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冲汉,字云章,奉天辽阳人。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因其父于甫筠是清光绪年间直隶保定县的候补知县,于冲汉与其二弟早年均入保定莲池书院读书。在莲池书院,于冲汉与日本留学生宫岛勖斋成为要好的朋友。宫岛勖斋在学成归国之际曾对于冲汉说:“中国虽是个大国,但一切腐朽落后,不足有为。你如果在国内不得意时,可到日本东京找我,我一定能帮你忙。”
其后,于冲汉的父亲升任直隶承德府大名城通判,在一次镇压凌源一带的农民起义时阵亡,于冲汉一家因失去主要经济来源,不得不返回辽阳原籍。于冲汉自幼游手好闲惯了,不习农活,又染上鸦片烟嗜好,一家人坐吃山空,不仅一家生计难以维持,而且因为在当地挑拨是非,为家乡人所不齿。为了找出路,于冲汉想起了宫岛勖斋当初的许诺,遂于1899年东渡日本找宫岛勖斋。于到东京后,人生地不熟,找了一个多月,也未找到宫岛,眼看盘缠已尽,走投无路的于冲汉在旅店上吊自杀,为女佣发现救下。虽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但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有几分尊敬,旅店老板告诉于冲汉:你不要寻死,没有钱也没有关系,你只管在这里住,我不要你的钱,慢慢找你的朋友,等你找到为止。此后不久,旅店来一个日本陆军大佐,看到一个穿中国衣服的人很好奇,旅馆老板把情况告诉了这位陆军大佐,真是巧合,这位陆军大佐正是宫岛勖斋的朋友,于冲汉因此找到了住在东京郊外的宫岛。宫岛见到找上门来的于冲汉,果然没有食言,对他的到来给予了热情接待。经宫岛安排,于冲汉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同时兼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汉语教官,以维持生活。
1903年,日本准备在中国东北对沙皇俄国开战,为此,日本政府决定招考一批随军翻译人员,于冲汉被录取,到陆军省受训一年。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于冲汉随日军回到东北,任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部附,为日军搜集俄军情报,并从事对外交涉方面的翻译和汉文文牍工作。1904年间,于冲汉在辽阳一带搜集情报时被沙俄军队逮捕,差一点送了命,后经人营救获释。日俄战争中,日本一举打败俄国,将沙俄势力驱逐出南满。1905年3月,日军占领奉天,设立“军政总署”,于冲汉转任“军政总署长”小川的翻译官。于冲汉为日军效劳有功,获得日本政府授予的二等瑞宝章的奖励。
1906年7月,日军撤销奉天“军政总署”,小川回国前,曾询问于冲汉的去向,于表示愿意留在东北工作,小川认为他留在东北与日本保持联系,对日本有利,于是将于冲汉介绍给清政府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小川对赵尔巽说:“于冲汉这个人很好,日本话也好,为日本军做了不少的事。现在我要回国,请阁下多关照,给他安排好。”
鉴于于冲汉是辽阳人,赵尔巽就把他交给了辽阳团总袁金铠,袁金铠安排于冲汉为辽阳东路半拉山子警察区官。日俄战争后,南满地区成为日本的半殖民地,中日交涉成为东三省官员必须面对的课题。于冲汉因为日语谙熟,与日本人的广泛联系以及办事干练等特长受到东三省当局的赏识和倚重。从1906年至1911年,于冲汉先后任辽阳州交涉局局长、辽阳州候补知州、代理辽阳知州等。
1913年,于冲汉担任奉天交涉使,凡是中日双方的交涉事件,一经他的手,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于是,于冲汉成了东北政界引人注目的政治明星。而他与日本的关系也在这种日益频繁的交往中更加密切起来。
1916年春,张作霖与冯德麟等密谋驱逐奉天都督段芝贵时,于冲汉负责与日本方面联络,得到日本的赞同。赶走段芝贵后,张作霖于1916年4月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立即聘于冲汉为奉天省公署高等顾问。“有外交事张作霖恒加顾问”,于冲汉成为张作霖事实上的“外交部长”。
1916年4月,日本乘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中国政局动荡之机,在我国东北策划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日本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陆军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以及驻奉天总领事矢田七太郎等认为通过张作霖采取必要的步骤以实现“满蒙独立”,比利用“宗社党”对日本要有利得多。田中义一指示关东军参谋次长与张作霖的代表于冲汉开始秘密谈判,讨论建立一种脱离中国的政体问题。就在谈判过程中,支持“宗社党”的一派组成了以伊达顺之助、三村丰等为首的“满蒙决死团”,于5月27日进行了刺杀张作霖的行动。张作霖侥幸地逃脱了刺杀,他知道这是日本人的阴谋。这引起张作霖的不满,命令于冲汉中止了与日本人的秘密谈判。
