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原名承瓒，字晳子，后更名度，号虎禅师、释虎。生于1875年1月15日(清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湖南湘潭人。父杨宋彝，以同知衔候补江苏知县。1884年父病逝，其伯父杨瑞生照料杨度一家人生活。杨瑞生以军功起家，官至朝阳镇总兵。

杨度六岁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十三岁从学国学大师王闿运。他聪明过人，勤奋刻苦，被王闿运视为自己衣钵传人。1891年，杨度兄妹三人到河南伯父家居住。1894年9月，参加顺天乡试中举。次年参加会试落第。时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他联合湖南数十名举人上书，请拒绝与日本议和。秋末，他返回湘潭，继续师事王闿运，直到1902年。杨度深受王闿运的影响，自负甚高，年轻气盛，自称独得王的帝王之学。

1902年5月，杨度东渡日本，就学于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教育，课余主编《游学译编》月刊，介绍西方政治学术。在所撰《游学译编叙》文中，力主中国“乘此迎新去旧之时而善用老大与幼稚，则一变而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国”。11月返国。1903年3月以四川总督锡良荐在北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第一等第二名。8月，杨度因被指为康梁余党，遭拿办，不得已再入日本弘文书院，学习法律和政治。同年10月，发表了广为流传的《湖南少年歌》，放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人尽死”。杨度的旧学和新知水平超群，为人热情活跃，交游广泛，其寓所有“湖南会馆”和“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不久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会馆干事长。1905年7月，孙中山曾与人访杨度，欲劝杨加入同盟会。杨表示：“革命破坏太大，立宪可事半功倍。”不愿加入同盟会，但把黄兴介绍给孙中山。后来杨度亲自到横滨拜会孙中山，两人“辩论终日”。结果杨度说：“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1]

1905年，为缓和国内矛盾，清政府考虑实行“预备立宪”，并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应随行参赞熊希龄之邀约，杨度于1906年夏为五大臣代撰《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五大臣据以修改，上报朝廷交差。1907年1月，杨度创办《中国新报》，自任总编撰员，并连续发表约十四万字的《金铁主义》长文，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开国会以定国是，与保皇派所持君主立宪论异曲同工，因而受到革命派的猛烈抨击。与此同时，杨度积极从事组党之准备，2月组织政俗调查会，自任会长。7月改名宪政讲习会，后又更名为宪政公会，杨为常务委员长。

1908年3月，杨度与人组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任董事长。4月，军机大臣张之洞、袁世凯联名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得清政府任命为四品京堂及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对袁世凯知遇之恩感激不尽。同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驱赶回乡，杨度经常奔走于北京、彰德之间，传递消息，为袁世凯出谋划策。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先任袁为湖广总督，令其带北洋军队南下镇压起义，但杨度劝袁不要应命，袁世凯乃以“足疾未愈”为由拒绝。后清廷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组织“责任内阁”。11月，袁世凯任命杨度为学部副大臣，旋又让杨与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以“使君主、民主一问题，不以兵力解决，而以和平解决，要求两方之停战，发起国民会议，以民之意公决之”为宗旨。后又在袁世凯授意之下，杨度以国事共济会负责人名义上书资政院，建议南北两方停战，召集临时国民会议解决君主、民主问题。由于该会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杨度只得在其成立二十天后又将其草草结束。随后，杨度参与南北议和。在杨度等人斡旋下，南方革命党人作出妥协，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

1912年1月，袁世凯授予杨度二等嘉禾勋章。此后，杨度先后担任宪政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国史馆副馆长、代馆长等职务。9月，黄兴曾极力邀杨度入国民党，但杨反对国民党所推行的政党政治，要求国民党“取消政党内阁之议”，拒绝了黄兴的邀请。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为复辟帝制做准备，并不惜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外交方面取得日本的支持。1915年8月，袁首先授意他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在上海《亚细亚报》发表《共和与君主论》，公开为复辟帝制鸣锣开道，鼓吹实行帝制。接着，袁世凯又通过内史监夏寿田转告杨度，让他公开出面组织一个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得悉袁的旨意后，即由夏寿田陪同前去觐见袁世凯，向袁表示：“度主张君宪十有余年，此时如办君宪，度是最早之人。”^[2]袁让他和孙毓筠等商量办理。杨度即和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严复串联，于是月14日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杨任理事长。23日，杨度起草“筹安会”宣言，堂而皇之地称是为了“筹一国之治安”，并攻击共和制不适于中国^[3]。接着，杨度又撰《君宪救国论》一文，鼓吹非君主不足以立宪，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实行君主制是国家富强之本，中国非实行帝制不可。袁世凯阅后赞赏不已，指定为帝制派的理论纲领，当即亲笔题书“旷代逸才”的横幅赏赐给他。杨的文章被印后广为散布，袁特嘱各省文武官员阅读。

