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字百川、伯川，号龙池。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生于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县河边镇)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小地主家庭。阎九岁入私塾，十四岁随父阎书堂到五台县城内自家开设的吉庆昌钱铺学商，参与放债收息与金融交易。1900年经营失败，父子两人逃往太原躲债。
 1902年，在太原当店员的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被保送到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学习。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于1905年10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会见孙中山，并参与制定了同盟会“南响北应”的战略决策，确定同盟会在“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1]。
 1909年，阎锡山毕业回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官、监督。当年1月奉召赴京参加陆军部举办的留日归国学生会试，考列上等，被赏给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少尉)的军衔。不久，升任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团长)。在此前后，阎锡山同其他同盟会员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
 辛亥武昌起义后，阎锡山等同盟会员于10月28日决定发难。29日晨，新军八十五标内的同盟会员杨彭龄、张煌等宣布起义，公推管带姚以价为总司令，率部攻入城内，击毙山西巡抚陆钟琦，成立军政府，公推阎锡山为都督。清政府急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并任命其为山西巡抚。吴是个革命者，11月4日与阎在娘子关会晤，商定共组燕晋联军，吴任大都督兼总司令，阎任副都督兼副总司令。会后，山西派兵一营开赴石家庄，与第六镇官兵共同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入京就任清政府内阁总理大臣，并拟挥师北上，推翻清廷。不料袁收买吴的卫队长于7日晨将吴刺死，燕晋联军的雄图大略遂告失败。清政府又派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并命第三镇曹锟进犯山西。12月13日，清军攻占娘子关。阎锡山采纳同盟会员景梅九的建议，决定分兵南北继续战斗^[2]。阎率民军一部北上绥远，副都督温寿泉率民军一部南下河东，前者攻克包头、萨拉齐并向归绥进军，后者配合陕西民军攻克运城并围攻临汾。不久南北议和，阎率部南归，于1912年2月18日行至忻州时，被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命令停止前进，意在消灭之。阎锡山幼年熟读《中庸》，深谙“骑墙”之道，遂一面向孙中山求救，一面向袁世凯输诚。袁世凯在实行“军民分治”剥夺阎民政权力的条件下，于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于4月4日回到太原就职。
 1912年9月，孙中山应邀到太原访问，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方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3]从此，处于北洋势力包围之中的阎锡山自知反袁无异于以卵击石，为了保存实力，遂韬光养晦，对袁百依百顺;袁防阎造反，继续削弱阎的权力并派员监视其行动。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阎锡山被举为参议。袁世凯对国民党横加摧残，阎于1913年春宣布脱离国民党，11月又奉袁之命将山西各地的国民党分设机关一律解散。袁世凯为了进一步削弱阎的势力，将归绥道改为绥远特别区，划出山西的行政区划之外;又派亲信金永出任山西民政长、巡按使，监视阎锡山并肆意迫害原同盟会员与反袁人士。袁又调阎晋京面审，阎佯装无能与恭顺，取得袁的初步信任。1914年6月，袁世凯改各省都督为将军，任阎为同武将军，督理山西军务。1915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首先向筹安会提供经费银币两万元，接着连电劝进，把辛亥革命贬低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倡议“废共和而行帝制”，并恳请袁“以大有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袁阅后喜不自胜，批复“颇有见地”，称帝后封阎为一等侯。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阎锡山为保存实力，又依附于段，得于1916年7月改任山西督军，继而于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他在府院之争中站在段祺瑞一边，又响应段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复辟;还派晋军第一旅旅长商震率部赴湖南，攻打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结果全军覆没。
 拥袁附段，遭到外界的责难，阎锡山接受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力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4]。后来他把这概括为“保境安民”，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尽力“不偏不倚”地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于1917年10月开始，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即推行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男人剪辫子)、种棉、造林、畜牧;推行发展民德、民智、民财的用民政治;颁布《人民须知》和《家庭须知》，宣扬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封建伦理道德;整理村政，订立村禁约，设立村公所、息颂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对贩卖和吸食毒品、窝娼、聚赌、偷盗、斗殴、游手好闲、忤逆不孝者，进行感化教育和处罚;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这使山西免受兵燹之害，暂时出现了社会比较安定、生产有所发展的局面，从而获得“模范省”的称号。
 在军阀混战此起彼伏的混乱局面下，阎锡山认识到保住山西这块地盘，没有强大的实力是不行的。他把原来的修械所扩建为可以制造步枪、机枪和大炮及其弹药的太原兵工厂，又把军队由四个旅编为十七个师。
