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惠庆，字骏人，原籍福建厦门厅(今厦门市)，1877年4月2日(清光绪三年二月十九日)生于上海。父亲颜永京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和租界工部局任翻译，后入基督教成为牧师，在上海、武汉传教多年，曾任圣约翰书院院长数载。母亲也受过新式学堂教育。
 颜惠庆自幼获父、母启蒙，初识中、英文字。稍长入塾，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诸书，同时学习钢琴等乐器。1880年前后，颜家由虹口迁居圣约翰书院住宅区，使他有机会接触住区内的美国人，并同美国儿童一起合聘美籍妇女为家庭教师。此后数年，颜陆续就读于圣约翰书院、英华书塾和同文书院。由于他能刻苦努力，各门功课成绩均佳，总是名列前茅。
 此后，颜惠庆在家自学一段时间，除由父亲帮他补习数学及拉丁文外，还请了一位理学士和一位老秀才进行辅导，为出国深造做准备。颜曾学作八股文与试帖诗，读过不少中国的古籍、古典小说和托尔斯泰、狄更斯等人的外国文学名著。同时他也经常外出游览，并短期充任私立学校及私人的英文教员。
 1895年10月，颜惠庆自上海赴美国留学，于翌年1月进亚历山大市郊的圣公会中学学习。他担任过班长与校刊编辑，并任黑津文学会书记一年。颜学业出众，毕业时获得了“英文作文和辩论的金质奖章，及全能超越的奖状”^[1]。
 1897年秋，颜惠庆升入弗吉尼亚大学，除按规定修毕德文、拉丁文、数学、经济学、通史、哲学、英国文学、物理学、地质学外，还加选了哲学史、国际法与宪法两门自己喜欢的科目。留美期间他到过纽约、华盛顿和弗吉尼亚州一些村镇游览、度假或从事社交活动;又加入共济会及基督教青年会;短期担任乡村主日学校教师;有时也替中国驻美公使馆帮忙做些事情。1900年6月，颜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8月返回上海。
 颜惠庆归国不久，即受聘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中学部英文、地理和大学部数学、英文修辞与作文。他在该校工作六年多，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学识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颜不仅积极参加校内各种活动，又发起组织上海美国大学同学会，还业余阅读了《新政真诠》和《劝学篇》等新书，并结合教学译著了《翻译捷径》等书籍。
 颜惠庆在1905年一度兼任上海《南方报》英文版编辑，开国内报纸编英文版之先河。同年，他着手主编《英华大辞典》，得同事协助，遍搜旧典，博考群言，费时两年，草成三千余页初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图画精详，移译审慎，“集华英诸合璧之大成”^[2]，对沟通中西文化有一定助益。
 1906年9月，清政府举行留学欧美毕业生考试，颜惠庆前往北京应试，成绩优异，名列一等第二，授译科进士，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召见，被分发到学部任事。但颜仍回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后被该校赠予文学博士学位。
 1907年冬，颜惠庆作为中国驻美使馆二等参赞，随公使伍廷芳赴美。除负责起草使馆所有咨送美国政府之照会、备忘录的主稿和英文函札的答复，以及接见新闻记者外，还兼管留学生事务。曾赴哥伦比亚、哈佛、麻省理工、西点军校等学府视察，也常陪同伍廷芳去美国各地及墨西哥、古巴诸国处理有关公事。颜公余还刻苦自学国际法，并入华盛顿大学进修;又加入美国国际法学会，为终身会员;他在国际俱乐部的活动中结识了不少知名人物，外交才干日益提高。
 1910年初，颜惠庆奉调回国，充外务部主事，分管新闻处工作，负责接见外籍驻北京记者，协助发刊英文《北京日报》。同时兼职于学部审定名词馆，协助严复从事审定工作。不久颜再应殿试，被授翰林院检讨，很快升任外务部参议(四品京堂)。1911年，他曾代表外务部与英方谈判印度输华鸦片案，几经商谈，最后签订了《禁烟条件》十款，规定印度逐年减运鸦片来华。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颜惠庆接任外务部参议，多次陪袁访问外国驻华公使，以谋取帝国主义的支持，遂得到袁的器重，被擢升为外务部左丞。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同年4月，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以唐绍仪为国务总理，陆徵祥为外交总长，颜出任外交次长。袁世凯十分重视外交事务，常召颜惠庆至官邸询问有关问题。当时内阁不断变换，外交总长迭经更易，但他仍任次长如故。
