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鸿，字秋帆，笔名志复、福升。1874年11月2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云南昆明东郊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就在家参加生产劳动。他富于反抗精神，言词锋利，常常据理反抗地主和官吏的无端敲诈勒索，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也招致官府的迫害。在他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官府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逮捕监禁。在狱中，他坚强不屈，同时在难友的帮助下，以极大的毅力自学文化，知识大增。因为没有治罪的证据，官府不得不将他释放。杨振鸿出狱以后继续刻苦自学，不久就取得了县学生员的资格^[1]。

年轻的杨振鸿目睹清政府的腐朽、卖国，以及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立志要为救国救民而献身，正如他这一时期写的一首《述怀》诗中所说：“欲起神州文弱病，拼将颈血溅泥沙。头颅断送等闲事，一点泪痕一树花。”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我国时，云南也传出法国侵略者阴谋伏兵昆明一举夺取云南的消息。云南人民无比愤慨，昆明汇合了一千多人的群众队伍，捣毁了平政街等处的法国天主教堂。全省许多州县也纷纷捣毀教堂，驱逐教士。杨振鸿带领群众积极参加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后来他于1907年3月在《云南》杂志发表的《法国窥伺云南之渐》一文中，回述这次斗争“是吾人之将亡复存将死复生之一大关头”。对于腐败的清政府屈于法国压力，反以“赔偿教堂损失”十五万两来了结此案，他愤怒地斥责说：“世界何有公理，黑铁赤血而已!”又说：“凡我滇人，此后宜群策群力，万众一心，及时谋防御之策，救卫之方。”否则，一千多万云南人民就将“狂呼哀号于法人之刀头马蹄，求生而不得”^[2]。他还指出，国家之所以“被外人分攘割据者，非外人能为之，乃官吏之卖我以为之也”。他认为，“欲御外寇，先杀内奸”^[3]。

1903年，杨振鸿以首批云南官费留日学生资格，赴日本留学，先考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1905年毕业后又考入日本陆军测量部学校继续深造。在此期间，他一面学习军事科学，一面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盟会筹建期间，杨振鸿受孙中山接见，聆听了孙中山关于建立革命组织的计划。之后，他常与孙中山、黄兴等人来往，积极参与建立同盟会的工作。在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带动下，在东京首批加入同盟会的云南籍会员就有五十多人，为辛亥云南起义初步奠定了干部基础。

1905年，杨振鸿在东京写了《敬告滇中父老兄弟书》寄回云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号召人们同心协力，奋起救国。他还不断寄回《民报》、《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等革命书刊，传播革命思想。经过杨振鸿及其他同志的宣传鼓动，在昆明的一些爱国青年先后建立了“兴汉会”、“滇学会”、“誓死会”等组织，并分赴云南各地宣传革命。

1906年1月，孙中山和黄兴邀杨振鸿、吕志伊、李根源、赵伸和罗佩金五人商谈筹办《云南》杂志。经过大家努力，4月，《云南》杂志社正式成立。自1906年至1911年，《云南》杂志一共发行二十三期，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发动起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杨振鸿为《云南》杂志写了大量文章。云南曾有人将这些文章汇集成册，题名《暮鼓晨钟》翻印散发，广为宣传，部分文章内容还选载于《滇事危言》等书里，以期唤醒云南人民。

1906年3月，杨振鸿受同盟会派遣回国建立云南分会，任主盟人。他考察法国对云南的侵略情况，从河口到昆明，对滇越铁路沿线做了详细调查，写出《滇越边务及铁道之实况》的调查报告，深刻揭露法国的侵略罪行，号召云南人民奋起斗争，以避免当亡国奴的危险。

是年夏天，杨振鸿回到昆明，见到云贵总督丁振铎。他对丁讲述了英、法两国侵略云南的严重性，提出整顿军备、加强边防的建议，并要求分配他去军队工作。丁振铎未予置理。不久，他打算趁丁振铎参加云南清军阅操之机刺杀丁，举行起义。由于清军戒备森严，计划未能实行。6月，他在昆明创办体操学堂，从全省招收青年三百人入学，暗中培养革命骨干。他亲自讲课，对学生灌输爱国主义和革命思想。每天清早还亲自带操，和学生打成一片，深受青年学生的敬仰。

9月，杨振鸿在昆明创设“公学会”，又在云南一些州县设立分会，以“开拓社会文明”、“增进国民幸福”和“拯救本省危局”为宗旨，并要求清政府拒绝帝国主义侵略云南的无理要求^[4]。为了启发群众觉悟，他亲自到昆明街头讲演，痛陈云南丧失路矿权益的情况，声泪俱下，听众无不为之感动。因此，他的名声更大，威信更高，同时也就更加引起清政府对他的注意，丁振铎派亲信对他进行监视盯梢。为了回击敌人，他策动留日学生和旅日同乡会揭发丁振铎在云南的罪恶，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将丁调离云南。丁振铎为了遏阻革命和打击杨振鸿，赶在去职前把杨调出体操学堂，派往腾越厅(今腾冲县)任巡防营管带。当时许多人认为这是阴谋，劝杨不要去，可是他执意要去。他认为保卫边防是自己的职责，而且此去远离省城，少受牵制，正好发展革命的力量。他带着体操学堂学生董鸿勋等人，于是年冬赶往腾越厅上任。

