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恺，字建章，直隶永清人。1883年(清光绪九年)出生。1902年入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毕业后，前往日本留学，先入日本振武学校，毕业后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队第六期步兵科。从日本毕业回国后，到清朝禁卫军任一等参谋。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以参谋的身份随第一军军统冯国璋前往汉阳同革命军作战。中华民国成立后，冯国璋任直隶都督，杨文恺任都督府军务科长。

1915年12月，王占元代理湖北将军(次年1月实任，7月改为湖北督军)，杨文恺任将军(督军)公署军务课课长兼汉阳兵工厂总办。杨文恺经常代表王占元奔走于北京和长江各省之间进行联络，成为王占元的亲信幕僚。在袁世凯称帝时期，杨文恺奔走于王占元与冯国璋之间，探询冯国璋对于帝制问题的意见。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后，冯国璋于1916年5月20日在南京召开会议，协调北洋各军的矛盾，杨文恺代表王占元出席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遵从冯国璋和王占元的意旨，主张和平。杨文恺慷慨陈词：“湖北王督军派我来参加出席冯上将军所召开的会议，希望南北大局能以和平解决，我们湖北已经打了两三个月了，湖北和湖南都在最前线，日日夜夜在战斗中。如果继续打，那么，军费、弹药和兵源，都必须大大补充，空口说打打打，那是不行的。”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曹锟、吴佩孚命令王占元把段祺瑞小舅子、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指挥的卢金山师、刘文明师缴械后遣散，并将吴光新扣押。王占元照办后，派杨文恺到保定见曹锟，报告编遣军队及扣压吴光新的情况。曹锟希望王占元暗中处死吴光新，但王占元与杨文恺都不同意这样做。王下令组织军法会审，判处吴光新十五年有期徒刑，送往陆军监狱，生活上给予优待，实际上是保护起来。1921年8月，王占元在下台前几天，命令杨文恺把吴光新悄悄放了，由日本人护送回天津隐居。

1921年8月，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职务为曹锟、吴佩孚的嫡系亲信萧耀南取代，王带着六七年来在湖北搜括的数千万财富前往天津做寓公去了。作为王占元的亲信，杨文恺留了下来，继续担任汉阳兵工厂总办。汉阳兵工厂是当时全国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型兵工厂之一，作为总办，收入十分丰厚。1925年1月，杨文恺交卸汉阳兵工厂总办，新任总办刘文明转达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段祺瑞的意旨，要杨文恺迅速赶往杭州，劝说孙传芳停止对浙江皖系将领陈乐山的进攻。杨文恺领命后迅速赶到杭州，但为时已晚，陈乐山已战败逃亡。孙传芳接收了陈乐山的第四师并委任谢鸣勋为第四师师长。原来卢永祥自兼师长的第十师，孙传芳已委任郑俊彦为师长，又将臧致平、杨化昭两部编为独立旅，委任杨赓和为旅长。这次齐卢之战，孙传芳由福建入浙江，占领了富庶的浙江省，并收编了四个能战之师和一个混成旅，这些就成为其后来五省联军的军队主力。

对于杨文恺的到来，孙传芳非常高兴。他们俩在保定和日本求学时都是同期同学，以后又同在王占元幕府任职多年，前后二十三年的同学、同僚关系。在孙传芳的挽留下，杨文恺欣然答应加入孙传芳戎幕，成为他的首席军师。1925年3月，杨文恺奉孙传芳之名前往福州，授意周荫人对广东保持警戒，同时筹措五十万至一百万元，作为浙军备战经费，周荫人应允照办。1925年4月，杨文恺又奉孙传芳之命去张家口会见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见面后，杨文恺首先陈述了孙传芳准备进攻江南奉军的决定，然后将孙传芳事先备好的同冯玉祥结拜的兰谱交给冯玉祥。冯玉祥表示愿与孙传芳结为金兰之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冯玉祥时年四十四岁，为兄;孙传芳时年四十一岁，为弟。杨文恺这次张家口之行顺利达成对付奉系的战略合作协议。在张家口公事完后，杨文恺同冯玉祥的代表段其澍返回杭州复命，孙传芳非常满意。孙传芳取得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后，采取先下手为强的办法，迅速发动反奉战争。在一周之内，孙传芳的军队就占领了上海、宜兴、无锡、镇江和南京。奉军邢士廉师及刘翼飞旅几乎是一触即溃，只在丹阳做了一些零星抵抗。