杨度的文章和“筹安会”的活动，遭到全国反对帝制各界的抨击，并要求依法惩办杨度等人，谓总检察厅应当检举，肃政厅应该纠弹。杨度害怕反对帝制者袭击其私宅和“筹安会”事务所，乃请京师警察厅特派军警进行保护。杨度等秉承袁旨，加紧进行复辟活动，以“筹安会”名义策动各地组织分会，并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各地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组织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一鼓作气想让袁世凯早日当上皇帝。但袁鉴于当时还有一些封疆大吏没有表态，不敢贸然马上登基，于9月重新安排，以尊重“民意”为幌子，决定另造一“民意”机关，放慢了帝制自为的步伐。此时，梁士诒以巨款收买各地请愿团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请愿“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在杨度协同梁士诒等指挥下，“全国请愿联合会”三次向参政院呈递请愿书。10月，参政院决定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随后于12月进行所谓解决国体总投票，“一致”通过实行君主制度。杨度和孙毓筠当场提议，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拥护袁世凯登基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令，杨度成为帝制“大典筹备处”的重要成员，里外奔走，于1916年1月1日拥袁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杨度没有想到，袁世凯复辟帝制会遭到全国人民极其强烈的反对。袁于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下旬被迫取消帝制，在忧惧和恚恨之下于6月6日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于7月14日发布惩办帝制祸首命令，杨度等八人被列为祸首，“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鞠，严行惩办，为后世戒”^[4]。杨度逃离北京，到天津躲避，住在租界做寓公。过了“缉拿”的风头之后，杨仍想继续他的“君宪救国”主张。翌年春张勋阴谋复辟之时，他曾应邀派代表参加徐州会议，只因张勋复辟清王朝与他的主张不同，杨才没有公开参加张勋的复辟活动，而杨于张勋正式宣布复辟后的第三天发出通电，谓张勋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并表示“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5]。此后，杨度一面以文史为友，一面从事禅宗南宗的佛学研究，想从佛学中找到救国救亡的道理;进而认为社会之“一切罪恶，无非我见”，必须提倡“无我主义”。

杨度经过清末立宪和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三次失败，接着又步入以“无我主义”救世的佛学境界，同时处于政治上受到冷遇、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潦倒的环境下，促使他闭门思过，检讨自己的错误，彻底抛弃“君宪救国”论，寻找新的救国之道。1918年3月，北京政府发令赦免所有曾犯过复辟罪的人，杨度从此又逐渐投入政治活动。同年9月，他发表通电于上海，表示放弃君主立宪主张，提出解决时局的主张。

五四运动前后，杨度在与李大钊、邵飘萍、胡鄂公以及北京大学等校进步师生接触中，受到民主思潮的影响，抚今思昔，他的思想发生了新变化，曾兴奋地说：“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论已是废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6]1922年夏，受孙中山之托，他与刘成禺等商讨阻止吴佩孚率赣军援助陈炯明的计划，亲赴保定游说曹锟，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孙中山后来称赞：“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7]1923年春，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杨度到上海会晤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党内干部，说明杨度“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后此事未果，杨度表示：“我不加入国民党，是照样可以为国民党工作的。”^[8]不久，杨度受孙中山委托北上进京，接洽和平统一事宜。1924年10月，杨在为同县沈润身《系统进化哲学》一书作序中，主张以革命手段，扫除“食不平等”、“贫富之不平等”、“贵贱之不平等”的社会制度。1925年8月，杨度应奉姜登选之邀到徐州，任姜幕参赞。他还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并参与该同盟举行的几次反帝示威活动。1926年，杨积极参与营救《京报》社长邵飘萍和《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的活动。

1927年4月4日，杨度意外获知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将有搜捕苏联驻京兵营内共产党人之举动，立即告知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并请转告李大钊等火速走避。但李大钊对此消息表示怀疑，以致延误了时机。李大钊被捕后，杨度立即与他人分途营救，并派儿子到狱中探视，秘传消息。其间，杨度将自己在京寓所作价变卖，将全部银钱充作营救之用;后为周济遇难者家属，又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1929年2月，杨度南下上海，寄居原北京政府众议院议员陆仲鹏家，以卖字画为生，后经陆介绍结识上海社会名流杜月笙。杨得陆、杜资助客住镇江，撰写《中国通史》，历时半年，嗣后返回上海。在此期间，经中共中央直属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书记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批准，杨度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由潘汉年、夏衍等与他单线联系。为掩护工作，经组织同意，杨度给杜月笙当名誉顾问。他乘机收集不少情报，“曾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交给夏衍^[9]，甚至还劝杜月笙不要为国民党卖命。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第二期出版，报头“红旗”二字，即为他题写。

1930年，杨度先后参加中国革命共济会、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翌年6月，杜月笙之宗祠落成，举行典礼，杨度为文书处主任。9月17日，杨度因长期腹泻不止逝世于上海。临终前数日，杨度曾自撰挽联：“帝道真如，如今皆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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