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日章，原籍湖北蒲圻。1882年11月25日(清光绪八年十月十五日)生于武昌。父余文卿，早年加入基督教，为中华圣公会牧师。

余日章从小入教，并在教堂附设小学读书。1895年入武昌文华书院。1905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由于教会学校多年的熏陶，“这时他对于宗教运动已感有热烈的兴趣”^[1]。

1905年春，余日章返武昌任文华书院附中教员。1908年秋，靠美国传教士帮助，赴美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教育科，1910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12月下旬返国。次年春，任武昌文华大学附中校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组织红十字会，自任总干事，并充黎元洪的幕僚。不久，在黎元洪任都督的军政府外交部任交涉局局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的英文秘书。

1912年，余日章加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次年任该协会演讲部主任干事，曾到江苏、广东、云南等地宣扬基督教义，高唱“教育为立国的基础”^[2]。从此开始了他以基督教活动为主的生涯。

1916年，余日章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代理总干事，1917年9月正式任总干事，以后连任达十七年之久，1923年到1928年还兼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屈指可数的头面人物。

余日章一生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极力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人格救国论”，反对社会革命，认为中国所以衰弱，是因为所谓道德的“退化”，只有皈依基督，才能修养人格，富强国家。这种“人格救国论”，实际上是“基督救国论”。

余日章成为中国基督教界头面人物后，又以“民间”姿态频繁地参加政界活动。他曾多次为当时政府派出访美，1915年5月至9月，曾参加当时袁世凯政府农商部的“实业考察团”赴美考察，任该团名誉书记。这次访美的目的是所谓“联络邦交，促进实业”^[3]。余作为该团发言人，在遍访美国大部分重要城市时，作了九十次讲演。他很会迎合美国某些人士的心理，使他们感到“没有一个从外国来的人曾使我们这样兴奋过”^[4]。1921年11月，他又以“国民代表”身份随北京政府代表团参加华盛顿会议。抵美后，他奔走于美朝野人士之间，到处介绍“中国实况”，并“征询”美方对会议的“意见”，幻想美国政府会“赞助中国”。结果，会议通过的《九国公约》，在“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烟幕下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合法”根据。1927年7月，余再率代表团赴檀香山参加太平洋国民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竟引中国古时有兄弟因闹分家打官司，经人劝导后复和好的故事，妄图去“劝导”侵略中国的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发“善心”，与中国讲和睦相处^[5]。1932年8月，余日章去美国治病，曾面见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希望美国对日侵华有所遏制^[6]。

1934年，余日章病重，辞去青年会总干事一职而任名誉总干事。1936年11月22日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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