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修，幼名玉珪，字范孙。1860年4月2日(清咸丰十年三月十二日)生于顺天府三河(今属河北省)。祖籍浙江慈溪，先辈于顺治年间定居天津。严出生时，正值英法联军入侵，全家避难三河洵阳，1862年仍迁回天津。严家世代营商，祖上曾有数人得诰赠光禄大夫，其祖父以经营盐业致富，父严克宽(字仁波)曾任长芦总盐商多年。
 严修自幼受到良好家教，五岁开始入塾，读《龙文鞭影》和“四书”、“五经”，并学作诗文。1873年，严十三岁时，经院试选入府学，除继续攻读儒家书籍外，还习数学等自然科学。翌年，岁试得一等第七。1877年夏，再应院试，补廪膳生。他长期跟名儒张文达学习，成为张的高足，同时又广交陈奉周、宋少南等名士，互相切磋，学问日增。
 严修1879年起参加乡试，1882年中举。期间他谒见过军机大臣李鸿章与大学士徐桐。1883年会试后，严得授庶吉士，但仍回籍自修，进一步深造。1886年入京，任翰林院编修，不久补国史馆协修，1889年充会典馆详校官。他在京供职八年有余，多次从事试卷磨勘等项工作。
 1894年严修参加大考，名列二等，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被实授贵州省学政。严于11月抵贵阳后，积极着手整理该省学务。他在黔任职三年余，努力进行学制改革。不仅常到各地考选人才，更将省城学古书院(南书院)改为经世学堂，选四十名品学兼优者住校学习。除“购沪楚书籍运黔”^[1]外，还开办官书局，刊印各种新旧图书。他颇为崇敬张之洞，“刊印前贤所著《先正读书诀》、《轩语》、《书目问答》分飨远近，使识门径”^[2]。严对贵州士子多有嘉惠，任可澄、刘显世等均出其门下。
 甲午战败之后，全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之声日亟，严修亦感到必须学习西方，注重时务。1897年9月，他毅然上书清廷，请仿照康、乾两朝召试博学鸿词例，开经济特科，“以广登进，而励人材”^[3]，得到清廷允准。不少有识之士认为此举庶有得人之望，梁启超甚至称它是新政最初之起点，却遭到大学士徐桐的反对。翌年春，严学政任满，返京复命，曾晤康有为、梁启超，又与袁世凯相识，后与袁成为莫逆之交。当时严修踌躇满志，很想在学制改革上一显身手，而徐桐竟拒绝见严，且解除了他翰林院的职务，只留编修一个空衔，严无奈只得告假回籍。不久戊戌政变发生，他和康、梁等新党没有更深的关系，故未受到牵连。
 严修隐居在家，颇有怀才不遇之感。面对内忧外患不断加剧的形势，他出于强烈的爱国之心，立志兴学，以图自强。1898年11月，他礼聘张伯苓在自己的寓所设馆，教其子侄与戚友子弟，最初只有学生五人，不久增加到十一人，通称“严馆”。该馆表面上同家塾无异，但教学内容已由明经帖括改为英文、算术和理化等科学知识，实乃新式教育的开始;成效甚佳，其中佼佼者如陶孟和等，日后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学者。
 1900年八国联军侵犯京、津，翌年强迫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华民族处在被宰割的灾难之中。残酷的现实给严修以极大的刺激，进一步增强了教育救国的信念。他怀着“终年但忧国……想望太平时”^[4]的心情，从挽救危亡必须加快人才培养、改良教育的认识出发，与好友林墨卿及张伯苓等商量有关办学事宜。1901年，严开设义塾，并亲自改订课程。1902年，得津绅王竹林、李子赫捐资，严在镫牌公所再设蒙养、学塾两斋，不久移至会文书院扩大成五斋，经改组定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开天津民办小学之先河。嗣后天津府尹凌福彭、天津知县唐则瑀等均请严出面办学，相继成立官办小学堂多处。严还得到直隶总督袁世凯拨地拨款的支持，得以从容发展教育，逐渐使天津学校为全省之模范。
