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景葵，字揆初，别署存晦居士，号卷庵。浙江杭州人。1874年8月29日(清同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生。其父叶济，清末曾任直隶州知州，民国初改任郑州知事，后升开封道尹。母徐氏，育有三子一女，景葵居长。

叶景葵幼年时在外祖父家私塾就读。十六岁时举为秀才。二十岁娶朱氏为继室，次年参加乡试中举人。其文章受岳父之友赵尔巽的赏识，与之结为忘年交。1898年春，叶赴北京会试落第。时值维新运动期间，叶接受维新思想，入通艺学堂学习英文、算术，并用心研读《天演论》等汉译名著。戊戌政变后转而重视实业，抱有“实业救国”思想，研究各地物产，曾编撰《太康物产表》、《矿政纪要》等书。

1902年，叶景葵受山西巡抚赵尔巽之聘，入幕任内书记。次年赵改任湖南巡抚，叶随行，途经开封，参加会试中进士。仍赴湘任抚院文案，与同职的金还成为赵的两员得力助手，合称“金枝玉叶”。1905年赵改任盛京(今沈阳)将军，叶任文案总办。赵接受叶的建议，上奏获准改盛京为行省，叶任行省财政局会办。叶就任后，“剔除积弊，未及两年，所入骤增，逾千万”^[1]。但也损及旧吏劣绅的利益，受到诬告。

1907年，清廷改授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到任后即弹劾财政局员工，叶被参革职，南下。次年受聘浙江兴业银行，为武汉分行总理。该行系浙籍人士为与英、美侵华势力争夺路权集资而于1907年在杭州成立，为中国最早商业银行之一，叶曾入股五千元，并受托在东北浙人中集股。是年叶复受四川总督赵尔巽委派为四川转运局驻沪总办，乃移居上海，常往来沪、汉两地。1911年春叶受度支部派任天津造币厂监督。三个月后，叶忽奉旨进京，以三品京堂候补，署理大清银行监督，使叶倍感兴奋^[2]，遂辞去浙兴武汉分行职赴任。此时大清银行由于贪污集团内外勾结，虽资本只一千万两，但放款六千四百四十五万余两，其中倒账达一千六百二十三万余两，已濒临倒闭边缘。叶接任后对体制进行改革，取消总办事处，改设九个科，相互制约，加强监督领导，专以“维持币制，活动金融”为任务;改变任人唯亲、排斥贤能的现状，调配项兰生、吴鼎昌、宋汉章等得力人员任要职。正待一展抱负时，未及三个月突奉令去吉林查办官钱局火灾案，并考查东三省币制。10月武昌起义，待叶赶回北京时，大清银行早已宣布停兑，叶自责“维持无力，咎无可辞”，于11月5日辞职南下^[3]。叶曾在该行大刀阔斧地改革，引起旧员、守旧派的衔恨，乘机诬蔑中伤，一时谣言四起。叶于次年2月3日在《申报》上发表自白公开信，并揭露守旧派的无耻伎俩^[4]。

此时浙江兴业银行汉口分行已告停业。1912年初，叶赴汉规划复业，押私产借款充作运营资金，复业后业务逐渐发展，叶被选为该行董事。此前叶曾投资汉冶萍公司，并曾为总办李一琴被诬事著文刊于《时事新报》辩白。1912年6月，该公司召开董事会，公推叶、李同为经理。奈公司因资金不足而停工，经叶赴京向政府请准借得八厘公债二百万元后复工。次年盛宣怀从日本回国，重掌公司经营权，叶、李同时辞职。

民国成立后，议将苏浙铁路收归国有，浙江代表要求政府归还股款，经协商签约由政府分三年(十二期)归还全部股款本息一千二百一十九万余元，并成立以叶为主任的浙路股款清算处。初尚能按期拨付，但自第五期起因政局动荡常延期，及至第十二期本息一百一十七万元则遥无归期，经叶再三催索，直至1936年7月始经新任铁道部长张嘉璈之手以折半八十万元了结，对此叶深以为憾^[5]。至于股东中未领款计一百四十万元，按规定逾期失效，但仍由叶以应得者名义移交浙省公益会。1934年，曾由浙江兴业银行承借其中一百万元投资兴建钱江大桥，占投资总额的半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美等国暂时放松了对华控制与压迫，使我国的民族工商、金融企业获得发展的良机，浙江兴业银行此时业务也有进展，但杭州总行和沪、汉分行三处独立经营，各自为政，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阻力，亟待改组。1915年经董事会推举，叶景葵为董事长，掌握全行经营管理大权。叶就任后对全行进行重大改革。他改上海分行为总行，杭、汉为分行;修改全行章程，实行董事长负责制;董事会设在上海，下设总办事处管理总分行业务，使事权集中，改变三行分立的局面。为了增强银行实力，1917年收足资本金一百万元。初成立时仅收资金四分之一，1920年增资至二百五十万元。