 1924年10月，冯玉祥在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总统曹锟。阎锡山应冯之请出兵石家庄，阻截吴佩孚由河南北上救曹。11月15日，段祺瑞在冯玉祥、张作霖等的拥戴下又出任临时执政。1925年1月17日，段取消各省督军，任阎为督办山西军务善后事宜，简称督办。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誓师北伐，攻占武汉后请阎响应。军阀吴佩孚、张作霖等也竭力拉阎入伙。阎认为“世上无论何事，均只有一个好处，此恰好处即是中”^[5]，得中则成，失中则毁。他要在各种力量之间寻求“中”，这个“中”暂时就是与各方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如若现时响应北伐，在北方孤军作战，于晋不利。直至北伐战争次第推进到湘、鄂、闽、赣、皖、浙、苏诸省，吴佩孚与孙传芳部均被打垮，他才认为响应北伐的恰好时机已经到来，遂于1927年6月6日，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先于5月25日任阎为国民政府委员，又于7月7日推阎为中政会委员。9月29日，阎锡山终于誓师讨奉，欲向北京进军。不料国民党内部纷争正酣，北伐军未能及时响应，山西雁北地区被奉军占领。进入1928年，国民党决定北伐奉张，南京国民政府于2月28日任命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3月又任命阎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当月，北伐军对奉军展开全面进攻，第三集团军转守为攻，收复大同，攻克保定，并向京津进军。6月4日，国民政府任阎为京津(后称平津)卫戍总司令。第三集团军于8日率先进入北京，天津亦和平接收。至此，阎锡山掌握了晋、冀、察、绥四省和平、津两市的军政大权，成为雄踞华北的实力人物。10月1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任阎为国民政府内政部长。1929年3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阎虽未出席，但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四、五届连任)。
 北伐结束之后，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三个总司令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1929年初，蒋拟通过编遣会议，裁减军队以削弱异己，阎曾提出有利于蒋的裁军方案，会后各方消极对抗，李、冯先后兴兵讨蒋，阎则以与冯相偕出洋相挟。6月28日冯玉祥抵达太原，阎将冯软禁以自重。此后，蒋、阎双方钩心斗角，讨价还价。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阎拒绝就职，并于8月27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10月28日，国民政府任命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但蒋声称“在中央有职务者不得再兼省职，国务委员在京，无事不得离职”，阎知蒋为调虎离山，直到11月5日始行就职但并不到南京视事。当年12月，唐生智联阎倒蒋。蒋派监察院长、阎的高级幕僚与挚友赵戴文回晋劝阻，阎转而反唐，亲任总指挥赴郑州指挥作战。蒋密令何成濬与河南省主席韩复榘捕阎，阎得悉后迅速返回太原。
 此后，阁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反蒋各派代表云集太原促阎举事。阎将晋军扩充为十个军、四个保安纵队、四个骑兵师和七个炮兵旅，共约二十余万人，并与冯玉祥达成谅解，资助军费送冯回陕，由冯指挥所部共同反蒋。
 经过宁、晋双方通电互相指责之后，1930年3月14日，原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五十七人，通电拥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司令，出兵讨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在驻地宣布就职。阎在就职通电中斥责蒋“专制独裁，为所欲为”，今“应军民之请求”决以战争手段重建党国。南京国民政府则于4月5日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并通令缉捕，国民党中常会亦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双方在津浦、陇海、平汉线上陈兵百万，中原大战全面展开。战争初期，晋绥军占领济南，蒋介石在陇海线上的柳河车站险些被虏。但反蒋各军貌合神离，有的观望不前，有的叛变投蒋，加上指挥失当，配合不力，致使会师徐州的计划未能实现。8月1日，蒋军全面反攻，战局朝有利于蒋的方向发展。
 7月，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北平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另组政府，推举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邹鲁、唐绍仪、张学良为委员，拥阎为主席。9月9日，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宣誓就职。
 张学良虽被反蒋各派举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并受到蒋方与反蒋方的竭力笼络，但一直没有明确表态，待到战局日趋明朗之时，即于9月18日通电拥蒋，挥师入关。面临夹击之势，反蒋战事全线崩溃。阎锡山不得不于11月4日通电下野，12月潜赴大连避难。
 阎锡山在大连期间，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一面总结从政经验，研究当前政局。他提出“物劳主张”，反对金代值，主张实行物产证(产多少物发多少)，可以换物，反对资私有，主张资公有，产私有，按劳分配。他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创立了一种“中的哲学”，作为自己周旋于中国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三种力量之间的政治谋略。他认为不偏不倚，情理兼顾，不过不及是为中，得中则成，失中则毁;承认矛盾，要用二的分析法分析矛盾，以求得矛盾的不矛盾，达到适中;人事以生存为最高真理。当阎得悉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便以高价收买飞行员，于1931年8月5日乘飞机潜回山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敌当前，蒋介石与各种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1932年2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他提出自强救国、造产救国等口号，在拥蒋的前提下，全力从事内部建设。在经济上，到抗日战争前夕，他创建了包括采矿、冶金、采煤、电力、化工、机械、兵器、造纸、卷烟、印刷、皮革、火柴、毛纺、印刷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以兵工修了八百六十公里的同蒲铁路，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成立了山西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总资本达到二亿银元^[6]，奠定了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基础。在政治上，他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等团体，力图加强自己的统治力量，抵抗异己的各种政治组织。
