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寿枏，初名寿棫^[1]，字味云，晚号苓泉居士。江苏无锡人。1868年10月6日(清同治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一个累代书香的家庭。祖父杨延俊是道光年间进士，曾任山东肥城等县知县。父杨宗济系诸生，任溧阳县训导。伯父杨宗濂、杨以回、杨宗瀚，先后在李鸿章幕府，随军征伐太平军和捻军。杨宗濂历任北洋武备学堂总办、山西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杨宗瀚曾任上海机器织布局会办、总办等职。

杨寿枏六岁起读经书、《通鉴》，十二岁随父读于溧阳学署，十四岁学制义和试帖诗^[2]，但他性好诗词古文。十七岁返里应试，以第一名入泮。1890年，被伯父杨宗濂召往直隶通州道署，受命教其子杨寿楣读书。1891年杨寿枏应顺天乡试，中举人，三应会试未中试，遂绝意科举，专治史学，尤致力于财政一门，曾取“九通”内的钱币、赋税、盐法、漕运各门，提要钩玄，分类纂录，积成数巨册。

1897年，杨宗濂署山西臬台，不久擢任藩司，杨寿枏在其幕府任文案。当时山西巡抚胡蕲生颇注意新政，在省设武备学堂、商务局，办纺织厂等，皆与杨宗濂商定委办。杨寿枏主稿所有奏折、函牍，为胡蕲生激赏，遂延入抚署，主内文案。

1899年杨寿枏南归葬亲。他以资捐内阁中书职，因翌年义和团事件中止北上。其三伯父杨宗瀚在无锡筹办业勤纱厂，乃参与佐理厂务，遂得悉纺织厂经营管理的门径。1901年《辛丑条约》订立，八国联军退出，杨寿枏入京就内阁中书职。次年为大学士孙家鼐邀入幕府主奏章。1903年清政府设商部，杨应商部考试被录取，分补保惠司主事，1905年调补平均司。是年7月，清政府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洋^[3]，考察各国宪政，载泽派杨为二等参赞随行，于11月初出发，翌年6月返抵上海。7月回京复命，奉命督率译员在法华寺翻译有关东西洋各国政治制度的论著，杨任总纂，编纂专书共六十余种，咨送宪政编查馆，择其精要者分撰提要，进呈内廷。9月，清廷命载泽会同各部院尚书及南北洋大臣厘订立宪官制，由载泽主其事，杨协同编纂。

1907年，杨寿枏改补农工商部工务司主事，兼商律馆纂修。是年10月，随该部侍郎杨士琦赴南洋各地抚慰华侨，乘海圻、海容两舰历小吕宋、暹逻、爪哇、新加坡诸地，翌年春回京复命，上《考察南洋各岛华侨商务折》。旋补工务司员外郎兼公司注册局总办、商标局会办。这时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实行《奖励工艺》的措施，以图振兴全国工商业，颁订了《奖励公司章程》、《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这些章程、办法的草拟，大多出自杨寿枏之手。他在农工商部，深为本部堂官^[4]所倚重。

1909年，清廷以载泽为度支部尚书，设财政清理处，杨寿枏为该部丞参兼财政清理处总办，专任清理财政。杨请派监理官分驻各省监督财政，并令各省造送财政报告，为编制全国岁入、岁出预决算之依据，并拟订六年内清理全国财政办法草案及分年办理程序。清政府财政收支向无预决算制度，杨采取欧美各国新法，参以中国旧章，创制全国收支预决算，其有关条例和程式皆亲手自订，颇费一番心力。他以为这样就可事权统一，控制全国财政，如网在纲。

1910年，杨寿枏被派充崇陵^[5]监修官兼盐政院参事，旋补度支部左参议。他对部务颇有整饬风规、力除积弊之志，如过去户部书吏握权甚重，往往上下其手，中饱私肥。杨总办财政清理处时，即对核算、办稿诸事均调部员办理，雇用书吏仅事缮写。他严明考核，风气为之稍变。

清政府预备立宪，关于改革官制问题，杨寿枏主张仿效日本，设地方议事会，建立立法机构。他曾代度支部提出说帖，后来内阁会议制定官制，即以此为蓝本。杨对清政府采取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制度极为热心，认为“历经欧美各国考察，封建专制已不能适合世界潮流，唯君主立宪犹可系维人心”^[6]，所以奔走甚力，向各方鼓吹呼吁。他与劳乃宣、吴士鉴等数十人组织“宪政实进会”，推陈宝琛为会长，以期促进立宪早日实现。

宣统年间，载沣为摄政王监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颟顸无能的亲贵各树党派，纷争甚烈。载泽历赴海外考察，于各国政体略有所知，深为“庆党”^[7]所嫉。杨寿枏为载泽所识拔，故对“庆党”深感不满，常肆意抨击。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官吏纷纷请辞出京，而杨仍守本职，每日到部视事，至“逊位”诏下，始移居天津。

