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衢云,名飞鸿,字肇春,衢云为其号。福建海澄人。1861年12月l9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出生于香港。祖父杨福康,清廪生,曾署理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后弃官出国,居南洋槟榔屿。父杨清河,生于槟榔屿,十六岁时返回本籍,后定居香港,曾先后在福建、香港当过巡理厅辅政司通事(译员)和书院的教员。
杨衢云幼从父读,十四岁时入香港一家英国海军船厂学习机械,因不慎而断去右手中间三指。于是转而学习英文,考试常名列前茅。二十岁毕业后,任香港圣约瑟书院教员,后改就香港招商局船务书记长,1894年转任英商新沙洋行副经理。
杨衢云少时曾习拳术而精技击,并任侠好义,尤关心时事,富爱国思想。他为人仁厚和蔼,有长者风度,见同胞受外人欺凌,则怒起而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1883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结局,对他刺激颇深,其思想便由爱国发展到立志反清复汉,并曾去广东寻求同志,但当时风气未开,并无应者。
1887年,杨衢云结识了香港域多利书院(后改称皇仁书院)学生、具有反清意识的谢缵泰,并引为知己,结为拜盟兄弟。1890年,他与谢缵泰联络了在外人所办书院、洋行中求学、任职的爱国青年陈苏、周超岳、黄国瑜、罗文玉、刘燕宾等人,开始在香港酝酿成立辅仁文社——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由新型知识分子组成并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政治团体。他们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正可谋划和组织一场中国大众的革新和驱逐……满族鞑虏的运动。”[1]1892年2月13日,辅仁文社正式设总部机关于香港百子里一号二楼,社员共十七人,杨衢云被选为会长。辅仁文社的社纲有六条:“(一)纯洁品性至最高程度;(二)禁染社会恶习;(三)为未来青年作表率;(四)经种种可能途径,增进中外文武两种学识;(五)获得西方优秀科学文化;(六)学习如何做爱国者,如何从事爱国活动和如何消除祖国所蒙受的屈辱,尽心爱国。”[2]提倡西学、开通民智和爱国维新是辅仁文社的公开活动,社中购置多种新书报,以供研读和传播。杨衢云和谢缵泰系社员中学习西学最优秀者。谢曾于1894年基本完成了“中国”号飞艇的设计方案(方案发表后曾得到外国著名飞艇学家的高度赞赏);杨则对西方政治理论研究较深,成为第一个主张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革命党人。而在暗中,以杨、谢为核心的部分社员时常密谋反清革命,还曾探访过广州清政府驻香港的特务机关,以侦察清方的虚实。辅仁文社的总部也曾受到香港英政府的怀疑,时有西人的警探出入其间。
1892年秋,杨衢云经尢列的介绍与孙中山相识。他们一见如故,常在一起抵掌畅谈救国大计,以至达旦不倦。杨首倡孙、杨两派合作,主张孙先在广州组织团体,以与辅仁文社共策进行,孙表赞同。翌年冬,孙与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等八人在广州广雅书局南园抗风轩集会,孙根据杨的主张,提议宜先成立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与会者均表赞同,但不及制定会名,亦未形成具体组织。杨由于居住香港,未能到会。次日,尢列去香港,向杨报告会议情况,杨大为称赞。其时,孙、杨之间已在反清革命的宗旨上取得一致,只是对于共和国制度,尚有出入:孙主张“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戴,以倒外族满清为主体”,杨“则非造成民国不可”[3]。尽管有此分歧,孙、杨之间的交往和有关合作的筹商,为后来孙、杨两派的联合奠定了基础。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刺激了杨衢云、孙中山等革命者,空前的民族危机加速了他们两派联合和发动反清武装起义的步伐。恰值杨衢云和谢缵泰等人苦于找不到新的革命同志以发展辅仁文社之时,孙中山已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创立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并于1895年1月下旬抵达香港,杨衢云便与孙中山等人筹商两派联合,共组革命团体。2月,香港兴中会在孙、杨两派联合的基础上正式成立,杨衢云率谢缵泰、周超岳等部分辅仁文社成员加入,并取消了辅仁文社。
