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后改邻葛，取以诸葛亮为邻，有自况之意。辽宁法库人，生于1885年8月29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日)。其先祖世居河北滦州戴家岭。清同治年间，其祖父杨正荣携家逃荒，至奉天法库县蛇山沟村定居。杨正荣生有四子，次子曰永昌。永昌生四子，次子即杨宇霆。杨宇霆幼时聪颖好学，先后就读于本村毛麟兆私塾和铁岭县小江屯张秀才书馆。1904年，赴锦州考中清代末科秀才。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后，考入奉天省立中学堂读书。1906年，被清廷选送到日本留学，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七期学习。

1911年，杨宇霆回国，任长春陆军第三镇炮兵见习队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杨改任东三省讲武堂教官。不久，又入奉天军械厂，历任科长、厂长。1916年4月，张作霖赶走段芝贵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延请各方面人士，调杨宇霆任督军公署参谋长。张作霖“初谋巩定奉局，继则笼吉、黑二省于掌握”，先后平息了五十三旅旅长汤玉麟的叛乱，瓦解了奉天军务帮办冯德麟的势力，逼迫吉林督军孟恩远下台，驱逐黑龙江师长许兰洲等，攫取了东三省的霸权。这一切，都是“杨宇霆参预帷幄，而底于成功”的^[1]。

杨宇霆在协助张作霖统一东北的同时，利用与北京政府陆军次长徐树铮日本士官同学的关系，代表张作霖参加1917年4月和12月两次督军团会议，借支持“府院之争”段祺瑞一方，图谋向关内发展奉军势力。是年冬，段祺瑞以对西南主战政策失败而辞去国务总理一职，其心腹徐树铮向杨宇霆提出，以陆军部在日本订购的军火作为交换条件，请奉军入关，逼迫代总统冯国璋下台，并恢复段的总理职务。在杨宇霆居间联系下，奉皖双方达成协议^[2]。1918年2月，杨宇霆携带徐树铮送给的空白领取军械证件，率奉军五十三旅张景惠部开到秦皇岛，劫走了冯国璋本打算用来武装直系的价值四千万元的军火，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秦皇岛劫械案”。张作霖利用这批军火武装了三个混成旅，迅速壮大了奉军。3月12日，张作霖组织援湘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进驻军粮城，直接威胁冯国璋。23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从此，杨宇霆之名“崛起于东北，而渐震乎中原”^[3]。

1918年秋，徐树铮与杨宇霆合谋利用奉军之名，招募新兵四旅，在洛阳、信阳两地训练，发展自己的势力，引起了张作霖的不满。张作霖下令免去徐树铮、杨宇霆的职务，杨宇霆不敢回东北，遂依附徐树铮，历任总统府侍从武官、西北边防司令部参谋等闲职。三年后，张作霖以东三省巡阅使兼蒙疆经略使，统辖奉、吉、黑三省及热、察、绥三特别区，思杨宇霆人才可用，重新启用他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赞襄军务及对日交涉事宜。1922年4月，杨宇霆被张作霖任命为镇威军总参谋长，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战败后，在杨宇霆的建议下，张作霖决心整军经武，以备再战。杨宇霆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并自兼兵工厂督办，大力改善奉军的后勤供应。同时，成立“陆军整理处”，充实东三省讲武堂，培训中下级军官，编练新军。经过一年整训后，奉军共编成二十七个步兵旅，五个骑兵旅，约有三十五万余人，实力大有提高。期间，杨宇霆先后将留日军官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等人援引过来，逐渐形成日本士官派;而郭松龄凭借与张学良的关系，以北京陆军大学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为主体，形成陆大派。由于杨宇霆“嫉视”郭松龄的崛起，支持郭的张学良也“事事受杨阻碍”^[4]，两派的矛盾自此开始。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张作霖即以粤、浙、奉三角同盟为由，组织镇威军，以杨宇霆为总参谋长，率十七万大兵入关，向直系宣战。第二次直奉战争历时约有两月，奉张大获全胜，入关与冯玉祥推段祺瑞为临时执政，杨宇霆的声名也煊赫一时。1925年8月，段祺瑞执政府任命杨宇霆为江苏军务督办、姜登选为安徽军务督办，奉张势力达于苏、皖两省。杨宇霆到南京任职后，以胜利者自居，对直系将领、军务帮办陈调元多有歧视。陈遂与浙江督办孙传芳秘通款曲，共同反奉。10月初，孙传芳举兵进攻松江、上海，陈调元在南京策应，杨宇霆被迫离苏北上^[5]。