1925年5月，杨文恺和段其澍一同前往开封，会见河南军务督办岳维峻。双方共同商定：在孙传芳进攻奉军的同时，由国民二军出兵山东，攻打张宗昌，互相策应以收痛击之效。为了集中对付势力最强的奉系军阀，孙传芳决定敦请吴佩孚出山。有了冯玉祥、岳维峻国民军的支持，再把吴佩孚拉出来统率直系残余力量，这样孙传芳的反奉战争就有了可靠的支撑。1924年直奉战争失败后，吴佩孚初期驻鸡公山最困难的时候，杨文恺曾向他伸过援助之手，从汉阳兵工厂提出二十万元接济吴佩孚，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让吴佩孚非常感动。有了这层关系，这次孙传芳还是请杨文恺出面请吴佩孚出山。杨文恺同段其澍见过岳维峻之后又同赴武汉，段其澍留在汉口，杨文恺一个人前往岳州，代表孙传芳敦请吴佩孚出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杨文恺在回杭州的途中又分别会见了江西军务督办方本仁和赣北镇守使邓如琢，游说他们拥戴吴佩孚，合力讨奉。邓如琢同吴佩孚的关系很深，表示唯吴、孙之马首是瞻，义无反顾。方本仁的态度则很冷淡，所谈未得要领。事后杨文恺才知道这时的方本仁已经同广东国民政府取得联络，准备参加北伐了。

1925年8月，杨文恺又自告奋勇前往联络陈调元。陈调元同杨文恺在保定速成武备学堂时就是同学，当然也是孙传芳的同学。见面后，杨文恺就历数奉张的野心以及对东南的威胁。陈调元也对杨宇霆的傲慢无礼十分愤恨，他们的谈话很投机，对于反奉举动一拍即合。陈调元爽快地答应反奉，杨文恺也爽快地答应在战争胜利之后必以优惠报酬相谢。在反奉战争取得胜利成立五省联军总司令部时，孙传芳和杨文恺委任陈调元为安徽总司令。

通过大量的结盟工作，杨文恺为孙传芳争取了冯玉祥、岳维峻的国民军一军和二军;为孙传芳敦促吴佩孚接受出任十四省联军总司令，把旧直系部队都拉到反奉联盟一边，结成反奉统一阵线。1925年10月，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对奉军再次发起进攻，进展顺利。10月26日，奉军前敌总指挥施从滨在安徽固镇以南被联军俘虏，随即被押送到孙传芳指挥部所在的安徽蚌埠。当时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者，围绕施从滨的处置问题，杨文恺与孙传芳发生了严重冲突。杨文恺劝孙传芳要冷静，对施从宽发落，但孙决意处死施。孙传芳在攻下徐州后回师南京，1925年10月25日，宣布建立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杨文恺任总参议，刘宗纪为总参谋长。

1926年3月4日，北京政府内阁改组，杨文恺被任命为农商总长。孙传芳不愿意给段祺瑞捧场，直到段祺瑞下台由隶属直系的颜惠庆组阁时，才让杨文恺到北京去上任。杨文恺到北京后，孙传芳凡事仍以电报书信同杨文恺谋划，重要事情还要杨文恺出面谈判。后来孙传芳同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濬、张群等以及同张宗昌、张作霖、张学良的谈判，都由杨文恺代表孙传芳出面进行的。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从两广出师北伐，为了分化瓦解北洋军阀各集团，提出了“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政治策略口号。孙传芳的小算盘是希望吴佩孚和北伐军在两湖战场上两败俱伤，然后他再把北伐军从武汉、长沙赶走，这样他可以解放者的身份而不是帮忙者的身份占领两湖。因此，当吴佩孚派人或者函电要求孙传芳援助时，孙传芳不为所动。