在孙、杨的共同领导下,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即着手准备夺取广州的武装起义。起义的准备大致分两头进行,孙派在广州,杨派在香港。香港的准备工作在杨衢云的亲自主持下进展很顺利,筹措军饷、外交宣传、购运枪械以及邀集会党等诸方面的成绩均十分显著。在起义筹备基本就绪时,兴中会主要成员于1895年10月10日举行会议,选举兴中会会长兼起义后临时政府总统。会上,孙、杨两派争相拥戴自己的领导人出任,几乎导致两派分裂,后经孙中山退让,杨衢云遂被两派共同举为会长兼总统。起义原定于10月26日(重阳节)发难,不料起义前两日,因事泄而受到清政府的镇压,起义未及发动即遭失败。由于杨衢云在这次起义中的领导作用,清政府广东地方当局把杨与孙并列为“匪首”,各出赏格“花红银一千元”,布告缉拿。[4]孙、杨等人被迫外逃避难。11月13日,杨离港前往西贡(今越南胡志明市),并经过海峡殖民地[5]而去南非。孙早于10月30日偕陈少白、郑士良离港赴日。
杨衢云到南非后,便在当地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努力发展同志。1897年,他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彼得马里茨堡建立兴中会分会。1897年12月至1898年3月间,杨在返回香港的途中,又在海峡殖民地等处建立兴中会分会,并与当地的反清秘密团体建立了联系。期间,孙中山也在日本、美国、英国等地开展革命活动。但是孙、杨两派由于起义前的争夺会长和起义失败后的互相埋怨,彼此互不联系长达两年之久,致使香港兴中会实际上陷于瓦解。1898年3月21日,杨衢云携家眷抵达日本横滨,以教授华侨子弟英语为生。不久,杨主动找到孙中山,恳切要求两派抛弃嫌隙,重新共事,孙表示接受。两派从此恢复合作直到庚子惠州起义。杨始终维护两派合作,实是两派合作的纽带。
1899年4至6月间,杨衢云在谢缵泰的促使下,曾同康、梁一派有所接触,并与梁启超在横滨举行过会谈,筹商合作事宜。起初,杨与谢缵泰一样,认为康、梁一派也是真正的爱国者,在其“和平革命”——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们可能会乐意同革命派联合,共襄反清大业,因此对与康、梁一派的合作颇怀期望。但后来杨却发现:“康党甚傲慢……不愿同我们平等相处;总想要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全都服从他们。”[6]因而与康、梁一派有关合作的商谈并无结果。以后,杨对康、梁保皇会明确表示谴责,断绝了同康、梁一派的联系。
1899年11月,孙中山指示陈少白、毕永年、宫崎寅藏等人邀哥老会、三合会首领集会于香港,成立兴汉会,会上推举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后,孙以不宜两会长并存为由,请杨辞去兴中会会长职。杨当即表示了赞助孙中山领导、维护两派合作的诚意,并说:“为了有利于事业,我一向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我的职务了。”[7]当时,杨闻孙正在筹划惠州起义,便自请回港筹备。1900年1月,杨从日本到达香港,经与谢缵泰商量,毅然提出辞职书,荐孙代兴中会会长,而从事革命运动则更加努力。他每日去兴中会在香港的机关《中国日报》社,凡筹备起义的事,无论大小,均奔走不倦。4月26日,杨离港去日本东京见孙中山,商量起义策略。6月17日,杨与孙同轮抵香港,经当日会议议决,杨与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在杨的积极影响下,已决意与孙中山分手的谢缵泰,也暂时中断了其独自谋划的另一次起义的准备,重与孙派共事。杨、谢两人还发展了李纪堂、史坚如为兴中会会员,李、史两人均在惠州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
10月上旬,惠州起义在三洲田打响后,起义军屡胜清军。清廷南海县知县裴景福惊恐万分,乃于中旬派植槐轩、陈廷威到香港见杨衢云,提出三条“议和”条件:一、招降党人各首领,以道府副将任用;二、准带军队五千人;三、给遣散费若干万。杨考虑到原定由香港和台湾给起义军输送枪械和干部人员的方案均已无法实现,起义军不久将接济断绝难以坚持,因此以为可利用这次“议和”,使起义军潜伏下来,以便“此后有所凭借,大可为李世民之续”[8]。杨将自己主张接受“议和”的意见电告孙中山请示可否,遭孙拒绝,“议和”遂止。
惠州起义由于接济断绝而失败,杨衢云被列为要犯,清廷两广总督德寿悬赏三万金购杨首级,因此同志多劝杨出洋暂避。杨不忍虚糜革命经费,在香港设学校教授英文以自给,并慨然表示可为革命一死。1901年1月10日,杨正在授课,突然遭到清政府所派凶手枪击,次日不治身亡。杨衢云对于辅仁文社、香港兴中会的组成和发展,对于孙、杨两派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中的合作,都有卓越的贡献。孙中山在横滨得知杨衢云被杀的噩耗,异常哀痛,曾出名主丧,发讣告数百份于中外各地,又于1月26日召集同志举行追悼会,并募集捐款一千二百余元抚恤其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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