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字寅村，号鹿山。湖南长沙人。生于1880年2月28日(清光绪六年正月十九日)。其父为晚清武官，曾在湘西因事牵连入狱，年仅十六岁的易培基上书为父申冤，以文词婉曲感动办案上司，使其父得到赦免，易因此而享文名。

其时清廷窳败，丧权辱国，易培基愤于外侮日亟，欲从事外交报效国家，遂离家赴武昌，考入湖北方言学堂，与赵恒惕同学。毕业后，易培基又去日本进修，返国后回到长沙，于1913年任湖南高等师范学堂国文教员，讲授文字学等课程。他在文字学的研究上接近章太炎，在经学上则赞成康有为。一年后，改任长沙师范及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员。他授课生动，喜标新立异，很能迎合青年学生的心理。当时毛泽东、田汉等人都在第一师范读书，曾受教于易。

1918年，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残酷镇压人民，摧残教育，易培基和一些教师参加了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翌年，易被推为绅商界总代表，前往新任湖南督军谭延闿处洽商事务，自此结识了谭延闿，并深得谭的赏识。1920年6月，“驱张”运动胜利后，为使被张敬尧摧残的各级学校迅速恢复，湖南督军兼省长谭延闿接受教育界人士杨树达等人的建议，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易培基被任命为委员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上任伊始，即将学校人员彻底改组，先后聘匡互生、周谷城、彭静宜等人担任教务主任，教员有杨怀中、徐特立、夏丏尊、刘大白等，师资阵容十分强大。毛泽东也曾于同年7月受聘在第一师范担任过一段国文教员。为使学生获取新知识，易还敦请中外名人如杜威、罗素、章太炎、蔡元培等到校做学术讲演。又首开女禁，丁玲(蒋冰之)等女生闻讯转学来到第一师范就读。学生组织如“崇新学社”等也相继成立。当时，第一师范人才鼎盛，新潮澎湃，成为三湘新文化的先锋。

1921年，湖南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奉孙中山命令组织北伐，讨伐赵恒惕部，任命易培基为总司令部秘书长，易遂离开第一师范。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后，谭延闿回师靖难，易培基随行至广州。是时他曾写下一首题为《赴粤途中》的言志诗：“万仞当关险，穷庐百雉城;秋风一何劲，瘦马欲纵横。”^[1]至广州后，孙中山任命易为大元帅府顾问，不久又派为驻浙江全权代表。易培基居杭州西湖俞(樾)楼，与胡汉民、汪精卫等经常往来，时有诗作唱和。易生平唯一著作《三国志补注》，也是在俞楼完成的。

1924年初，易培基奉孙中山命赴北京，作为全权代表与苏联代表加拉罕谈判庚子赔款问题，并暗中主持学生运动。在北京，易结识了国民党人李煜瀛(石曾)，往来甚密，并与李结为儿女亲家。同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曹锟，废颜惠庆内阁，逐清废帝溥仪出故宫。11月7日，易培基在李煜瀛推荐下，署理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时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李煜瀛任委员长，易为委员。12月23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黄郛摄政内阁总辞职，任教育总长仅两周的易培基也跟着辞职。于是，他便专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从事接收故宫、查点文物的工作。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他被推为理事之一。

1925年3月，易培基与冯自由在北京组织“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公开活动。同年8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仰承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旨意，镇压学生运动，引起了学生的反抗，章士钊竟下令解散女师大。易培基与李煜瀛等人对学生运动大力支持。迨至11月，章士钊等因时局关系向段祺瑞提出辞职，段于12月对政府进行改组，以易培基为教育总长。此前，段祺瑞决定继续开办女子师范大学，并任命易为校长。1926年1月，女师大举行大会欢迎易到校就职，鲁迅和许广平分别代表校务维持会、学生自治会致词欢迎。

1926年春，奉系军阀张作霖进兵关内，与冯玉祥国民军展开激战。日本帝国主义公开援助奉军，派军舰驶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3月18日，北京人民在天安门前集会，抗议帝国主义侵犯我国主权，会后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祺瑞命令卫队向请愿群众开枪，死伤二百余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翌日，段以“假借共产学说，啸聚群众”，“闯袭国务院”^[2]的罪名通缉易培基及徐谦、李大钊、李煜瀛、顾孟馀等人。易遂逃匿于东交民巷使馆区，不久返回湖南长沙。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易培基由长沙转往上海。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采纳张人杰、李煜瀛等人的建议，决定在上海创办劳动大学，任命易培基为校长。易曾邀鲁迅到该校讲演并授课，与鲁迅有不少接触和书信往来。嗣后，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易为大学委员会委员，经常往来于南京、上海之间。

1928年1月，易培基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又被加推为外交委员会委员。同年6月，北伐军战胜奉系，占领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改北京为北平，同时通过北平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及理事会条例，任命李煜瀛、易培基等二十七人为理事，并派易培基前往北平接收故宫博物院。易卧病上海，不能前往，电告故宫博物院古物、图书两馆副馆长马衡(叔平)、沈兼士及秘书吴瀛(景洲)等代行接收，并接收清史馆和颐和园。不料，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议废除故宫博物院，易培基多方据理力争，故宫博物院得以保留。随即在南京举行了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全体会议，推举李煜瀛为理事长，易培基为院长。

