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增新，字鼎臣，云南蒙自莫别村人，生于1864年3月6日(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日)^[1]，出身于官僚家庭，少时家境已衰落。他聪慧好学，1888年考中举人，次年应会试，成为进士，9月以知县用签派往甘肃。1891年，因劝办顺直赈捐出力，获奖同知衔。1893年底，署甘肃省中卫县知县。中日甲午战争时，随宁夏将军钟泰练兵，管全军营务并兼管带。1896年4月，补渭源县知县。6月，因顺直赈捐出力案内保候补缺，得以直隶州知州升用，8月署河州(属甘肃兰州府)知州，创办河州书院，亲自执教。次年10月，充任直隶知州。1900年重返甘肃，升任甘肃提学使、甘肃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经新疆布政使王树枏向新疆巡抚联魁推荐，以候补道员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后授任阿克苏兵备道。次年，联魁又以“茂才异等”保荐他入京，晋见光绪帝和慈禧太后。1909年，重返新疆阿克苏本任。1911年调任阿克苏道尹。是年3月，新疆巡抚袁大化保举他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

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杨缵绪等响应辛亥革命，举行起义。次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推已卸任的伊犁将军广福为都督，杨缵绪为总司令部部长(后改为军务部总长)。陕甘总督长庚、新疆巡抚袁大化则按照清廷电令采取“剿抚兼施”^[2]的策略对付起义者。此时杨增新向袁大化建议，募兵助战。袁大化遂命杨增新招募迪化(今乌鲁木齐)二十四个寺坊的青壮年，先后组成五营，由杨兼统领。战事激烈时，袁大化催促杨出兵，杨拥兵自重，托词逗留迪化不进。

3月15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电令新疆巡抚改为都督。27日，又电令速停战事。4月，新疆省政府同伊犁临时政府停战议和。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袁大化自知无力控制新疆局势，自请去职，推荐喀什道台袁鸿祐继任都督。不料，袁鸿祐未及到任就被哥老会首领、时任总兵的查春华所杀。袁大化急于脱身，又保荐杨增新为新疆都督。

1912年5月18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杨增新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杨增新在督新之初，把镇压各地革命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他和伊犁临时政府的和平谈判，于7月8日达成和议：双方承认民主共和;公认杨增新为都督，主持新疆军政;取消伊犁临时革命政府。嗣后，杨增新电请袁世凯，对伊犁革命党领导人均委以重要官职，趁机将他们调出伊犁，以分散瓦解革命力量。不到两年，伊犁革命势力即被杨增新镇压下去。

对于哈密农民起义，杨增新采取“阳虽主战，而阴则主抚”的策略，他指令哈密知事白文超，“仍宜严为防备，善为笼络，毋使兵连祸结，以一隅而动全局”^[3]。1913年3月，起义军等在杨增新的轮番诱劝下，接受了省方的“招降”条件。杨增新随后对起义军部众乘其在“遣散归农”的途中，进行伏击，消灭了起义军。

杨增新对哥老会亦采取“剿抚并用”的手段，他认为哥老会“给新疆之威胁，什百倍于革命党人”^[4]。初期主要采取分化手段，他将拥兵自重的哥老会将领查春华等免职，又将边永福、魏得喜部调赴科(布多)阿(尔泰)前线，遂使哥老会群龙无首，自行瓦解。1914年1月，趁北京政府通令各省严办会党，杨增新立即部署在全疆镇压哥老会，令参将童明才率马队兼程前往，“切实痛剿”。经过数年的“剿办”，已“设法将彼中渠魁，或以资遣，或以计去，或以法诛，一时风流云散，势力锐减”^[5]。至1919年，哥老会的活动基本停止。

