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字几道，初名传初。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籍后始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生于1854年1月8日(清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祖父与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医生。严复七岁进私塾，十一岁跟从本乡一位老教师黄宗彝读书，通读了“四书”、“五经”，并熟悉宋、明理学家的掌故典籍。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贫无力继续从师求学，入洋务派新创办的马江船政学堂。1871年毕业，被派在建威、扬武等兵船上实习了五年。曾先后去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许多地方，初步了解了那里的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1877年被派往英国抱穆士德大学院学习，不久转入格林尼次海军大学，学海军两年。两年之中除读书外，还比较广泛地接触了英国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使他由一个受传统教育熏陶的青年，变为一个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留英期间，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全盛时期。西方的文明与中国的封建制度对比，优劣之势如泾渭分明，使他不能不为之倾心。因而对海军的课程渐渐不感兴趣，将主要精力用于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富强的原因，摸索可使中国复兴、强盛的道路。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了解，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直接接触和观察，为他后来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学术思想准备了条件。

1879年6月，严复毕业回国。这时，两江总督沈葆桢为了扩充南洋海军，极力收罗人才，把严复留在福州船政学堂任教习。不久，沈葆祯病死。1880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调严复任总教习，以道员吴仲翔任总办。吴不懂业务，挂名而已，担负学堂的行政与教学实际责任的是严复。1889年，严复报捐了同知衔，经过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派为学堂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总办。

严复入水师学堂之初，很想发挥他的才干，为救国图强贡献一份力量，但是在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下，“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1]，难以按自己的理想办事。反之，留英的日本同学伊藤博文等人归国后都受重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日益富强，轻而易举地吞并了清朝的藩属琉球群岛。严复对清政府的昏庸颟顸大为忧虑，常常对人说：“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2]1884年，中国在中法战争中失败，严复更不相信洋务派的“新政”设施能够“富国自强”，对洋务运动非常不满。李鸿章“患其激烈，不之近也”^[3]，从此一直不受重用。显然，严复的爱国热情与洋务派的妥协卖国路线格格不入。

严复怀才不遇，在李鸿章部下不能实现自己的宏远理想，便想另谋出路。他曾投资数千元与王绶云(慈劭)合股创办河南修武县的煤矿，以发展资本主义企业。他又慕湖广总督张之洞“好贤”之名，想投入张的幕中，“冀或乘时建树”^[4]，大展宏图。他还去参加科举考试，想循正途博取官爵，挤入统治集团的行列。可是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后，康有为等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救亡图存”的口号，发起变法维新运动。此时的严复，经济地位已经属于新兴的资产阶级，思想上更是资产阶级的前导。他一方面对清政府的丧权辱国非常愤慨，另一方面却摆脱不了本国封建势力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影响。这样，严复便走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1897年，他与夏曾佑、王修植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成为维新派言论在北方的重要宣传阵地。戊戌政变前不久，他还写了上皇帝万言书，并且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由于他没有离开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的岗位，他的活动范围也没有超出天津。虽然去过北京几次，但没有参加康有为领导的实际政治活动。这个时期，他始终只限于在舆论上与康、梁相呼应。严复除了水师学堂本职工作之外，还于1896年接受了创办俄文馆的任务，兼任总办，主持培育俄文翻译人才。同年他又支持维新派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培育西学人才。但这些社会活动还不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主要是集中精力于介绍西学，即“致力于译述以警世”^[5]。他的翻译工作十分严谨，要求达到信、达、雅的标准，既要忠实于原著，又要词能达意，还要文字优美。因此他的翻译工作是很艰辛的，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中文译词，往往十天半月不能决断，反复斟酌，屡易其稿。他的第一部译本是赫胥黎著的《天演论》，初版约在1895年问世。后来《天演论》的主要论点“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成为激励中国人自强保种的理论。严复在译文中常常加入自己的按语，联系中国的实际，大发议论。这本书受到普遍的重视，起了指导舆论的作用，影响颇为深远。

严复是个非常出色的维新派思想家，他在天津《直报》、《国闻报》发表过许多文章，其中有几篇战斗性很强烈，充满了爱国激情。如《原强》、《辟韩》、《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猛烈抨击禁锢思想的儒家“旧学”，提倡新学，为当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开展制造舆论。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要求变革，批判“君权神授”思想，提出“尊民贬君”的观点，反对科举，提倡学堂。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入手^[6]。他输入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反映了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独立自主地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这些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起到了启蒙作用。但是戊戌维新运动时期，严复虽然反对封建专制，但不愿提倡民主共和;他要求变革，但反对革命。戊戌政变发生后，严复参与创办的《国闻报》被封闭了，通艺学堂停办了。严复慑于西太后等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感到“一无可为”，于是“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7]。从1898年到1911年的十三年间，他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名学》、《群己权界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甄克思的《社会通诠》等西方资产阶级名著，介绍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理论、政治与法学理论以及社会学、逻辑学。严复希望通过输入西学以达到“疗贫起弱”^[8]，挽救国家危亡的作用。

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匆促离开天津，迁居上海，从此脱离水师学堂。初到上海时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任副会长，实际上是个名誉职务，并未参与唐才常的秘密活动。1902年京师大学堂附设编译书局，以严复为译局总办。严复干了两年，即辞职回到上海。1905年，严复协助马相伯(马良)创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担任了几个月校长便辞职了。1906年应安徽巡抚恩铭之聘，往安徽师范学堂任监督，也只有几个月时间，至1907年又离了职。1908年严复应学部之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清廷覆亡为止。1909年清政府为了笼络社会名人，曾赐给他文科进士出身。严复还兼了其他职务，如1910年海军部特授协都统，又征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这些虽然都是虚衔与闲官，然而可以看出严复在清末的政治地位已经显著提高。严复的大儿子严璩也由四品京堂、道员升到二品衔的高官。严复一家与清廷的关系密切起来了。辛亥革命以后，他对于被推翻的清王朝时怀眷念之情，常常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人的“识度不适于共和”^[9]。

1912年，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聘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不及一年，辞去。1913年任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1914年任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及宪法起草委员。曾著《民约平议》一文批评卢梭的《民约论》，表明他是民主制度的反对者。

袁世凯蓄谋称帝，1915年8月杨度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封建帝制造舆论，强邀严复列名为发起人。严复虽无活动，但不置可否，因此名声一落千丈。

后来，严复不但提倡读经，还否定五四运动的政治意义，反对白话文运动，完全成了一个与历史潮流相悖逆的复古派。袁世凯死后，严复不再在北洋政府中担任职务。晚年常在病中度日，1921年10月27日病卒于福州故里。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668.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