杨振鸿到巡防营上任不久，就发展了张文光等一批青年加入同盟会，使革命势力扩展到滇缅边界一带和旅缅华侨中，同时抓紧整顿边防，严肃纪律，加强练兵，打击英国对我边疆地区的侵略破坏活动，保卫边境安宁。

其时，腾越厅属盏达(今盈江县莲山镇)土司刀思必治死亡不久，腾越镇总兵李宝书和迤西道台关以镛收受贿赂，武装支持不得人心的刀思鸿祺强行继位，遭人民反对。事件发生后，李、关命杨振鸿带兵镇压。杨竭力反对。他在取得腾越厅同知龙文的支持后，只身前往盏达，首先宣布刀思鸿祺继承无效，然后与当地人士充分协商，切实尊重民意，让群众另行公举有威信的刀思必发继承土司职，圆满地解决了土司承袭问题，加强了民族团结和统一，稳定了边疆，使贪官污吏的屠杀计划和帝国主义的分裂阴谋未能得逞，也为日后在这一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奠定了群众基础^[5]。

不久，杨振鸿拟定了一个起义计划，准备于1907年6月在腾越起义，得手后攻取永昌府城(今保山市)，再进图大理与昆明。这时，反动官吏及土豪劣绅为土司承袭事件而迁怒于杨，一面散布匿名信件诬杨“将武装叛变”，一面又勾结英国领事电告督署，诬杨“破坏邦交”。督署接电，即刻撤掉杨振鸿的职务，表面上命他回昆明“候委”，暗地里却密令就地处决他。杨得到消息，取消原拟起义计划，一面致电督署批驳敌人的诬陷，并假报回省日期，一面立即取道缅甸，脱离险境。当局得知他已离腾赴缅，便急令通缉，派人四处堵截，并请英国领事致电英缅政府帮助缉捕。由于他勇敢机智，又得同志多方帮助，终于使敌人的捕杀计划完全破产^[6]。他经由缅甸到达日本，参加同盟会云南分会的领导工作。

1908年4月，孙中山、黄兴发动云南河口起义。消息传到日本，杨振鸿等急谋回滇参加战斗。接着又传来清政府向法国借兵镇压起义的消息。杨立即在东京主持召开“云南独立大会”，并发表激昂的演说，痛斥清政府的暴行，宣布他和云南全省人民同清王朝断绝关系，表示要同敌人奋战到底。会后，杨带领一批革命青年启程回国，准备投入河口起义军。不料，他们抵达香港时，闻悉河口起义已经失败。他们当即改变计划，一面派人返回日本，建议同盟会云南分会开办“速成军事讲习会”，培养军事干部，而杨振鸿等则转赴缅甸仰光，在旅缅侨胞中发展革命力量。

杨振鸿到达仰光后，除了积极发展同盟会会员以壮大革命组织外，还同居正、吕志伊等人创办《光华日报》，大力开展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

是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杨振鸿认为这是武装起义的好时机，便立即回到云南干崖(今盈江县城)，与黄毓英等革命者筹划起义。消息传到昆明，云贵总督锡良悬赏白银五万两捕拿杨振鸿。杨不顾个人安危，仍然日以继夜地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他这时身患疟疾，但仍抱病跋涉于滇西峡谷和怒江两岸，联络民族上层，发动群众，组织起义。他们计划先以农民组成“敢死队”攻下永昌府，然后扩大为三军，一军回攻腾越，巩固后方基地，一军取大理攻打昆明，一军出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进军滇南;待全省光复后，再出师川、黔，进图中原。方针既定，他和何畏、黄毓英等各自分头准备。

12月31日，杨振鸿到达永昌府城外的马岭寨。入夜，起义战斗打响，杨亲自登城指挥。由于准备不足，匆忙起兵，起义军纯系农民临时组合，未加训练，人数又少，武器弹药缺乏，很快就失败了。杨振鸿等人退回马岭寨，以图再举。但喘息未定，敌军追到，形势十分危急。杨于忧急之下，病势加重，吐了很多鲜血，不得已连夜率同何畏、何兴、杨毓铣、彭蓂等多人离开马岭寨。第二天到达何家寨，住何兴家调养医治。但终因操劳过度，缺医少药，于1909年1月2日去世。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追赠杨振鸿为“左将军”。杨是在云南宣传、组织、发动民主革命的先驱，也是为民主革命英勇奋斗而牺牲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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