杨增新认为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必须使全疆置于他的统治之下。民国成立后，改伊犁将军为镇边使，但仍不隶属于新疆都督管辖。1914年2月1日伊犁镇边使广福病故，2月4日杨即呈准中央，将镇边使撤销，改设镇守使，归新疆都督节制。1916年冬，又以“事权不一”为由，呈准将塔城参赞改为道尹，军民两政均直接归新疆省长兼督军管辖。清末，阿尔泰设办事大臣，直隶于清廷，民初其隶属关系继续沿用。1918年3月7日，阿山发生兵变，杨借此呈请北京政府，将阿尔泰办事长官裁撤，改为阿山道尹，所辖区域亦归并新疆省。这样，原来在行政区划或某些管辖权限不属于新疆省当局的伊犁、塔城、阿尔泰都归并到新疆省，完成了新疆的统一。

杨增新曾是帝制复辟的拥护者。1915年，袁世凯窃国称帝，杨增新立即通电拥护，并禁止在新疆有任何反袁的举动。1916年初，新疆督署副官长兼护卫军营长夏鼎和炮兵营长李寅等中下级军官，在云南人士马一的策动下，准备举行反袁起义。杨增新探悉后，于元宵节的前一天，在督署二堂举行宴会，当宾客酒兴方酣之际，他举杯离席，喝令刽子手当众将夏鼎、李寅砍杀。事后，杨又下令将参与夏、李起事的其他军政官吏逐个押解回原籍。又一日，昌吉县令匡时手持讨袁万言书，请见杨增新。杨对匡虚与委蛇，并约至西花园“补过斋”叙谈。两人并肩而行，至中途，杨突然借故停步，他的马弁随即在身后举枪将匡时击毙。事后，杨将万言书及处理匡时原委呈报袁世凯，受到袁的嘉奖。

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杨增新鉴于关内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提出和推行了一套“闭关自守”、“保境安民”的政策，以维持其统治地位。他对北京中央政府抱定“认庙不认神”的宗旨，不管何人当权，他都拥护;不管头衔如何变更，都督也好，将军兼巡按使也好，还是督军兼省长，他都接受。对于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斗争，他采用“纷争莫问中原事”的态度，从不介入。他要“狃率南回北准，浑噩长为太古民”，使新疆成为与世隔绝的“桃园胜境”^[6]。还特意在督署东花园西北角建筑了一座楼阁，题名为“镇边楼”，他说：“吾之建镇边楼者，实欲借斯楼以镇静镇定之力而常惕焉，意在鉴以往之危险，而思所以保长久治安也。”^[7]

杨增新对民众采用愚民政策，他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民智过于开通，则机械变诈叛逆之事乃因之而起”^[8]。他严禁新疆人民与内地人民思想文化的交流，实行严格的书报、通信检查制度，不准出版报纸，也不准阅读内地各省出版的报刊。他虽然承认新疆“全省的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县，一县教育尚不及内地一大村”^[9]，但惧怕“发展缠民文化教育，启发其政治思想，势必肇乱于新疆”^[10]，又极力阻挠兴办各类学校，并反对设立教育厅。在他治新期间筹办的学校寥寥可数，其中新疆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要算新疆唯一的一所最高学府，还是因为他手下缺乏对俄外交人才而办起来的，且只有一届毕业生，人数不过四十余名。

杨增新崇尚老庄哲学，主张“无为而治”，他认为“法令严密则人相遁于法之外，甚或抗于法之中”，“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反对以法治国，提倡以礼治国。他说：“中国民俗浇漓，虽读孔孟之书，实未遵孔孟之道，若复弃孔教于不顾，将举国为无忌惮之小人，虽空言法治，何能挽陷溺之人心而归于正，欲天下不乱岂可得乎!”^[11]他也不注重整军经武，认为新疆的治安不是用兵所能维持的，单靠区区几旅军队，既抵抗不了外国的坚甲利兵，也戡定不了内部的民族叛乱;况且“国家耗财之事莫甚于养兵”，“竭穷民四十人之脂膏，始足充一兵之岁费”，“兵愈多而民愈穷”，“兵愈多而国愈乱”。他认为“前清以兵亡，民国以兵乱”^[12]，应引以为戒，一再向北洋政府提出裁兵主张。对于他管辖下的军警，很少进行训练和整顿。各部队士兵从未足额，且多系临时招募，留去自便;而对各级军官，则听任其各行其是，虚报冒领，中饱私囊，使不思聚众造反。他对新疆流民多、闲散官员多十分忧虑，认为这是致乱的祸根，“若不设法安置，听其流离失所，今日多一流民，即异日多一乱民”^[13]。他呈请北京政府允许新疆的官吏和百姓均可领地开荒，并视此为一项德政。

