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荩诚,又名光准,字柏舟,土家族。1880年(清光绪六年四月)生于四川秀山,远祖为当地土司。他九岁丧父,家境贫寒,性格沉毅寡言。童年在家乡读私塾,喜爱经史,但并不热心封建的科举考试,认为举秀才是无意义的。1900年,杨荩诚在本乡蒙馆执教,后因处罚纨绔学生而被解职。1902年,他假称贵州松桃县籍投笔从戎,考入刚创办的贵州武备学堂,刻苦学习军事技术,受到日本总教习高山公通、宕源太三郎等人赞许。1905年,他以“最优等第一”[1]成绩毕业,被选送日本官费留学,先后在东京振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五年余,成绩皆优。1910年归国,经部试授武举出身,任贵州新军第一标教练官(如副标统)。1911年春,又兼任贵州陆军小学总办。
杨荩诚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孙中山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并与留学生中的同盟会员尹昌衡、唐继尧、刘存厚、王绮昌、王思辅等人组织团体,与同学黄郛、胡瑛、宋邦翰、唐之道、陈复初、殷承瓛等人在东京西国桥经常聚会,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返回贵州后,他常利用自己在军界的较高位置,暗中对新军和陆小的革命活动进行鼓励和保护,因此得到学生和士兵们的爱戴。1911年夏,保路运动兴起,革命风声日急,贵州巡抚沈瑜庆为防范陆小学生,免去杨兼任的陆小总办职务,改派姜若望继任。为此,陆小学生自行延长暑假期一个月,以示抗议。
10月,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新军相继响应,成立军政府。杨荩诚鼓动贵州陆小学生和新军士兵响应起义,原商定利用11月10日在野外演习的机会共同举事,由于机密泄露,陆小学生被迫于11月3日晚8时率先发难。11时,驻城外南厂军营的新军继起应援。杨荩诚毅然表明自己的身份原为同盟会员,于是便被起义新军拥为首领,当即誓师,并与陆小学生取得联系,决定待拂晓由他统一指挥入城。这时,驻在城内的抚署卫队和炮队亦闻风而起。沈瑜庆见大势已去,被迫书写承认贵州独立手令,附带巡抚关防,一并派人连夜送交省谘议局。第二天拂晓,杨荩诚率新军和陆小学生进城,只见街上已贴满贵州军政府宣布独立的告示。他便率部先向抚署绕走一周,将军械局占领,随后到谘议局与自治学社、宪政预备会等各团体领导人会晤,正式召开群众大会庆祝贵州光复成功,建立军政府各级组织机构。由于他在起义的军人中职位最高,又深得新军士兵和陆小学生的拥戴,所以当天下午即被公推为都督,主管全省军事、政治。
11月下旬,因清军围攻武昌,汉阳危急,黎元洪迭电各省都督,恳请“迅速调拨老练之兵,携带枪弹并机关炮、新式快炮,星夜来鄂援助”[2]。湘督谭延闿亦来电,称湖南“西路辰、沅、永、靖一带抗不反正,湘军已悉师援鄂,无力兼顾,请黔出师代为平定”[3]。加上此时贵州东部松桃、安化(今德江县)等地,又“持湖南之西路、四川之秀山为奥援,负隅反抗”[4],尚未光复。于是,杨荩诚决定率扩编后的新军两个标北伐援鄂。12月10日由贵阳出发,军政府饯行于城外。杨荩诚慨然举酒酹地说:“此行也,不歼国贼,誓不生还!”[5]他行抵铜仁,松桃、安化等地传檄而定;行至湘西,凤凰县南之镇箪,清吏亦闻风反正。1912年1月上旬,杨荩诚到达常德。这时,南北双方正停战和议,黎元洪致电杨荩诚:“请暂驻节常德,以待和议着落。倘和议不谐,自当飞电相请。”[6]2月12日清帝退位,南北统一,北伐之举遂罢。杨荩诚委参谋田宗桢为司令暂行管理军队,只身经武汉赴南京谒见孙中山,报告贵州光复情况,并呈请解职归田。孙中山以黔多故,正式任命杨荩诚为贵州军政府都督,并由黄兴拨饷银十五万元接济,令其急速率师回黔。