叶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常说“树人百年，宁为早计”。留日学生徐寄廎初任副经理，不久升协理、常务董事，1945年初接替叶任董事长;留英、法学生徐新六初任董事会秘书，1925年起升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在业务方面，叶景葵重视存放款经营，增设分支机构以吸收各地存款，至抗战前夕已达三十五处。1924年订立储蓄部章程，为确保存户利益，拨出专款作该部资金，会计独立，与总分行本身营业分开，并规定“本行全体董事及总经理对于储蓄存款均负无限责任”^[6]。放款方面，他提出“将资金投资于工商业”的口号，并在各总分支行附设仓库，扩展抵押贷款业务。以上措施使存款额逐年上升，从1915年的四百三十八万余元上升至1924年的二千一百八十万余元、1926年的三千四百六十九万余元^[7]。从1918年起至1927年多次居于全国商业银行的首位。放款额总行在1919年仅二百七十六万余元，至1926年达七百一十五万余元，其中半数以上投入工商企业^[8]。企业家刘鸿生常称：“浙兴才是我们企业自己的银行。”

1916年，北京政府下令停止兑现中国银行的兑换券，上海分行为了维护持券人利益，稳定市面，在张嘉璈主持下反对停兑。对在沪发行印有上海字样的四百万元兑换券^[9]全额照兑，受到各界支持。叶景葵以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身份出面组织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自任副会长(会长张謇)，委托律师登报承担承兑责任;并以浙兴财产公债券四十万元借给中行，以备向外商银行借款时作抵押。反停兑事件使广大民众免受损失，中行沪行及浙兴信誉地位也随之提高。

1927年，蒋介石率北伐军抵沪，向各界摊派库券筹措军费，指定浙兴四十万元。叶景葵先认二十五万元，后加至三十万元，认为已尽己力;但蒋以该行是银行界有影响的大户，扬言“他不帮我，我叫他关门”。在同业劝说下，叶深感“孤军相抗，颇非所宜”，被迫认购四十万元。此时曾受浙兴贷款，并参与发行公司债的中兴煤矿，因拒交一百万元摊派款而遭蒋下令没收，后经叶景葵多方设法筹足交纳一百万元始获发还。1931年，叶相继当选该矿常务董事、董事长后，对该矿进行全面整顿，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添置运输设备，加以煤质优良，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36年产量达到一百七十三万吨，获利四百四十六万余元。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煤矿遭到日方掠夺性开采，破坏严重。日方曾多次派人找叶“合作”复工，但遭叶峻拒，始终未能正式复业^[10]。

20年代末，上海经济受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影响，工商企业对货币资金的需求相对减弱，叶景葵组织浙兴另辟蹊径，加大投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业的力度，建造大批“浙兴里”、“兴业里”、“兴业坊”等弄堂石库门房屋出租，弥补投资收益。在存款方面，总存额虽继续上升，1934年达七千七百四十七万余元，但这一期间同业竞争激烈，相形之下已落后于人。这一方面由于叶景葵一贯强调经营要“慎之又慎”，“不贪大利而冒进，务求小利而渐进”，稳妥有余，进取不足;另一方面仍坚持总办事处管理体制，事权过于集中，总分支行的经理们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性都受到限制，对市场反应不能像其他总经理制银行那样灵敏和机动。如当时同业间争相以提高存款利息招揽存户，而“浙兴”则反应迟钝，利率较一般同业为低，存款额不可能再居同业之首，1931年退至第四位，1936年更退至第六位。1935年更遭受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打击，被取消了银行兑换券(钞票)的发行权。浙兴上缴现金五百九十五万元，保证准备金三百五十万元，合计九百四十五万元，约占全部资金的百分之十，使浙兴的实力大为削弱，难再恢复昔日的盛况，叶亦萌“举贤自代”的思想^[11]。但众董事一再选他，直至1945年他年逾七十才辞去董事长职，但仍任常务董事，且勤于视事。

1937年7月抗战军兴，叶景葵正在莫干山养病，乃转道汉口，同时处理战区各浙兴分支行的撤退和筹设内地的分支机构。次年回到已成“孤岛”的上海，途见江、浙藏书纷纷流散，至感痛惜，遂邀同张元济、陈叔通、李拔可、陈陶遗于1939年共同创办合众图书馆，约请顾廷龙主其事，撒网罗佚，搜集古籍善本^[12]。叶并率先捐赠全部藏书，并出资十五万元建造馆址。1941年新馆落成，叶另建一小屋于旁，自称别号“书寄生”^[13]，日夜读书自娱，在“孤岛”险恶环境下，藉以洁身隐居。

1946年，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叶景葵借诗讽之“蘧蒢在位非民望，葹菉盈朝是国仇”，将蒋氏比作残疾小丑，当政者都是无价值的野草。次年国民党军警特务镇压青年学生的民主爱国运动，叶闻后十分愤慨，与唐文治、张元济等十位有影响的古稀老人联名向市政当局吴国桢、宣铁吾发出抗议信，抨击黑暗统治，要求速行释放被捕学生;事后并集体拒绝吴、宣邀请的“茶会”。1948年冬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沪上应变之风日盛。友人询叶有何打算，叶笑答：“余避地有二，一为今日所坐之屋，一乃万国公墓。”1949年初陈叔通前往解放区，行前与叶景葵长谈，叶表示切盼上海早日解放，再聚首。1949年4月28日叶景葵因心脏病辞世。

叶景葵生前在整理古籍上卓有贡献，如曾购得已成碎片的《读史方舆纪要》，经亲手整比后，复招良工精修，得以完好如新，成为问世孤本^[14]。晚年致力于珍稀善本的搜集，对历代古籍不同版本亲加审定评述，多有独到之见;连同他的读书札记等，经后人整理以《叶景葵杂著》为题结集出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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