 1913年春，经陆徵祥推荐，颜惠庆出任中国驻德(意志)、瑞(典)、丹(麦)三国公使，长驻德国柏林。他忠于职守，积极开展外交活动，频繁与三国朝野要人及各国公使往来，多次到德国各地和瑞典、丹麦参观，熟悉这些国家的情况。鉴于只通英语在外交方面不敷应用，颜努力补习德文与法文，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年7月和翌年6月，他曾两次出席在荷兰举行的国际禁烟会议，参加签订了有关条约，但因受到贩毒国的阻碍，未能收到满意的效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使馆工作受到种种限制，颜惠庆仍能想方设法通过外交途径了解战事进展情形，随时报告北京政府。8月，他奉命访德国外交部次长及海军部次长，希望德方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遭德国拒绝，结果该租借地连同胶济铁路很快被日军占领。1917年3月，中国宣布参战，加入协约国方面，中、德绝交，颜移驻丹麦首都哥本哈根。颜留此三年，同各方广泛联络，对了解战况、观察各国动向有不少收获。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以协约国胜利结束，英、法诸国于1919年初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我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应邀出席，颜惠庆奉派任中国代表团顾问。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了关税自主、收回租界、取消治外法权等项合理要求，然而均未被大会接受，相反大会竟默许日本帝国主义对我领土之侵略;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激起全国民众的极大义愤，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颜对巴黎和会颇感失望，不待会议结束即离开，提前返回哥本哈根任所，并于翌年夏归国述职。
 1920年8月，颜惠庆奉总统徐世昌命入阁，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当时帝国主义正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国内军阀连年混战，直系刚刚战胜皖系，与奉系时而联合时而冲突。内阁周旋于两大系之间，不断更迭，很难有所作为。颜属英美派，接近直系，在此后两年的历届政府中，他均长外交，并两次兼代阁揆，一时成了遐迩闻名的风云人物。在外交上颜惠庆基本奉行亲英美路线，但也注意同日本的关系，力图解决中日间的某些悬案，不仅办妥了两三件地方性的交涉，还废除了《中日军事协定》等密约。惟山东问题众目睽睽，日方多次要求直接谈判，他不敢轻易答应，只表示此案不能按照《凡尔赛条约》处理。这期间，鉴于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府一再声明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在华特权，经颜提议，北京政府曾宣布停止帝俄外交人员待遇，分别接收帝俄在天津、汉口之租界及在哈尔滨之法院，停付其庚子赔款等。但由于帝国主义的阻挠和反对，中国政府没有同苏俄建立外交关系。1921年5月，他还主持与德国缔结了复交条约。
 同年11月，由美国发起的九国华盛顿会议(亦称太平洋会议)开幕。颜惠庆对该会议十分重视，会前在外交部特设筹备处，自任处长。他为挑选与会人员和筹措经费多方磋商，很费周折，且通过内阁拟定了详细的指令及章则。他本打算亲自赴美参加会议，终因政务不能脱身而派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等出席，自己则在国内密切注视会议进展，以便对重要问题及时作出裁决。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关税自主、撤销领事裁判权、交还租借地、撤退外国军警等项要求，结果均未能得到圆满解决。关于山东问题，施等得颜同意，在英、美代表调停之下，与日方进行多次会外谈判，最后于1922年2月达成妥协方案：日本归还强占之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及其公产，中国十五年赎回胶济铁路，在赎回之前得用日本一人为车务长、一人为会计长。此外，颜还允准中国代表团在《九国公约》上签字，确认了“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这对中国的权益不无损失。