3月初,滇军北伐司令官唐继尧应贵州耆旧和宪政预备会之请,假道入黔,在贵阳镇压自治学社,接任了贵州军政府都督。杨荩诚闻讯再次向孙中山辞职,仍未获允。杨荩诚又与旅宁黔人开会筹商,与会众人皆言为调和贵州省内党争和安置驻湘北伐黔军计,非杨亲自回黔不可。杨乃表示:“俟诚回湘调查黔中情形,倘果如上述,自当斟酌维持。否则将驻常(德)军队及经手事件办理妥当,当即退休。”4月,杨荩诚由南京行抵长沙,却接到唐继尧控制的贵阳方面对他“肆口谩骂”、“指为争权”的来电。他屡加解释无效,只得暂驻常德而致电中央请示解决办法。此时,孙中山已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中央政权完全由袁世凯把持。25日,袁世凯下令:已改任唐继尧署理贵州都督;“杨荩诚于贵州光复有功,业令来京,另加委任;所部驻常德军队,另由谭都督(延闿)妥派干员,分别安插;其未布置以前,所有军队不准到黔”[7]。杨荩诚接电后,认为驻湘北伐黔军客秋反正,勋劳卓著,出师以来,险阻备尝,且贵州编练新军靡费何止巨万,除在贵阳被唐继尧杀戮驱逐者外,所余只此两标,绝不能再因他辞退而被无故解散。他迭电中央据理力争。驻湘北伐黔军亦致电谴责唐继尧率滇军入黔的各种暴行,表示“即日整队出发,誓以数千健儿颈血,饱餍饫滇军锋刃……昔日杨都督率我军以出,今日我军必奉杨都督以入”,“如唐继尧辈必剪除乃止”[8]。5月初,北伐黔军前卫尖队进至辰谿,而滇军赶至镇远,战争将在湘黔边境一触即发。黎元洪急电唐继尧和杨荩诚:“望乞各驻现地,静待后命。”[9]谭延闿和洪江西路防营统领兼安抚使陈斌生亦力持和平,出面调处。杨荩诚当即重申自己亟思引退,但求黔军安插得所,并无竞争权力之心。
6月14至16日,黎元洪代表赵均腾,谭延闿代表危道丰、陈书田,贵州省议会暨各界代表牟琳、胡为一、张绍銮、吴作棻、何煓和驻湘北伐黔军代表刘世杰、王净、肖键之等在洪江正式举行会议,达成滇军回滇、黔军由中央派宣慰使督率回黔等《洪江条约》八条。嗣后经黎元洪提议,袁世凯和国务院又屡次决定,委任赵均腾为宣慰使,接管驻湘北伐黔军,按照《洪江条约》规定督率回黔;“杨荩诚将军队交出后,即遵照前电来京听候任用”[10]。杨荩诚及驻湘北伐黔军对此竭诚拥护。尽管旷日持久,饷糈奇窘,黔军仍恪守军纪,以待《洪江条约》实现。
然而,唐继尧和贵州耆旧、宪政预备会等却拒不承认《洪江条约》,坚持要将驻湘北伐黔军缴械遣散。赵均腾亦知难而退,以才力浅薄不克胜任为词,拒不就职入黔。8月,袁世凯暨国务院突然改变态度,强令杨荩诚将驻湘北伐黔军径交受贵州耆旧和宪政预备会支持的第四十二旅旅长周荣儒接管,由周回黔与唐继尧等人先商量办法,再行率队回黔。杨荩诚深为驻湘北伐黔军和贵州前景担忧,交接前后仍继续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等人,力争按《洪江条约》精神由宣慰使赵均腾节制督回,但却无济于事。是月底,杨含恨离开常德赴北京。
12月29日,杨荩诚被授为陆军少将并加陆军中将衔,担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官。由于他厌恶当时出现的军阀割据混战局面,遂转而学佛尚空,在北京日事静坐,译有《日本参谋要务》二册,长时间不问政事。
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护国运动风起云涌。杨荩诚于翌年5月由北京潜往上海,会见孙中山和王芝祥,准备组织一支军队,直捣河南讨伐袁世凯。旋因袁世凯毙命,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寝其事。
1917年,杨荩诚奉北京政府之命赴四川接洽西南将士,至重庆闻张勋复辟之变,遂急走成都劝说刘存厚参加讨伐。不久,张勋被段祺瑞削平,杨荩诚被任为四川驻京代表重返北京。
此后,杨荩诚经常与旅京同乡筹措川局,日夕积劳,遂致成疾。1921年冬返回四川秀山家乡静养,1922年7月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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