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粲三，名培英，字粲三，以字行。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生。四川重庆人。其父杨文光是重庆进出口商号聚兴仁的大老板。大哥杨培德与人合伙开设聚兴成商号。杨粲三读了几年私塾，就在聚兴成学生意，当助手，并被派往万县、汉口、上海等处坐庄，经营桐油、汇兑。1908年，聚兴成合伙人退股，由杨家独承经营，遂改名聚兴诚商号。两年后，杨培德病故，其父命杨粲三接办聚兴诚。杨家财富经过二十年的积累，拥有资产约为一百万两左右。

杨粲三的二哥杨培贤，先后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曾多次向家中写信介绍日本三井、三菱洋行的事业，主张走垄断资本三井、三菱的发展道路。1913年，杨培贤由美回国，力主将商号革新扩大，商号资本遂由二万银两增至十万银两，增设国外贸易部和航业部。随着规模的扩充，资金周转需求大增，杨氏兄弟决定筹创“聚兴诚银行”。银行为股份两合公司，资本定额一百万元，分有限无限各半，设“事务员会”(类似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杨培贤以事务员兼总经理，杨粲三以事务员兼协理，于1914年底呈北京政府财政、农商两部立案。次年3月，聚兴诚银行正式宣告开业。

聚行开办后，原商号改称“诚记”，由其七弟杨培善主持，杨培贤主持国外贸易部，杨粲三则为银行的实际负责人。随着银行的成立，原商号在成都、万县等地所设分号，均改作银行分支机构。开始银行经营虽以汇兑为重点，但与商号业务并未划清界限;既在宜昌、沙市为申、汉各纱厂办理押汇，又代四川铜元局在贵州采办铜铅，并为井盐商家采购机件和运销食盐;将银行资本与商业资本结合经营，而仍以商业经营为主。

聚行成立后八九年间，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先是哈尔滨分行因亏累而关闭，后北京分行又因用人不当而倒账。特别是，当时四川军阀连年派捐、借垫，层出不穷。聚行为了对付军阀的勒索，曾以高薪雇用外国人做代表出面应付，但终无成效。1923年冬，只得用躲避的办法，将聚行总管理处迁到汉口。与此同时，杨粲三与杨培贤之间因经营上意见相左，家族内部不和，也影响到业务的开展。1924年，杨培贤病故，杨粲三接任聚行总经理兼国外贸易部经理。从此，统一事权，进行整顿。但当时军阀混战如故，摊派勒索照旧，聚行的营业仍多风波。杨粲三为给聚行打开出路，乃创设储蓄部，注重吸收小手工业者的存款，和试办农贷、农仓，办理抵押放款。同时，除继续经营四川土产外，又收购各县沙金，炼成赤金到上海出售。另外还进行公债、纱布等投机活动，其间有盈有亏，而以1930年在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所作公债投机损失最大，亏折达一百余万元。

自上海投机失败，杨粲三深感难与江浙财阀势力竞争，便于1930年冬将总管理处迁回重庆，准备向西南发展。回到重庆后，他一面调查云、贵经济状况，一面以重庆为中心，在川东、川南各县广设办事处，并新设长沙、常德两汇兑所，做伸入湘、桂及滇、黔的准备。同时，撤销了天津分行，裁并了国外贸易部，并自行设厂提炼桐油。1932年改贸易部为代办部，增设信托业务。经过数年的整顿，到1933年前后，业务大有起色。1934年，他偕亲友数人，和他的儿子去欧美考察，路经伦敦时，与英商“德善公司”经理商议，合组“联益金融有限公司”，投资四川工矿企业，以图扩张业务。事为中国留英学生所知，群起反对，所拟合同作废。同年聚行增设了地产部。1935年，他创设华兴保险公司，派其子杨锡远主持。