 1922年四五月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果奉系战败退守关外，北京政府完全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为了早日把曹锟捧上总统宝座，并拆南方政府的台，直系将领打起了“统一”的旗号，演出了“恢复法统”、重新召集第一届旧国会、驱徐(世昌)迎黎(元洪)等一幕幕闹剧。6月，黎元洪挽颜惠庆署国务总理，仍兼外长，想借他拉拢列强承认其总统地位。但是内阁成员多为应付各方而七拼八凑，先天就不健全，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等因亲信没能入阁扬言将不予批准;更由于“统一”、“废督裁兵”失败以及财政上的困难，黎、颜之间也常发生龃龉。颜惠庆坚决提出辞职，暂时退出中枢机关，仍任财政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华洋义赈会主席和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务。
 1923年10月，直系首领曹锟以贿选当上了总统，颁布了“曹记宪法”。翌年1月，颜惠庆再次入阁，任农商总长。1924年9月，内阁改组，颜复任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同时，他还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等不少兼职。然而曹锟的贿选丑行受到各方痛斥，全国反直浪潮汹涌，直系内部也起了分化，致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曹吴惨败。颜内阁本是在吴佩孚支持下成立的，实为吴手下办理外交和筹措军饷的一个机关，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随着曹、吴而倒台。同年11月段祺瑞登台执政后，先后命颜出任驻英公使和外交总长，他均未就职。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面对人民反帝运动高潮，颜惠庆也发表谈话，对上海工部局有所批评，但表现软弱。他提出将租界治安权暂交中外秩序维持会，先使各业复工，停止罢工罢课罢市，然后再对抚恤、惩凶、撤警各条慎重计议的主张，没有引起反响。旋北京政府派颜为全权代表，参与“沪案”交涉。他不敢得罪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交涉中畏首畏尾，不愿多负责任。
 同年10月，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惠庆为出席代表之一，负责主持第二委员会(即过渡办法委员会)甲种小组讨论会，协商整理内外债问题。他所提出的办法已有所妥协，无奈列强仍不肯接受，只好搁置缓议;会议断断续续，拖延许久，最后不了了之。
 1926年初，张作霖、吴佩孚从各自的利益出发重新联合，共同对付冯玉祥。4月，冯军撤离北京之前，将段祺瑞赶下台，北京政府一度陷于中断，由王士珍等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颜惠庆亦曾参与其事。5月中旬，在吴佩孚敦促下颜内阁复职，并摄行总统职权，但是吴佩孚与张作霖在政治上颇多分歧，多数阁员感到前途暗淡，不肯到任就职，使颜惠庆成了孤家寡人，只能勉为事实上之维持，挨到6月下旬，终因遭到奉张的反对而通告下野。
 张作霖主持北京政府后，为了笼络和安抚各方名流，先后成立各种委员会协助内阁工作，颜惠庆被任命为外交委员会委员，但他态度消极，很快移住天津。颜在津的四年中，做过大陆银行董事长、南开学校董事会主席及其他几家公司的董事，从事金融企业和文教慈善事业活动。同期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等人亦蛰居天津，颜同这些旧交来往频繁，对国内外政局多所议论。1930年中原大战时，汪精卫、阎锡山等反蒋(介石)势力曾在北平另组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阎想拉颜惠庆充外交部长，颜不愿卷入政争，婉言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严重，颜惠庆应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电邀至南京，并受聘为“对日特种委员会”委员，出席有关会议，研究对策，应付危机。他曾提出容许党外人士参加政府问题，但未被采纳。旋奉派任中国驻美公使，于11月离国前往华盛顿赴任。
 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际联盟“主持公道”和“调停”之上。1932年1月，颜惠庆作为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由美国赴日内瓦出席国联会议。他多次在国联行政院会议和特别大会上驳斥日本代表的谬论，用事实谴责日本的野蛮罪行，并在会下广泛展开外交活动，力图促使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得到不少国家的同情，但是操纵国联的某些大国态度冷淡。颜曾先后援引《国联盟约》第十一条和第十、第十五条，冀望国联主持正义，而列强始终不愿采取有效行动。