同年10月，易培基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农矿部长，仍兼上海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及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易任农矿部长期间，除调整内部组织外，还制定了训政时期农矿部施政纲领。他计划整顿直辖各矿局公司，筹建国营矿业，筹办矿品展览会，召开全国矿业会议等，但由于经费不足等原因，上述计划均未能实现。1930年11月，农矿、工商两部合并为实业部，由孔祥熙任部长，易培基的农矿部长职务亦被相应免去，易遂北上专理故宫博物院事务。

易培基到北平后，决心以故宫博物院的管理为终身事业，自任院长兼古物馆馆长，由张继(溥泉)任文献馆馆长，江瀚(叔海)任图书馆馆长，以其女婿李宗侗(玄伯)为秘书长，使院务逐步走向正轨。他每天到院办公，对有关重要事项，都要亲自过问，全院工作渐臻改进，一度呈现蓬勃向上的气象。当时，故宫除按日分三路开放外，还增加陈列古代名画、玉器、钟表、仪仗等，以供游人购票参观。易又将太庙及景山辟作公园，供人游览。他还主持对故宫殿堂进行了必要的整修，着手古物的鉴别、审查、整理工作，领导编辑出版《故宫周刊》、《故宫书画集》、《文献丛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等刊物、书籍，以及各种拓片、印谱，使不少珍贵的史料、书画、文物得以流传于世。为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理事会通过，并报行政院核准，1931年将故宫所藏金砂、银锭、绸缎、皮货、药材、茶叶等非文化用品公开降价销售，收入达七十余万元，对博物院的维持和发展不无补益。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大片土地，还觊觎华北地区，危及平津。面对险恶的形势，易培基于1932年春拟订了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计划，经理事会通过呈报国民政府行政院核准施行。他不顾某些人的反对，毅然于1933年2月6日将第一批文物启运南下，至5月15日止，全部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文物珍品分五批安全运往南京、上海。易为保存故宫文物尽心尽力，功不可没。

同年5月1日，正值最后一批文物准备装箱南运的时候，突有南京最高法院检察官朱树森到故宫调查处理物品问题，并于10月3日由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向司法行政部提起公诉，指控易培基、李宗侗凭借特殊权力有低价购买故宫皮货、绸缎的违法犯罪行为。据说这是由于当时任司法院副院长兼故宫文献馆馆长的张继没有当上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怀疑是易培基从中作梗;加上张妻崔振华得悉故宫博物院将公开处理部分物品后，曾要求先行选购，被李宗侗阻止，因此崔串通张继的门生郑烈，对易、李进行诬告。1933年10月18日南京、北平等地曾刊出易培基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行政院、司法部提出五千余字的反诉呈文，要求行政院、司法部依法罢去郑烈的职务，但如石沉大海，而诬陷之词有增无减。他逐渐意识到此案含有浓厚的政治派系和个人恩怨色彩，不是单纯司法问题，所以不愿出庭自辩，且于同年10月15日提出辞去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务，随即避匿天津日租界。旋因华北局势日紧，而潜往上海匿居，一些报刊则谓其已畏罪潜逃国外。

此后，郑烈多次派检察官到故宫和南迁古物存放地侦查，并通令缉拿易培基，还增加易在农矿部任内“吞没公款”部分，将该案由北平地检厅移归江宁地方法院办理。1934年10月，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更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在故宫博物院任内，盗取珍珠一千三百十九粒、宝石五百二十六颗，以假珠换真珠九千六百○六粒，以假宝石换真宝石三千二百五十一颗。于是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盗宝案”震动全国。同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外交部协助司法部严令逮捕易培基、李宗侗，南京和地方法院据此扩大了侦查范围。隔了两年多的1937年9月，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再次提起公诉，指称易培基、李宗侗及原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三人陆续侵占所保管之故宫文物，计有书画五百九十四号、古铜器二百十八号、铜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秘书处装箱南迁古物十二号、图章三号;珠宝除前案业已起诉者，尚有二号。并谓：“其侵占方法多以假易真，任意调换，间亦有将全号物品或其中一部分径行吞没，致无从查考者。对于书画，则掉换之外，尚有割裂、挖补、改裱重装等情事。”^[3]易的有些同事、朋友对这些指控愤愤不平，劝易再行反诉，易愤懑地对他们说：“我因不愿巴结权贵而被挤下政治舞台，张继却握有法曹权力与我为难。张、郑不倒，我的冤情无反诉胜利之可能。”^[4]

易培基长期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故宫案嫌久久不能解脱，更使病情加重，因忧伤至甚，终于在1937年9月27日含恨死去^[5]。死前留有遗呈一柬，呈送国民政府，内称：“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6]

易培基死后，一些友人曾为其申冤。蒋介石也说：“易是读书人，亦是老同志，不至如此，应查明白。”^[7]但长时间未予结案。直至1948年1月9日，《南京人报》突然登载一则消息称：“李宗侗、吴瀛免诉;易培基部分不受理。”^[8]这桩悬案遂告不了了之。但吴瀛(景洲)一直不服，于1983年写成《故宫盗宝案真相》一书，叙述前后经过甚详。惟此案甚为复杂，当时未能查清结案，事后更是众说不一，直到解放以后，经过有关知情者调查核实，这场冤案的真相才终于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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