杨增新还用宗教迷信束缚人民，下令各地方都要立上帝庙，遍设敬天尊孔会，各学堂设“昊天先帝先师孔子神位”，认为这样做可使“人人心中有一天，自能畏天，人人心中有一圣，自不侮圣;人心以此正风俗，以此醇世道，以此转移浩劫”^[14]，天下即可太平无事。

在外交方面，杨增新以“保境安民”为宗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被推翻的沙俄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实行武装干涉。北洋军阀政府亦于1918年8月出兵海参崴，参加对苏俄的干涉战争。与此同时，驻迪化、伊犁、塔城、承化、喀什的帝俄领事，不断地向新疆当局发出照会，怂恿新疆当局出兵中亚，支援帝俄军队。当时，喀什提督马福兴在英、俄领事的引诱下，在1919年初向杨增新请求派兵十五营入俄，协助帝俄“剿平乱党”。杨增新于3月18日指示马福兴：“查新疆对于俄乱向取不干涉主义”，“万不可误听人言，改变数年抱定之宗旨，以致吃亏”。杨认为布尔什维克党是真新党，“盖真新党必占优胜，古今中外，各国皆然”。“俄旧党力难恢复，本督军已逆料于数年以前”，因此，他不去迎合北洋政府的行为，坚持“新疆独取不干涉主义”^[15]。

1919年底，被苏俄红军击溃的白俄军曾窜入新疆境内的伊犁、塔城、喀什等地。杨增新一面饬令地方官员加强边卡防守力量;一面电请北京政府，坚持不许白俄军入境，如果白俄军不听阻止，应依照国际公法，解除其武装。1920年1月至5月，以白俄将军阿连阔夫为首领的白俄军连同随军“难民”约五千余人，窜入伊犁。杨增新电令伊犁镇守使杨飞霞，对白俄败兵“务须济以权宜，示以宽大，使其有赖我国之心，无仇视我国之意，终能解卸武装，俯就范围”^[16]。并派员赶赴伊犁，向白俄溃军进行说服工作。结果，阿连阔夫交出了部分武器，伊犁当局对他们进行了妥善安置，从而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同年6月，阿连阔夫向新省当局提出，允许他率部经迪化转喀什，前往印度。杨增新派员说服他们先至省城，然后移驻奇台。但阿连阔夫到达奇台后，同占据外蒙库伦的白俄军官谢米诺夫相勾结，企图先夺取北疆，然后反攻苏俄，遂于1921年1月6日袭击奇台。杨增新一面委任因公到奇台的军务厅长张鸣远为守城司令，嘱其紧闭城门，避免直接交锋;一面派旅长蒋松林指挥省军前往增援，并嘱其摆出“引而不发”的态势，以迫使白俄军就范。阿连阔夫自知力量单薄，于2月下旬同意交出武器，其部众被押送到甘肃，散居各地，阿连阔夫本人则被解至迪化加以软禁。这支白俄军遂被瓦解。

1920年2月，白俄将军杜托夫的部众巴奇赤率领一万一千余人，马九千余匹，窜入塔城。杨增新指示塔城当局，尽可能动员他们缴械回国。实在不愿回国的，则安置在额敏县的游牧地区，加以监视和管理。1921年6月，巴奇赤袭击阿山，阿山道尹周务学仓促派边卡驻军前往堵截，周兵败自杀。巴奇赤得以进占承化和布尔津，进而与在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联络，企图久占阿山，进攻斋桑，形势异常危急。杨增新同苏维埃政府商定，双方配合，包剿白俄军。9月初，巴奇赤被苏联红军和新疆省军赶出了布尔津和承化，率残部逃往外蒙。至此，杨增新完全解决了窜入新疆的白俄军，使边境保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局面。