 1935年，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起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炮制华北事变，接着唆使华北五省实行自治。阎锡山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以“防共保乡”为号召。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抗日，晋绥军欲加抵抗而遭失败，蒋介石派五个师来援;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后，蒋又在太原成立晋、陕、绥、宁四省“剿匪”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构成威胁。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寻求适于存在的“中”：蒋是国家元首必须拥护，但又害怕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必须抵抗;共产党和红军坚决抗日，还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拥蒋拒蒋，恐日抗日，反共联共，最终形成了在拥蒋前提下的联共抗日的路线。1936年8月，日伪军入侵绥东，他提出“守土抗战”^[7]的口号。9月18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阎任会长。10月，阎邀共产党人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11月，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在绥东对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嗣后，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抗战的局面形成。阎还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又根据中共建议，成立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建第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9月，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在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村指挥作战。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歼敌千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接着，我军又在忻口与敌血战二十三天，予敌重创。由于敌强我弱，太原于11月8日失守，阎锡山南撤临汾，整顿军政，新军发展为五十个团，约五万余人，百分之七十的专员、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阎还公布了《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和民族革命同志会，阎任会长。
 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临汾失守，山西大部城镇被敌占领。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反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和山西吉县建立了根据地。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日益强大，阎锡山感到对自己的存在构成威胁，遂于1939年3月在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但受到新军领导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12月初，阎发动旨在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但以失败告终。“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告终，从此他只能控制晋西南二十多个县。
 在新的形势下，阎锡山研究他与三方的关系，寻求新的“中”。他认为共产党与八路军可能对他进行报复，是威胁他的主要敌人，抗战前途非常渺茫，他不能三面树敌，于是产生了玩勾结日军这张牌以应付局面的念头，而这正与日军对阎诱降的策略不谋而合。1940年夏，双方代表开始接触，阎以“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为原则，1941年8月11日，在汾阳县城内签订《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汾阳协定》)，双方商定停止敌对行动，阎通电脱离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8]。阎的联日反共路线开始形成。
 为使这一路线得以推行，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以树立绝对权威;对军政人员进行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9];还令其政卫组等保安机构，“肃清伪装分子，净白阵营”，作出与日伪合流的姿态。
 为了把阎锡山留在抗日阵营，八路军在山西与阎划定驻军界限，互不侵犯;蒋介石也增加了对阎的经济支援。阎锡山找到了在矛盾中适于生存的“中”，乃得安居于晋西南一隅之地，中辍了《汾阳协定》的实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酋邀阎锡山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议(安平会议)，逼阎履行原订条件。阎本其“中的哲学”，认为过犹不及，失中则毁，交往是中，脱离国民党则过，于是托辞拒绝，午休时逃会^[10]。日军进行报复，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之后，双方为了自身的利益又行勾结，阎派其干部担任伪职，并发给伪县长以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阎在日军保护下，于30日回到太原。
 与此同时，阎锡山派军向上党地区进军，在日军第十四独立旅团及伪军的配合下，进入长治及其周围数县。长期在此抗击日军的八路军，于9月10日奋起反击，国共两党的内战首先在山西打响。阎急调两万余人增援，不敌晋冀鲁豫部队的回击，先后损失达三万五千余人。从此，阎背离“中的哲学”，拒绝局部和平设想，一面应付军事调处，一面强调一切服从国民政府，积极备战。1946年，蒋介石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内战全面展开。阎以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名义积极响应，继续推行“兵农合一”政策，强化特务统治，开展“三自”专训(自清、自卫、自治)，曾处死数以千计的共产党员与涉嫌人员;但其军队却不能阻止解放军的前进。1948年7月太原被围，阎乃将手中资产一一变卖，嗣后将库存金银运往上海。1949年3月29日，阎以应邀赴南京“商讨国是”为由，飞离太原。4月24日太原解放。
 之后，阎锡山在广州居中调和蒋介石与李宗仁间的矛盾;6月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提出“扭转时局方案”和“全面作战计划”等，企图挽救国民党已经崩溃的残局，然而人民解放战争以席卷之势迅速推进，阎锡山指挥的国民党军队大量被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阎锡山及其政府机构于12月8日从成都撤往台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恢复“总统”职，阎锡山辞去行政院长，获得“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两个头衔，移居台北市金山之麓，从事著述《大同之路》等。
 1960年5月23日，阎锡山病逝。其言论汇编成册的主要有《阎伯川先生言论辑要》、《抗战复兴言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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