 1904年春，严修被袁世凯任为直隶学校司督办，赴保定视事。翌年，学校司改名学务处，移天津办公。袁治直之策，一练兵，二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修所为。严修主管直隶教育一年余，成绩显著，如在保定设初级师范学堂、改保定校士馆为普通科学馆，在天津改校士馆为师范学堂，改官立中学堂为天津府中学堂，收回法人所设之如意庵普通中学堂，以及筹建北洋师范学堂和高等法政学堂等，都是由他一手经办的。严更规划每府设中学堂与师范学堂各一所，注意奖励办学有成绩的州县官，在各县设劝学所以筹集经费，派卢靖率官绅出洋游历以振兴士气，并发行《学务报》，组织同人编辑中小学教科书，刊印《国民必读》等著作，竭力推动全省教育。翌年，卢靖向袁世凯提出废止科举的建议，得到了严的大力支持，他认为此乃排除障碍、加速兴学根本之图，极力促成袁与张之洞联名上书清廷，终于废除了这一流传千年的旧制度。
 严修在主持直隶学政期间，仍自办学校不辍。他曾率张伯苓等赴日本考察教育，购得理化教具多种，并聘日人来华任教。回国后，严先将自办的“严馆”与津商王奎章办的“王馆”合并为私立中学堂，由张伯苓任监督。该校第一期招收学生七十三人，分成三班，并附设一师范班。旋改名敬业中学堂，又改名私立第一中学堂，是为天津南开学校之前身。当时，严还在家设有女子小学堂、幼儿园及保姆科。他先后共创办私立学校五处、工厂二处，由于捐资助教有功，受到清廷五品卿衔的嘉奖。
 1905年12月，清政府新设学部，由荣庆出任尚书，熙英为左侍郎，严修得袁世凯推荐，以三品京堂候补署右侍郎。不久熙英死去，严实授右侍郎，兼署左侍郎。因学部初创，而荣庆很少管事，政务主要靠严修擘划，所以十分忙碌。他既主张革新学制，又有保守的一面，工作中则力图沟通内外新旧，调融欧化与国粹。当时严修曾奏请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端为教育宗旨，就是新旧杂糅的典型，得到清廷认可，于1906年3月正式颁行。由于学制已为奏定章程所限，不能大有更张，他便从实施入手，在学部采取一系列措施，诸如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司，规定提学使到任前先往外国考察三个月;派卢靖、沈曾植、刘廷琛等任直、皖、陕提学使，派张謇、王先谦等为苏、湘学务公所议长;确定女学教育章程;办理考试毕业归国留学生，授予进士头衔;咨各省举办法政及实业学堂等，均有利于教育的发展。同年，他还联合王益孙、徐世昌、卢木斋等集资银二万六千两，用以兴建南开校舍，为该校的扩大提供了条件。
 1907年9月，清廷令大学士、军机大臣张之洞管理学部事务。在张的支持下，严修的工作越发有起色，陆续成立京师督学局统一都中教育，组织专门班子编辑教科书及有关参考书，创建京师图书馆搜罗古籍，在京设女子师范学堂，积极筹办经学、法政、文学、格致、医、农、工、商等分科大学。他对留学生的管理工作也十分注意，曾以学部名义咨各省：选派出洋学生须择有中国学问根底者;又派员调查留日学生状况，添设欧洲游学生监督，会同外务部组织游美学务处，主办学生赴美学习事宜。严还重视延揽人才，其时用人全归部荐，经他提拔的人有张元济、范源濂、罗振玉、戴展诚等，一时群英荟萃，为人瞩目;后来用人改为廷推，则生气渐失。
 1908年，严修兼任考验询问各省保荐人才大臣，翌年又被派为宪政编查馆咨议官。不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袁世凯遭摄政王载沣等排斥，于1909年1月被黜回河南原籍，严颇为不平，大胆上书替袁辩护，且送行至卢沟桥。严修这番表现被视为袁党，并遭皇室要人刁难，后赖张之洞调护才勉强自安。同年10月，张之洞病故，严顿觉事不可为，托病请辞，于1910年4月获准开缺返回天津，决心从此不再做官。他当时心神郁闷，在其《五十述怀》诗中叹道：“大地江山几破碎，中兴将相偏凋零。河清人寿嗟何及，但祝神狮睡早醒。”又云：“不惭高位腾官谤，可有微长适事机?”“百年分半匆匆去，差向人前忏昨非。”^[5]
 严修不仅政治上不得志，经济上也很拮据。由于长芦盐运使借口偿还外债乱征苛税，使包括严家在内的盐商陷入绝境，加上他多年出资赞助教育，耗费甚巨，亏累很多。他无奈只得将引地租于郭家，而郭氏不久反悔，使严处境十分狼狈，后赖人奔走告贷才渡过难关，保全了家产。1911年，严修停止向南开中学堂捐款，经提学使改为公立，并把天津客籍学堂及长芦中学堂归入该校。严办的其他私立学校或停或并，只剩两处初等小学堂附蒙养园的经费继续由他承担。迨辛亥革命之后，南开应领公款无继，其所需少量维持费仍靠他暂时垫付。