 同年12月，颜惠庆在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军缩会议时，在会外同苏联外交委员会主席李维诺夫达成了中苏复交的协议。1933年1月，颜被南京国民政府特派为驻苏大使，于3月初抵莫斯科莅任。颜使苏三年，为恢复和增进两国邦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他曾起草有关中苏商务条约和互不侵犯条约两纸，结果未被南京方面采纳。颜认为苏联的建设成就和人民政治地位的提高、经济条件的改善，其外交路线和国际政策事事翻新，是在进行空前的伟大试验，冀望发现人类幸福之路的一个国家。但他对苏联将中东铁路售给日本以及人民“生活单调”、“消息闭塞”等也有所批评。这一时期他还三次奉命去伦敦、日内瓦出席世界经济会议与国联会议，并多次游历欧洲各国。
 1935年“何梅协定”出现后，颜惠庆曾提出抗议，至1936年初他已年届花甲，渐觉精力不济，决意退休归国。颜卸任之后，重返天津居住，被几家商业组织聘为董事，天津自来水公司且推选他为董事长。他还继续参加文教、慈善等公益活动，常到北平办事。主政平、津的宋哲元、张自忠等人多次向颜征询有关对外交涉方面的意见。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颜惠庆正在青岛避暑，因无法回天津而南下上海。旋淞沪之战发生，他积极投身抗日行列，被推为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颜与委员会诸人努力争取国外对我国抗日的支持和援助，成效显著，募款达美金三百五十万元，以救治抗战伤员和赈济难民。同时他还应邀参加国际关系学会。
 1939年，太平洋研究会(通称太平洋学会)在美国弗吉尼亚海滨举行年会，颜惠庆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参加。该研究会侧重探讨太平洋区域各民族的相互关系，颜在发言中据实陈述我国抗战的正义性和重大意义，受到与会各国的重视和支持。他在赴美途中曾在印度访问尼赫鲁，抵美国之后还会见罗斯福总统和一些国会议员、政府要人，又出席各种集会发表演说，赢得了对中国抗战的广泛同情。
 颜惠庆在美国弗吉尼亚开会时，忽接蒋介石自重庆打来电报，邀其担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颜颇感意外，以不明政府最近决策为由恳辞。自美返国后，暂留香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被日本侵略者羁押。日军将领曾两次找颜谈话，问他个人对国际局势的看法和今后的打算，他虚与委蛇，终不为敌人所利用。颜在香港期间写成英文自传一本，记其生平甚详。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回到上海，继续从事教育文化方面的工作，被选为上海市参议员，并任联合国远东救济与复兴委员会主席。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撕毁政协会议达成的协定，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内战。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到1949年初，蒋介石战败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李想用“和谈”来阻止解放军渡江作战，亲赴上海与颜惠庆、章士钊等社会名流磋商，“希望他们作为中间人士”^[3]帮助搭桥，沟通国共谈判的道路。颜等乃于2月间率“上海人民代表团”北上接洽和谈，受到中共中央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了他们，容纳他们的意见，接受李宗仁的和平谈判要求。然而在其后国共谈判中达成的《国内和平协定》终被国民党方面拒绝。随后，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南京和江南广大地区。国民党军撤离上海时，一再胁迫颜惠庆同走，他则以“我生在上海，死也得在上海”^[4]为辞毅然拒绝。
 上海解放后，颜惠庆积极主持临时救济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筹备会的工作。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颜是特邀代表之一，被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5月24日，因心脏病逝世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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