为了酬谢于冲汉,张作霖任命他为东三省官银号总办。总办是个肥缺,管事不多,但每年可以分得十余万银元的花红。
于冲汉作为张作霖的外交顾问,由于摆脱了大量琐碎的日常事务,他的地位是超然的。1919年7月11日,于冲汉在写给杨宇霆的信中就说:“时事迁移,风云变幻,冷眼旁观,应接不暇。其热闹为何如也!弟闲散如常,贱躯粗壮,数年所未有之舒适,知注特闻。……弟近来颇有所悟,一切看开,非敢鸣高,实亦由于愚性如此也。”
1920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垮台后,奉系军阀张作霖便取代段祺瑞成为日本的宠儿。为了与日本政府进一步勾结,张作霖便通过北京政府派遣于冲汉作为他的特使于1920年9月访日,拜会日本首相原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参谋总长上原勇作,得到日本当局支持张作霖的承诺。于冲汉访日后,原敬首相在日记中写道:“张作霖试图以日本为后台扩展他的影响。很好地对待张,以便我们在东三省进行扩张,对日本来说也是重要的。这样,双方的利益恰巧能够协调一致。”
为了确立日本对“满蒙”及张作霖的政策,原敬内阁于1921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东方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经营满蒙”,会议决定的方针是:日本应当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要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为此,会议通过扶植和利用张作霖的方针,“一般说来,在整顿和发展东三省民政和战备的过程中,在确立张的稳固统治的过程中,(日本)帝国应当给予张作霖以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的援助”。由于早在1919年日本与其他主要列强一起签订过一项协定,规定“禁止向中国售运武器”。因此,日本不宜直接向张作霖供应武器,会议决定援助张作霖建立一个兵工厂,以便张作霖能够自己生产武器。关于财政援助,决议第四款规定:“对于财政援助,帝国政府并非不愿根据情况给予善意的考虑,要紧的是应以经济贷款的方式,尤其应当采取在合办企业中投资的方式进行,以便避免列强的疑心和(中国)中央政府的妒忌。如果张巡阅使也决心逐渐地努力增进实际的中日合作,例如,在关于租借土地、经营森林和矿产以及其他这类有前途的事业方面,都能尽心尽力地合作;如果他决心做出每种努力去落实所谓共存共荣的原则,并搞出现在和今后联合管理的办法,以便建立起中日共同的贸易,那么,东三省的财政就能够自发地不显眼地繁荣起来。”第一次东方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成为规范日本与张作霖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一直执行到1927年第二次东方会议,日本通过新的方针为止。
1922年1月,张作霖派于冲汉先后访问关东军少将贵志和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除希望日本提供军火外,还试图让日本保证:万一发生战争,作为最后的手段,日本军队将会维护东北的安全。赤塚正助是张作霖的热心支持者,于冲汉向赤塚正助强调说:“吴佩孚是中国代表英美利益的急先锋,像威胁张作霖一样地威胁着日本。”于冲汉还向赤塚提出一张新的所需军备明细表和关于如何避开“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规定的有用建议。在所需军备明细表中,于冲汉要求日本援助一万支来复枪,一千万发子弹,十万发炮弹,二百挺机关枪(或者至少一百挺)与五百万发机关枪子弹。但日本政府考虑到华盛顿会议正在进行,日本援助张作霖将导致日本同英美对峙,决定对张作霖的援助请求暂时保留态度。于冲汉未到达目的。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于冲汉负责办理外交。5月5日,于冲汉写信给张作霖的参谋长杨宇霆,就有关外交问题提出对策。1925年秋,张作霖以承认“二十一条”有关东北的条款为条件,向日本请求军火援助,以进攻国民军。这桩交易又是由于冲汉完成的。但随着杨宇霆的受宠和大量日本顾问的聘用,杨宇霆与日本顾问逐步分担了对日交涉工作,于冲汉对日外交的重要性开始下降。
1923年间,于冲汉、李有兰代表张作霖与苏俄进行了有关中东路的谈判。1924年9月20日签订的《中华民国东三省自治省政府与苏维亚社会联邦政府之协定》(即“奉俄协定”),代表奉方当局在协定上签字的是郑谦、吕荣寰和钟世铭,谈判是由郑谦等人完成的。1925年8月11日,吉林省长王树翰辞去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兼职,由张作霖批准,令于冲汉继任。1926年9月,于冲汉辞去东三省官银号总办、东三省特别区行政长官,专任东清铁路督办。
