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铨，谱名宏甫，字杏佛。1893年4月5日(清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生于江西玉山。祖籍清江县。幼时，由于家境贫困，随父移居扬州，后迁杭州。
 杨铨六岁读私塾，稍长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在上海读书时，他结识了爱国青年张奚若、任鸿隽等;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为不满，向往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1910年，杨铨参加了同盟会和“南社”，并写了一些充满救国豪情的诗词。他对革命起义的失败和烈士的英勇牺牲感到无比悲愤：“眼见英雄成白骨，好头颅未易苍生苦。心化血，血成雨!”^[1]他企盼着：“一朝狮梦醒，身与国魂还。”^[2]
 1911年8月，杨铨转学到河北唐山路矿学堂，编入预科第六班。10月，辛亥革命爆发，学校停课，杨铨赴武昌参加革命。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杨铨遂至南京，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组长。1912年11月，杨铨与任鸿隽等经稽勋局派往美国留学。到达美国后，先在康奈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学习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留美期间，他和中国同学赵元任、胡明复、周仁、秉志、过探先、任鸿隽等创办了《科学》杂志。该杂志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宗旨。杨铨任编辑部主任并经常撰稿。不久，他们又组成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学团体——“科学社”。
 1918年10月，杨铨由美归国。到达上海后，曾应中国环球学生会和南洋商业专门学校的邀请，先后发表题为《个人效率主义》、《科学的工商管理法》的演说，积极宣传用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振兴民族实业。11月，赴汉阳任武汉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
 1920年夏，杨铨就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科教授。不久，该校改为东南大学，他兼任工科主任。主要讲授工业管理课程。在此期间，他发表过许多有关社会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如：《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思想界与今日中国之祸乱》、《代议制与中国之乱源》、《中国近三十年之社会改造思想》、《从社会方面观察中国政治之前途》、《实业改造》、《教育革命与中国学术及政治前途》、《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等等。他在这些文章中，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见解，例如，认为要使中国得救，必须做到政治上的改革同社会改革相结合，科学同革命相结合。他批判了当时对中国前途的两种错误论调：一种是主张把中国交给“国际共管”;另一种是断言中国必能“同化西人，调和新旧”，以保持中国之独立。杨铨指出，前一种“悲观”论调，只能是“与虎谋皮”;后一种“乐观”论调，则是“画饼充饥”，所以“皆不可恃”^[3]。
 他在南京期间，同共产党员恽代英、侯绍裘、吴肃、宛希俨、黄觉新以及高尔松兄弟相交。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讲课。他站在同情劳动人民的立场上，努力探索和阐述劳动问题的产生及其意义、劳动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关系，指出不解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劳动者的问题，就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他的演说，充满革命激情，受到听众的欢迎。
 由于杨铨坚持革新，坚持进步，遭到东南大学中当权的守旧者的忌恨。1924年10月，校方以杨铨宣传“社会改造思想”为由不发聘书，杨铨被迫离校赴广州。孙中山委托他参加筹备设立中央学术研究机关的计划工作。11月，他随同孙中山北上。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杨铨被任命为“孙中山先生治丧筹备处”总干事。办完丧事后，杨铨全家从南京移居上海。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杨铨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6月10日，他联合爱国志士创办《民族日报》，并带病忘我工作。从撰写社论到编排校对，他都亲自动手。在短短半个月内，他撰写了二十余篇有战斗力的评论。他在该报发刊词中，号召人民组织起来，对英、日帝国主义“实行经济绝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在文章中，热情赞扬工人罢工、市民罢市，说这是表现出了“勇往直前的精神”，“大有气吞英日帝国主义的决心”^[4]。《民族日报》的宣传，有力地鼓舞了上海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媚外罪行。该刊出版仅半月，便被当局强令停刊。
 同年9月，杨铨同恽代英、侯绍裘等发起成立中国济难会。他在成立大会上做了演说，并被选为上海市总会的审查委员和募捐委员。
 1926年7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秘密成立，杨铨被选为执行委员，主持策应北伐军的工作，并在上海法租界设立秘密电台。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之后，杨铨兼任上海政治分会委员。他参加了戴季陶所发起的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但是他不同意戴的“分共”主张，仍然坚持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例如，1926年11月12日，他为《中国晚报》纪念孙中山诞辰专刊所写的文章中便强调说，“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不是分散的，国民革命的成功，惟有全国民众参加方能实现”，并且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是以“联合各阶级努力国民革命为起点，以消灭一切阶级制度实现大同世界为目的”^[5]。