1912年7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以周学熙任财政总长，杨寿枏由杨士琦荐举任盐政处总办。时张謇上盐务改革条陈，主张废除运商引票制度，撤销定岸引界，时舆论纷争激烈。袁世凯偏向保守，而对张的建议又觉难于驳斥，乃与杨寿枏商量。杨认为张文言之成理，未宜明予驳斥，不如由财部另拟一个盐务改革计划，以清除盐场积弊为主旨，降低盐价，减轻盐税，与张案一并提交参议院讨论。结果财部所拟计划被通过，张案乃取消。

9月，杨寿枏被任命为长芦盐运使，改革盐税征实银法为一条鞭法，改两为元，商民称便。他整理盐场产业，税率未加，而税收年增二百余万元。对财部某些不正当的提款，他敢于顶回去，为部主管所不喜。但因袁世凯认为他筹饷有功，调他为粤海关监督。不数月，又改派为总统府顾问兼财政委员，专任整理旧税事宜。1914年8月改任山东省财政厅长。该省将军靳云鹏、巡按使蔡儒楷很尊重他，遇有财务问题，都和他商定而行。杨曾电财部请缓办杂税，谓“民间不苦税则之重，而苦税目之繁。请择税收丰富科目简单者踏实举办”^[8]。于是在山东专办验契、田赋、公债三项，结果全省税收较前增加一千多万元，居全国第一^[9]。

1917年2月，段祺瑞组阁，任杨寿枏为财政部次长。时总长李经羲因病未到任，由杨代理部务。当时，许多省各自为政，税收往往不解国库。他力主量入为出，制订临时预算，提出开源节流之议，核定每月支出经费七百万元，以期收支适合。

7月1日，张勋复辟，任命杨寿枏为度支部左侍郎，旋命署理尚书。杨虽有“心怀旧君”之思，但因患病在家，未直接参与复辟丑剧。可是他在事后所写的笔记和杂文，仍认为“张勋此举磊磊落落，功虽未成，亦足为历史上有名人物”^[10]，不难窥见他的心事。

1919年，杨寿枏被选为参议院议员，并推为财政理事，审核全国预算。又继周学熙之后任全国棉业督办，主持订购美棉种籽，分发各省种植，改良棉种;并举办棉业传习所培养纺织人才。1922年秋，江苏省辟无锡为商埠，杨寿枏奉派为无锡商埠局督办。是年冬，内阁改组，刘恩源任财政部总长，杨复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1923年4月，总税务司英人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上整理中国内债说帖，欲以“华府会议”议定的值百抽五所增新关税年约一千余万两，改充“金融”等六项公债基金。实则此项新关税已批准为“九六公债”基金，而安格联企图将新旧关余一手把持。杨坚执不可，与部员张竞仁著论力辟其谬。安格联联络各报指杨为破坏公债，而他始终不为所动，结果安格联之议遭到全体内阁会议的反对而未成^[11]。

杨寿枏对北京政府常恃借债度日、积至后来几占全国岁入的十分之四，深为忧虑。尝谓外国发行公债以补助财政之不足，而中国发行公债则以国库岁收移充抵押，这不啻以财政交给银行，自失平衡调节之权。此时他看到军阀混战时起，对北京政权感到灰心。从1923年后，他结束了政治生涯，转向实业方面谋求发展。

早在1919年，杨寿枏已被公推为天津华新纱厂经理。华新原是袁世凯执政时，拟议在北方五省官商合办纱厂建立的唯一工厂，且因营运资金无着，久未开工。杨主持华新，着力解决了三个重要问题：第一，采用“包工制”的办法，以争取时间加速投产。“包工制”促使承包者挑选熟练工人，费用精打细算。华新从招工到开车，仅花了三个多月即顺利生产，二万五千锭纺机日夜运转，产品销畅，年终盈利一百五十余万元^[12]。次年，一面派员学习，一面训练艺徒，抚循工匠，而将原有包工头渐次淘汰。第二，利用金融资本解决资金问题。华新初期，商股认缴仅五十万元，加上财部拨出八十万元，资金匮乏。杨筹设大同银号，吸取社会游资以作纱厂“活本”，利用金融资本，来为产业资本争取更大利润，对扩大生产起到了活跃作用，第一年纱厂和银号即获巨利，华新同时增招商股二百万元，扩大资本。第三，组织资本集团，发挥资本协作。华新获利丰厚后，相继建成青岛、唐山、卫辉三厂，虽资本各自独立，但连成一气，相互协作，又成立兴华集团，取得互相挹注之效。

1927年，华新改组，杨寿枏乃退居“专董”。他早岁即以诗文著称，尤擅骈体文，用典贴切，词藻工丽，颇为时人所推重。公余之暇，常和僚属以吟咏唱和为乐。“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他作《秋草》诗四律以寄感，海内诗人争相传诵，和者百余家，辑成《秋草唱和集》。时人称他为“杨秋草”。

1935年后，杨寿枏寓居天津，息影林泉，常与故友结社唱酬，以诗文鸣当世。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北洋旧官僚纷纷参加日伪组织，旧日同僚颇多挽他出山。他拒不接见，不问外事。晚年辑其自撰古文、诗词、笔记和书札，印行者有《云在山房类稿》、《云在山房骈文诗词选》、《云漫录》、《云书札》等书。

1948年12月7日杨寿枏因肺炎病逝于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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