 1911年10月，武昌首举义旗，各省纷纷响应。天津绅商为维持社会治安，决定成立保卫局，推严修为首。有人拟拥严为都督，策动直隶独立，但严不愿置身革命，竟躲到北京。他虽对清室不抱希望，但认为中国也不能遽跻共和。他主张君主立宪，赞同张绍曾、蓝天蔚等提出的在本年行宪的十二条政纲，说这是清廷存亡之一大转机。面对行将覆灭的命运，清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同年11月授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荐严任度支大臣，而严以“非所素习”为借口坚辞。袁与南方议和，委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严修、杨士琦为参赞，严再次谢绝。1912年2月，清帝被迫退位，参议院选袁世凯继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不愿离开北京，阴谋制造了京、津、保兵变，天津绅商组织治安会(后改称官民联合会)，严修被举为会长。当时袁欲拉严出任直隶总督、国史馆总裁、教育总长等要职，他均未接受。
 民国初年，严修的思想稍有变化，对共和表现了一定程度的欢迎，尤希望袁世凯、孙中山、黄兴、梁启超携手，同策中国政治之进行，但见现实绝无可能，因此遇事便以韬晦的面貌出现。
 严修与袁世凯的关系一直很好，辛亥革命前袁就把几个儿子送到天津托严帮助教育，严为袁氏诸生聘定了教师，并一再建议派遣出国留学。1913年7月，严得袁世凯同意，亲率袁氏三子赴欧，漫游俄、比、德、法、荷、瑞士等国，最后将袁子安排在英国学习，自己于翌年夏返回天津。
 旅欧期间，严修多次寄信友人谈论国事，谓：“窃以为欧洲程度吾国数十年内恐无躐跻之望，而欲学欧美先学日本，欲强国家先善社会，实皆一定不易之序也。”“市政良则社会良”，“欲社会之进步，非讲求市政不可。”又说：“吾国今日财源枯竭，固无大举兴学之望，然于已设之学校加意整顿，正今日之急务。”^[6]他曾提出一个学界游历方案，还建议拟订小学教员应读书目和设俱乐部(附小博物馆及小图书馆)“为小学教员息游之所”，以陶冶性情，补充学识。
 1914年2月，严修在英国得电传被授为教育总长，他立即电袁世凯推却，并请中国驻英公使代辞。严回国后，袁仍挽其出山，于同年6月和9月先后任严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参政院参政，他均未就职。不过严终于在冬季至北京，留居北海，替袁世凯照料儿子读书事宜。1915年4月，严出席了在天津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会后遵袁嘱托赴河南辉县察看建大学地址，并去上海观光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往杭州、南通参观各学校。
 此时，袁世凯谋帝制日亟，筹安会的活动已公开化，严修为此于8月面见袁陈述利弊，郑重指出：在二十世纪中，帝制决难存在，“若行兹事，则信誓为妄语，节义为虚言……各派人士恐相率解体矣”^[7]。但袁一心要当皇帝，严谏诤无效，遂绝迹于北海。袁世凯称帝后，封严为中卿，他既不辞也未就。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号，严4月曾至北京晤袁。6月袁世凯死去，严进京吊唁，8月奔赴河南为袁送葬。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严修希望不另生枝节，但是由于国务总理段祺瑞和督军团再次毁弃约法，府院之争及北洋派内部矛盾加剧等，社会动荡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严越发不愿从事政治。1917年6月，李经羲组阁，邀严修任教育总长，他毅然拒绝。不久，北京政府拟重新成立临时参议院来代替旧国会，有意请严为议长，他也没有应允。