本来，奉军取得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以郭松龄的战功最大，张作霖原打算派郭松龄督皖，但因杨宇霆的反对而改派姜登选，郭松龄对杨颇为不满。此次杨宇霆督苏不到两月，便丧师失地、铩羽而归，而张作霖仍任他为奉军总参议，更引起了郭松龄等一些奉军将领的愤懑。11月22日，郭松龄在直隶滦州倒戈反奉，要求张作霖即日下野，严惩杨宇霆。杨宇霆先避居大连，后又求助日本关东军禁止郭松龄军队“越过南满铁路线”，为张作霖争得了缓兵的机会。12月24日，郭松龄兵溃被俘，乃致书张学良，词颇哀恻，杨宇霆担心张学良对郭宽释，“纵虎贻患”，便将信焚烧，并急谏张作霖，将郭松龄夫妇就地处死^[6]。可见，郭松龄之死，是与杨宇霆密切相关的。

同年12月，杨宇霆受张作霖之命，与吴佩孚的代表蒋方震在大连会晤，就共同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大体上达成了谅解”^[7]。1926年1月，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并于4月进占北京。6月，经杨宇霆与吴的幕僚多次密商，张作霖与吴佩孚“聚首怀仁堂”，正式结成了“反赤”联盟。12月，为对抗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杨宇霆任安国军总参谋长，并制定了先利用吴佩孚、孙传芳、张宗昌与北伐军火并，再消灭北伐军统一全国的计划。无奈这一计划在连战连捷、势不可挡的北伐军面前，只是个泡影而已。1927年6月，杨宇霆协助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并任元帅府总参议，以与北伐军作最后一搏。1928年1月，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以病痿不能治军，由杨宇霆接任，与张学良一起负责京汉线作战。5月30日，鉴于北伐军逼近京、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即日下令总退却。6月4日晨，张作霖途经沈阳西北皇姑屯车站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口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弹炸死。张学良得知消息后，将全军委托杨宇霆指挥，自己化装成士兵秘密回到沈阳。7月4日，张学良经东三省议会推举，当选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驻关内的奉军在杨宇霆指挥下也陆续撤回关外。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为缩减军事开支，撤销了旅以上的军、师番号，以旅为军队最高单位。杨宇霆脱离军旅，以“兵工厂督办”的身份寓居沈阳，张学良仍不时就商政事。而杨宇霆却怏怏“非少主臣”，对张的诸多措施有异议，甚至肆意阻挠。他表面上称张学良为“少帅”或汉卿，背地里却不止一次地叫他“小六子”(张学良行六)，对张学良极不礼貌。起初，张学良对杨的意见颇为尊重，“凡事得宇霆之关白，学良无不许可;凡人得宇霆之品题，学良无不擢用”。但“学良愈恭谨，而宇霆愈跋扈”，东北的一些官员们以为“宇霆之果能操纵学良也”，“故趋赴者愈多”，杨公馆辐辏如市^[8]。张学良对杨“心渐厌之”，两人的矛盾逐渐激化。

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是杨宇霆的心腹。他身兼省长、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等要职，是东北的实力派人物之一。常荫槐虽精明干练，但也与杨宇霆一样，根本未把张学良放在眼里，甚至对张的命令拒不执行。常擅自在黑龙江省成立山林警备队，由杨宇霆从其兵工厂提供军械，“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9]。这对急欲统一东北政令的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一大心患。

杨宇霆与张学良的政见分歧突出表现在“东北易帜”上。杨宇霆反对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合作，而主张联合西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抵抗蒋介石，保持东北“独立自主”的政治局面。1928年8月25日和10月7日，杨宇霆两次背着张学良与白崇禧会见。白崇禧劝杨宇霆推翻张学良取而代之，并愿意提供帮助。蒋介石获悉此事后，立即密告张学良，叫他“先下手为强”^[10]。杨宇霆虽没有谋害张学良之心，但坚持反蒋不变。12月29日，东北正式“易帜”，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杨宇霆为国民政府和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张学良宣誓就职时，杨宇霆当场表示不接受其委任，乃拂袖而去^[11]。与此同时，日本竭力挑拨离间张学良与杨宇霆的关系，大川周明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史》，并用红笔将丰臣秀赖被权臣德川家康推翻的一段史实勾画出来，暗示杨即德川家康，张为丰臣秀赖。关东军还设法将一些杨宇霆与日本人密谋联系、要篡夺张氏政权的假情报传到张学良手中，希望张、杨互相争权、火并，日本好从中渔利。

1929年1月7日，杨宇霆为其父祝寿，杨公馆门前车水马龙，盛况为沈阳向所未有。张学良偕夫人于凤至亲往道贺，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相待，与一般宾客无异。席间，杨的一举一动俨然以东北领袖自居，而来自全国各地的贺客也对杨恭维备至。张学良目睹这些情景，更感到杨宇霆是他施政的最大障碍，遂决心除掉杨宇霆。

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一起来见张学良，以管理中东铁路为名，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刚刚安定，涉及外交的事情应慎重考虑，须从长计议。杨、常则要求立即决定，并拿出已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认为杨、常欺人太甚，忍无可忍，便推托吃过晚饭后再说。当杨、常二人吃过晚餐来到帅府老虎厅坐下时，辽宁警务处长高纪毅等人奉张学良之命将杨、常处死。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69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