杨增新主张同苏维埃政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恢复发展两国贸易关系。1920年，塔什干苏维埃政府派代表向新疆当局提出了正式恢复两国贸易等要求。杨增新考虑到当时苏俄政府还未经北京政府正式承认，只同意双方拟定临时性的局部通商条款。同年5月27日，双方签订《伊犁中俄临时通商条款》。随着贸易额的增长，一年后苏俄又派代表来新疆要求增修条款。1924年6月，双方达成互设领事协议：苏联得在迪化、伊宁、喀什、塔城、承化等处设置五领馆，总领事馆设于迪化;新疆得在斜米、阿拉木图、塔什干、安集延、斋桑等处设置五领馆，总领事馆设于斜米，并明确规定：“双方互换之五领，在驻在国得依照国际惯例享受相当之待遇，以平等互惠为原则。”^[17]

杨增新从“保境安民”这个总原则出发，重视苏联的存在，也承认十月革命给予世界的影响。当列宁逝世的消息传来时，他很感慨地说：“列宁可算是一个伟大人物啊!他手创的国家，改变了世界历史。”^[18]杨本人很注意研究了解苏俄，曾专门请苏俄总领事馆的翻译官给他翻译和讲解《资本论》。他尽力保持和苏俄正常的外交关系，而不以北洋军阀政府的态度为转移。但是，他又十分担心社会主义新思想的传入，因此，在各地安插密探，以掌握当地居民和苏联人民的往来情况，以及群众的思想动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革命运动在国内逐步兴起和发展，杨增新感到恐惧。1922年3月12日，他就呈请北京政府“查禁平民革命主义”，他以“共产党鼓吹平民革命，工界中赞成颇多”，如不警惕，“平民革命必将实行”，“中国亦将变为第二之俄罗斯”^[19]。他提出了一套阻止革命的方法。在经济上，他认为由于工厂使用大机器，“工厂之利尽为大资本家所垄断，而贫富阶级遂相悬殊，此工人之所以罢工，劳动者之所以革命皆由于此”，因此提议：“今欲求补救之法，惟有少制多数人共用之大机器，而多制少数人独用的小机器。一人操一器便可养一身，一家操一器便可养一家，如此则贫富阶级可以渐渐化除，即社会主义之传播亦可预为之防而消患于未萌矣。”他把“共产”误解为“均产”，认为“如今均产之说势必夺富人之财以与贫民，贫者未见其富，而富者同归于贫，秩序必因之而大乱”^[20]。为了防乱，他主张政治改良，而不必进行经济革命。在这一企图使社会倒退的思想支配下，新疆经济十分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化工业。虽然新疆的乌苏、绥来、沙湾、迪化、塔城等地均产石油，但“向以土法开采，既耗工时，又不谙提炼之法，货劣价昂，难期适用”^[21]，就连中国传统的造纸工业也多拘泥于土法，制出的纸张只能作包装之用，而各机关用纸完全要从内地购进。

1927年，当北伐战争胜利发展，北洋政府行将垮台时，杨增新已经意识到“全国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默察今日时局，窃恐武人专制久之必变为暴民专制”^[22]。他既不想和吴佩孚、张作霖之辈同流合污，也不愿顺应历史潮流，仍抱定“纷争莫问中原事”的宗旨，严密封锁消息。1928年春，冯玉祥派两名代表到新疆进行联络，杨增新将他们秘密地软禁起来，并严禁走漏风声。尽管如此，国家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不可能不影响新疆，一个以交涉员兼军事厅长樊耀南为首的反杨派别趁机组成，他们针对杨增新的各种弊政，提出了民族平等、整理财政、铲除贪污、发展教育、整顿军队的政治主张，还举行秘密集会，伺机推翻杨的统治。是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身亡，杨增新看到北洋军阀统治已彻底垮台，立刻于7月1日通电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新疆易帜，同时改组新疆省政府委员会。樊耀南等认为“杨将军又耍骗人的手段了，想用换汤不换药的办法混过去”^[23]，一旦杨为南京政府承认，他们就无容身之地，于是密谋举行政变。

1928年7月7日，杨增新出席自己创办的俄文法政学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宴会，当场被樊耀南指派的刺客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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