大学任教)结婚，历任无锡中学教师、大夏大学教授。1927年夏起，她担任江苏大学区(后改名为中央大学区)扩充教育处处长、江苏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长等职，负责规划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

俞庆棠在美国留学时，一度是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的学生。她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口号颠倒过来，变成“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认为整个社会都是教育环境，整个人生都可以受教育。她把这种教育思想和她的教育救国论的思想结合起来，把民众教育当作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手段，提出一系列改进民众教育的理论和措施。她说：“中国民众教育的运动，是改进现行教育、完成教育理论、经营合理的共同生活的一种教育运动;是根据中国实际社会需要，经过了屡次严重国难的刺激而激发的民族复兴运动。”^[1]她认为：“民众教育的最高理想，是全民众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知能道德的前进和向上。”^[2]因此，“凡改变群众行为，授予知识技能理想而改进其个人团体生活的工作(如合作社、乡村改进会、保甲会议、农业推广等)，都是它有效的方式”^[3]。她还主张，教材与课程设置，应从民众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并注意培养民族意识。

俞庆棠为了实践她的教育思想，在江苏省创办和充实民众学校、民教馆、农教馆、图书馆等。1928年创办了以培养民众教育师资为目的的江苏大学民众教育学校(后改名江苏省立教育学院)，自兼校长。不久，她辞去校长职务，担任该院教授及研究实验部主任。此后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她在该院专心致志地培养民众教育的师资，进行民众教育的实验和推广工作。民众教育首先在江苏全省得到比较普遍的发展，应归功于她的努力倡导，所以她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抗战前，江苏省经她创办或指导创办的民众教育机关有一百多处，仅在无锡就设有四个民众教育实验区、三十九所民校。她经常徒步深入农村，指导民校工作。她指导将识字教育与生产教育结合起来，由民校教师向农民推广优良稻麦品种，防治病虫害，传授养蚕技术及改良鸡、猪等家畜品种。她指导民校及民教馆组织民众成立信用、生产及运输合作社，颇受民众欢迎。1931年，她联合全国从事社会教育的人员，成立中国社会教育社，作为研究促进社教事业的机构。她当选为该社的总干事。该社曾创办河南洛阳及广东花县两个民教实验区，其后又在桂林、重庆等地推广社教事业。

1933年，俞庆棠赴欧洲，考察丹麦、荷兰、英、德、法、奥、意等国的成人教育与合作事业。她最赞赏丹麦的民众教育。丹麦由民众学校教育农民，当时已经没有文盲了。

1935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她积极参加文化界救国会的活动，开始对国民党的统治感到失望和不满。当江苏教育学院当局迫害和开除进步学生(有的是共产党员)时，她常为受迫害的学生辩护，保全了不少学生的学籍。这年冬，她主编《申报》的《农村生活丛谈》专栏，报道各地农民生活的困苦、吏治的腐败、赋税地租的繁重等。该栏文章后来汇编成书出版，她在序言中写道：“编者自己从事农村工作，已有十年的历史，对于农民的疾苦体验得很深，对于农村问题也逐渐有所认识。这是十年前在大学里教书时所意想不到的。”她看到农村“种田的没有地，有地的不种田”，农民挣扎在死亡线上;城市中，民族工业受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摧残、压迫，得不到发展，工人失业问题严重，越来越对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失望和不满。但她幻想“以教育的力量来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把一切障碍破除”^[4]。她对勤劳而聪明的工农子弟不能享受教育权、而富家的纨绔子弟却有享受高等教育的特权，感到愤愤不平，屡次为工农民众的教育权而大声疾呼。

“一二九”运动中，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火车在无锡被阻。俞庆棠率领无锡学生携带食品热情慰问，并在《大众生活》杂志上发表《写给上海学生请愿团的一封公开的信》，热情洋溢地赞扬学生的爱国精神，谴责宪兵强押学生回沪的反动行径，鼓励学生要“永远站在大众利益的立场上，来从事救国的伟业”^[5]。1936年，她发表《现阶段中国所需的教育》一文，提出当前所需的教育是国难教育、生产教育和妇女教育。关于国难教育，她说：应“使民众了解个人的生活与民族存亡的密切关系，使民众相信自身力量的伟大，从而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抵御外侮，保护中国主权领土的完整”。关于生产教育，她认为“要将现社会的生产组织所加于受教育者的桎梏解除”，才能使人民受到正常的生产教育，从而解决人民生活问题。她说妇女教育“是培植为民族谋生存而奋斗的新战士的教育，为社会增生产而努力的生力军的教育”。她号召民众教育工作者，做民族解放斗争中的“大众宣传者和组织者”^[6]。

抗战爆发后，俞庆棠只身奔赴汉口，参加难童保育及妇女救济工作。1938年3月，她参加庐山妇女谈话会，作了开展后方妇女生产工作的发言。后来她撤退到重庆，担任妇女新生活指导委员会的生产部长，在永川县的松溉创设了一个纺织实验区，以妇女生产学校为中心，招收抗日军人家属及妇女入学，前后达数千人，组织她们学习文化与纺织技术，生产军服布、军毯、纱布、药棉等支援前线。她又在乐山设立蚕丝实验区，结合改良蚕种、改进缫丝方法，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在农村工作中，她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有人介绍她加入国民党，她严加拒绝。1939年3月，她返沪探亲，为照料患病的女儿，留在上海，先后在东吴、沪江、震旦等大学担任教授，讲授“社会学”、“民众教育”等课程。其后又兼任申新纺织厂第二、第五两厂的福利科长，创办工人学校、合作社、医院等福利事业。

抗战胜利后，俞庆棠担任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她领导创办了一百多所市立民众学校，恢复了市立图书馆、民教馆、体育场、博物馆等社教机构，还重点创办了一所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自任校长，作为她的实验园地。该校招收工人、妇女及失学儿童入学，共有学生二千七百多人，所有教室每天从早到晚由四班不同程度的学生轮流上课。还附设有托儿所、缝纫班、电工合作社、诊疗所等福利设施。该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利用推广民教的方便，办墙报、编歌曲，办巡回文库(即小图书馆)、展览会、演讲会，进行革命宣传。实验民校的民主进步气氛，引起反动当局的嫉恨，他们不断对俞庆棠施加压力。她于1946年愤而辞去教育局职务。1947年，上海市参议会提出要停办实验民校，她说：“谁来停办民校，我和他们拼命!”^[7]她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领导全校师生员工展开了护校运动，使实验民校得以保存。其后，反动当局又迫她辞去实验民校校长职，她说：“我决不辞职，除非撤我的职!”^[8]

从1947年起，俞庆棠担任联合国科学教育及文化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48年，她又担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她应邀赴美国考察战时的难童教育。

1949年5月，她离美返国，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她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9年12月4日，俞庆棠患脑溢血症在北京病逝。

俞庆棠的著作有《民众教育》，主编有《农村生活丛谈》、《中国社会问题参考资料索引》、《民众教育概论重要参考书索引》等，她还与孟宪承合译了杜威的《思维与教学》。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721.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