杨粲三为了拉拢四川地方官僚资本势力，扩大社会基础，早有将聚行改为有限公司之意。1937年3月，聚行召开十二届股东大会，决议将两合公司改组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增订资本为二百万元，吸收刘航琛、何伯衡、董庆伯、杨晓波、龚农瞻等为董事，以董庆伯为总经理，任望南为协理，自任董事长。这一改组，表面上好像聚行已非杨氏家族银行了，但杨家股票仍占多数，实权仍为杨氏掌握。抗战爆发后，人员、游资涌入四川。在物价上涨、商业利润骤增的刺激下，西南金融市场反形活跃。聚行以本地风光，并早着眼西南，遂乘机大事扩展业务。从1938年至1941年，聚行相继在昆明、贵阳设立分支行，在衡阳、柳州等地见缝插针设办事处，在四川境内增设自流井分行及新都、金堂、简阳、庐县、乐山、犍为、南充等办事处，大力扩充营业区域。此时，资本增至四百万元，到1943年又增资至一千万元。是年第二季度放款达七百七十余万元，投资工矿企业达五百余万元。1941年时盈利可观，职工要求分红，与杨粲三发生斗争，部分董事及其弟也和他发生纠纷，故于1942年，他以其侄杨晓波代董事长，自己退居幕后。1943年10月，聚行召开股东大会，杨粲三再次被推为董事长并兼总经理，权力更加集中。

在抗战期间，聚行对大后方各城市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从而由聚行干部和杨氏兄弟任董事和监察的企业，达数十家之多。仅杨粲三就先后担任川康毛织公司、四川丝业公司、重庆人造棉公司等企业的发起人、董事，四川兴业公司常务董事，重庆国货介绍所、四川合江煤矿、重庆自来水公司和铜梁造纸厂等董事，四川水力、四川电力、四川机械及华西兴业等公司监察人，并任四川省银行理事及重庆银钱业公会和银钱业公会联合公库常务委员。

杨粲三经营聚行，总是以“便利人群，服务社会”相标榜，但实际并不只靠正常的银行业务，也像国民党统治区其他企业一样，投机倒把，牟取暴利。他通过侄儿杨晓波与国民党官僚资本合作，用“永聚”名义暗中从事买卖黄金、美钞活动，还从国民党政府公债中大发其财。

抗战胜利后，杨粲三召开聚行“复员会议”，由于家族内部纠纷迭起，他不得不再一次以退为进，于1945年10月宣布“退休”，12月辞董事长及总经理职，由其九弟杨培荣出任董事长，李维城代理总经理，他以元老资格任高等顾问。退居幕后的杨粲三，仍是聚行的重心所在。1946年1月，他提出“刷新行务”。3月，聚行被国民政府财政部指定为经营外汇银行之一，这在当时川帮银行中是唯一的一家。聚行地位为之提高，他也为此而沾沾自喜。于是他指示聚行增设了国外部，同时又再次于津、穗两地增设分行，并恢复南京、长沙两支行及宜昌、沙市、常德、香港等办事处。同年秋，在上海设办事处，计划将总管理处移至上海，力图将聚行发展成全国性银行。到1947年止，聚行发展到三十三个单位，职工一千三百余人。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反共内战，致使通货膨胀，工商倒闭，正常的银行业务极难经营。在一片混乱之中，杨粲三虽仍靠投机、做暗账等手段勉力挣扎，但对前途发展，却深感渺茫。

正当杨粲三走投无路的时候，1949年上海、重庆相继解放。是年冬，他从香港到北京，会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欲保持聚行的私人经营，不想加入公私合营，自然不得要领。以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教育帮助下，聚行于1953年实行了公私合营。杨粲三任重庆市联合银行副董事长。

1962年3月，杨粲三在重庆病逝。

参考文献

• 《本行艰难缔造的经过》,聚行月刊社《聚星月刊》,第1卷第1—6期,1947年版。
• 李维城、宫廷璋:《杨氏家族与聚兴诚银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 《聚兴诚银行素描》,新世界月刊社《新世界月刊》1944年10月号,第15—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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