 1927年1月，正当国民党右派积极进行“分共”、反苏活动时，杨铨挺身而出，借着庆祝元旦的机会，为《中南晚报》撰文，主张向苏俄学习革命经验。不久，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动工人起义，杨铨当时作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代表参加了国共联席会议，并同共产党人汪寿华、周恩来等相配合，积极支持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此，出版于巴黎的《救国时报》曾赞扬他是“实为有功于上海起义的人物”^[6]。起义胜利后，杨铨被选为上海临时政府常务委员。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铨被撤销了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的职务，并一度被诬为共产党员而遭扣押^[7]。
 1927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学院，杨铨担任该院的教育行政处主任。11月，中研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杨铨被任命为秘书长。1928年4月，杨铨改任该院总干事，直至1933年6月。他在协助蔡元培主持院务的工作中，成绩优异，深受蔡元培赞赏^[8]。
 1930年，杨铨秘密参加了邓演达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并与郑太朴、谢树英等一起积极进行反蒋的工作^[9]。1931年11月29日，蒋介石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枪杀于南京。杨铨闻讯后，立即报告宋庆龄，宋当即用英文写了一份谴责南京政府的宣言，由杨铨译成中文后，由陈翰笙和谢树英连夜送往《申报》，第二天就发表了出来^[10]。通过这次事件，杨铨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政权反人民的本质，更以不知疲倦、不顾危险的战斗姿态，投入了反对国民党当局反动政策的斗争。
 1932年夏秋间，面对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以及残酷镇压抗日爱国志士的行为，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庆龄、蔡元培分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杨铨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同时担任由七人组成的全国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杨铨主持建立了上海和北平两地的“同盟”分会。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杨铨等八位筹备委员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的许德珩等师生。
 1933年1月上旬，在北平狱中的共产党员刘尊棋，以“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名义，写了两封信给宋庆龄，揭露监狱对政治犯的迫害，要求释放，以便投身抗日斗争。于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派杨铨借成立北平分会之机，至北平考察监狱。杨铨到北平后，先后考察了北平军事分会所属的反省院、军事执法处看守所、陆军监狱，询问“犯人”的待遇状况，听取了他们的控诉，并且表示了对他们的同情，他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2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签发了“北平军人反省分院政治犯”的两封来信，在《大陆报》、《燕京报》以英文发表。2月6日，杨铨返回上海，向“同盟”总会报告了考察北平监狱的真实状况，为“同盟”要求释放政治犯、保障民权的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事实根据。2月11日，《中国论坛》(实际是“同盟”的机关报)用中文全文发表了北平政治犯的两封来信，同时还发表了“同盟”为此而写的《说明》，强烈呼吁“无条件释放一切政治犯”。这些材料的发表，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引起了中外人士的广泛注意。杨铨对北平监狱的考察，也对在押的共产党人起了很好的鼓舞斗志的作用^[11]。
 事实表明，在实际斗争中，杨铨在对待民主革命的问题上，立场愈来愈和共产党人接近。他在北平视察的时候，正值群众公祭李大钊。杨铨参加了公祭的游行队伍，并亲自撰写了挽联：“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犹在，那用吾辈哭先生。”^[12]
 1933年3月，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推动下，上海三十多个群众团体组成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参加者有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商人等各方面爱国人士。宋庆龄在成立大会上号召团结抗日力量，“组织人民自卫团”，一致抗日，反对国民党当局向中华苏维埃区域的进攻。杨铨也在会上代表“同盟”发表演说，阐述反帝抗日与保障民权的不可分离^[13]。
 “同盟”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于3月间专门组成“营救政治犯委员会”，杨铨被选为委员。杨铨参加了宋庆龄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及其司法部长罗文幹，提出立即释放罗登贤、佘文化、陈赓、陈藻英等的要求。杨铨还随同宋庆龄，代表“同盟”中央，到南京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探视了长期被关押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Hilaire Noulens)及其夫人。
 1933年4月下旬，杨铨还为营救丁玲和潘梓年四处调查，揭露国民党当局的欺骗伎俩，并发动上海文艺界人士联名打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抗议。
 1933年5月13日，杨铨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林语堂等一起，前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递抗议书，抗议德国法西斯政权对德国人民的迫害。抗议书，既是对希特勒的声讨，也是对蒋介石政权的抗议。蒋介石得知此事后，曾经大发雷霆。
 杨铨参与的这些活动，是对于进步力量的有力支持，当然这也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仇恨。为了破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党特务不断写信给宋庆龄、杨铨等进行威胁，甚至把子弹放在信封内恐吓杨铨。特务还曾印发三百张照片，悬赏以求暗杀杨铨。
 1933年6月18日晨，杨铨携长子杨小佛由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研院乘车外出，车出大门，突遭潜伏路旁的特务枪击。杨铨伏在儿子身上，自己身中数弹，被送至医院，数分钟后，即因伤重逝世，年仅四十岁。他的著作有《杨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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