 严修仍热心教育和公益事业，1917年8月，河北洪涝成灾，他曾去北京参加河工讨论会工作。前此，家中女学增开小学高等班，又在其对门设立贫民义塾。1918年4月，他偕范源濂、孙子文赴美国考察，与先期到美的张伯苓在哥伦比亚大学相会，共同研究了美国的教育和私立大学的组织问题。严等于12月一起归国，立即加紧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春，他与张伯苓前往山西、江苏进行募捐，以解决经费不足的困难。经过努力，校舍迅速建成，第一期招收学生近百人，分文、理、商三科，仅用半年多时间便正式开学。同年，家中女学中学班也告成立。
 严修关怀青年学生的成长，对在南开中学学习的周恩来尤为器重，曾赞扬周有宰相之才。严多方支持张伯苓对周恩来的照顾，使周得到免交学杂费的优待，后又获免试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的特殊待遇。周恩来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1920年1月因率领南开等校学生到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反动当局逮捕，但是严修和张伯苓仍未改变对周的看法。周于同年7月出狱，严、张等决定用“范孙奖学金”派周赴欧洲深造，使他得以在欧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尽管有人向严修进谗言，说周恩来已加入共产党，不要再帮助周了，严则以“人各有志”相答，丝毫没有动摇资助周的初衷。
 自1920年起，严修不断受到病魔的缠绕。他得了一种很奇怪的肿瘤病，全身长了上百个瘤子，有的深入腹内，右偏痛苦不离身，左半时时患不仁，几次割治，反反复复，总不能去根。医生和亲友均劝他少看书、少会客、少说话，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不顾体虚神衰，照旧手不释卷。严在病中更以极大兴趣浏览古籍，并引经据典，逐条注解张之洞的《广雅堂诗集》，列书满案，终日搜检，写成批语十万余言，其热忱与毅力非常人可比拟。
 严修在病中还广邀华世奎、章钰、林兆翰、陈诵洛等好友，定期举行同人聚餐会，饮酒行令，吟诗唱和，借以自娱。聚餐会规模不断扩大，1922年改名为城南诗社，参加者多达数十人，良莠不齐，其中华、章都是遗老，也有复辟派和后来堕落成汉奸的。此时，严对传统文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寿林墨青六十》的诗中表示：新学与旧学，文言或语体，“我思宜并存，不必相丑诋”。文言乃“数十圣留贻，数千年积垒”，绝不能弃如敝屣，“语体为通俗，补助功亦伟”，同样不可缺少。严十分注重：“国要张四维，礼义与廉耻;人要守四勿，言动与听视;孔曾道忠恕，尧舜道孝弟;东西有圣人，此心同此理。”^[8]他当时虽然还抱有贯通旧新的想法，但更关心的则是如何维护传统的文化。
 严修晚年爱国热情不减，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甚为忧虑，对北洋军阀统治与战乱表示不满。他在诗中写道：“与我相亲乃禹域”，“犹念神州怕陆沉”。“已信剖瓜谋渐协，犹闻煮豆急相煎。虎狼宁肯忘吞噬?鹬蚌焉能独幸全!”^[9]他深感“军阀时代，无理可讲，无事可作”^[10]，常常发出“陆沉谁与挽神州”、“时危寸土暂相安”、“得为太平之世之幸民”一类感叹。他颇推崇顾炎武、黄宗羲等爱国文人，尽管年过花甲尚坚持参加教育改进社，积极支持林兆翰在天津办社会教育。严于1924年发起存社，1927年创立崇化学会，以斯文、名教、“崇乡党之化以励贤才”^[11]为宗旨。
 1928年6月，国民党政府接管京津，10月下旬突然逮捕了长芦纲总李赞臣等五人，且电令南解。严家数代盐商，与此案不无关系，严修焦虑异常，病情加重，1929年3月15日病故于天津。生前曾预作自挽诗，并在避寿词中谓：“便活百岁，不作生日。”^[12]此外他还拟有家训及丧礼各八款，内容多循古制，主张勤俭，讲求实际，反对唪经、糊冥器、焚纸钱和大办丧事等旧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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