日本满铁地质调查所在奉天通过非法地质调查,探明奉天、辽阳、海城、鞍山一带有大量丰富的铁矿石,日本对此垂涎三尺。但是,按照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法令规定,外国人对中国矿山没有购买权。于是日本人通过于冲汉来达到他们的目的。1915年,日本人聘用于冲汉为满铁奉天公所顾问,每月给他二百元津贴,由他出面向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申请采矿权,以中日合办的形式攫取奉天采矿权。1916年3月,于冲汉与日本人镰田弥助签订合同,宣布出资合设公司,采掘辽阳海城县下鞍山站一带之铁石山、鞍山站之鞍山、鞍山站之对面山、小岭子、大孤山、关门山、樱桃园、王家堡子八处铁矿。经过于冲汉上下活动,通过贿赂北洋政府有关官员,日本终于在1917年2月23日拿到了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的采矿许可证,振兴公司据此设立采矿总局,下设矿工监视所,负责监督矿工进行矿石开采工作。名义上于冲汉是该公司总监,但在日本巨额金钱收买下,于冲汉给“满铁”出具了不过问振兴公司的保证书,让日本人打着“中日合办”的旗号,实质上是听任“满铁”在东北大肆掠夺矿产资源。
于冲汉与其弟于凌汉、于文汉因盗卖中国矿产资源有功,均得到日本的重赏。日本人以支给薪金、补助金和股份红利的名义给于冲汉兄弟以巨额金钱好处。据统计,于冲汉每年从日本手中取得3.2万元的巨额收入,其中红利两万元,总经理年俸1.2万元。于文汉(字龙章)由“满铁”聘请为樱桃园监视所总监督,日本每年赏给这位总监督2.8万元。此后,于冲汉、于凌汉、于文汉三兄弟通过非法霸占民间土地等一系列手段,先后帮助日本侵略者扩大“满铁”采矿区,相继攫取火连寨、海城等地石灰石以及海城、盖平等地菱镁矿。日本得寸进尺,在掠夺中国矿产资源的同时,积极筹建鞍山制铁所,将开采的矿石就地炼成钢铁运往日本。1919年4月29日,“满铁”鞍山制铁所一号高炉点火。为此,“满铁”特别赏给于冲汉一万元,并表彰他说:“振兴公司开办以来,因获得矿山采掘权和制铁所其他各项事业,于冲汉先生不断遭到中国一部分官民的疑惑,或称其为傀儡,或指骂其为卖国奴,而他却始终如一,排除万难,为会社的事业鞠躬尽瘁,实属功劳卓著。”
日本人经营的安奉铁路,原为窄轨,为了与其在朝鲜的宽轨铁路相连,需要改成宽轨。但是要改成宽轨,必须大量征用中国土地,日本人又通过于冲汉的活动取得了土地,使安奉铁路改成宽轨。日本为报答于冲汉,“满铁”无偿地向于冲汉提供树苗,让他在安奉铁路两侧栽植落叶松,成材后由日本人收购。通过盗卖国土资源,于冲汉家族成了暴发户。于冲汉本人在老家辽阳有土地六百多垧(一垧约相当于十五市亩)、园田四处,房屋百余间,并在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及老家辽阳等地建有大量豪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浪人就住在于冲汉家策划事变。事变发生后,关东军劝袁金铠等成立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于冲汉分任这个“维持会”的正、副委员长。不久,于冲汉来到沈阳,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陈述他的八条“政见”。于冲汉的这八条,迎合了日本建立傀儡政权的需要,受到日本的重视。于是,日本在建立正式的傀儡政权之前,于1931年11月10日成立了“自治教导部”,以于冲汉为部长,为建立傀儡政权作过渡。
当袁金铠对于将伪奉天地方维持委员会改为伪奉天省公署迟疑不决时,于冲汉找到袁金铠之子袁庆清开导说:“你父亲太傻气了,这是什么时候,日本人是最厉害的,我们办事要知时务,为什么你父亲很卖力气,结果适得其反,闹得关东军很不乐意,这里是有说道的。我与你父亲是三十来年的老交情,换过谱,与你们袁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往了,不会不为你们着想,你要听我的话,给你父亲讲清利害,不要自己做的豆腐,将来叫人家吃啦!”为了鼓励人们做汉奸,于冲汉是这么兜售他的汉奸理论:“日军进到我们东北,表面看好像占了我们的领土,其实是因为军阀张学良他们做法太不像样子了。希望大家明白这一点,为自己前途要好好考虑考虑,这可是建功立业的机会。”
1932年3月,伪满政权成立后,于冲汉出任伪监察院院长。10月,于冲汉病死大连,日伪当局除颁治丧费一万元进行“国葬”外,还赏给于家30万元“建国功劳金”,颁发一等旭日勋章。其子于静远,亦继承于冲汉的衣钵,甘当汉奸,为日本侵略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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