北伐军取得汀泗桥、贺胜桥之战胜利后，孙传芳加紧了军事部署的步伐。1926年8月25日，孙传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杨文恺、周凤岐、孟昭月、卢香亭等参加，会上决定增兵江西，分五路与国民革命军展开决战。与此同时，9月初蒋介石派张群为代表再次去南京同孙传芳谈判，力劝孙传芳参加北伐，并且可以给他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的名义。孙传芳抱着确保五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宗旨，拒不接受国民政府的任命。杨文恺提出孙传芳同蒋介石可以携手合作，但有以下三个条件：第一，现下广东部队不得侵犯五省辖境;第二，将来与广东国民政府立于对等地位，双方共同商量收拾全局;第三，广东方面必须表明拒绝共产党政策。杨文恺的这个方案是一个缓兵之计，看起来好像是让了一步，同意双方合作，实际上是现在五省中立，将来五省自治，但蒋介石眼下却要放弃孙中山亲手定制的国共合作政策。自然，杨文恺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

9月19日，杨文恺到济南，代表孙传芳同张宗昌正式谈判，最终孙传芳同张宗昌结成了联盟关系，这样暂时减轻了孙传芳发兵江西的后顾之忧。于是孙传芳大举发兵，把重点放在江西同北伐军的对抗上。由于陈调元投向北伐军，致使孙传芳在江西战场很快失败。

孙传芳回到南京同杨文恺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杨文恺认为要挽回败局，必须谋求北洋军阀各系的大联合。于是，孙传芳请段祺瑞、吴佩孚各派出代表来南京开会，研究段、吴、孙三角联合共同对付国民革命军。靳云鹏、吴光新代表段祺瑞，熊炳琦代表吴佩孚参加会议。但北洋各派分歧颇大，未能达成联合的协议。孙传芳、杨文恺不得已争取联合奉系军阀对付北伐军。杨文恺代表孙传芳到济南去见张宗昌，表示“请效帅同心合力，加以援助”。到天津后，立即拜会张作霖，说明孙传芳实力尚存，“目下所需，首在饷械，不在兵力”;倘若反攻无效，再请予实力援助。11月14日，张作霖在天津蔡园召集张宗昌、褚玉璞等奉系将领，以及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和吴佩孚、阎锡山的代表商讨军事问题。这次会议正式确定奉军要同时援助吴佩孚和孙传芳，同时明确地进行了分工：张宗昌援助孙传芳、褚玉璞援助吴佩孚，奉军主力担任“后防及增援”。通过这次会议，杨文恺完成了孙传芳委托的联合张作霖、张宗昌的任务。1926年11月18日，孙传芳秘密乘火车由南京赶到天津，立即召杨文恺同赴蔡园与张作霖商谈合作。结果以反奉著称的孙传芳，甘心地投靠了张作霖。此后，孙传芳把上海和南京的防务交给了张宗昌和褚玉璞，他本人率部队在江北避战、观战。

达成孙传芳与张作霖、张宗昌联合作战的任务后，杨文恺于1927年1月宣布退隐，此后即在天津当起了寓公。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后，几次请杨文恺出山担任伪职，无论日军怎样威逼利诱，杨文恺均不为所动，保全了晚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文恺担任天津文史馆馆员，在他人的协助下，先后写成《孙传芳的一生》、《我所知道的陈调元》、《我在汉阳兵工厂与曹吴的关系》、《我在王占元幕下的活动片段》等文章，为后人研究那段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1965年6月，杨文恺在天津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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