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独鹤，名桢，字子材。生于1889年10月3日(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初九)。浙江桐乡人。他幼年家境清贫，刻苦攻读。十五岁考取秀才，十六岁肄业于上海广方言馆，习英文及数、理、化各学科。十九岁丧父，不得不谋职业赡养全家，初任上海南区小学教师，后赴江西上饶广培中学任英语教师。辛亥革命后回上海，在江南制造局兵工学校任文牍员。一年后到中华书局任英文部编辑，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写作。

1914年起，严独鹤参加上海《新闻报》工作，前后达三十多年，历任编辑、副刊主编、副总编辑。30年代的《新闻报》日销十五万份，是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该报注重工商界和经济市场的消息，而严将副刊编得比较精彩也是吸引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严还二度兼任上海世界书局杂志部总编辑，主编《红》、《红玫瑰》等刊物^[1]。

严独鹤主编《新闻报》副刊《快活林》和《新园林》几十年，在工作实践中对文艺副刊进行各项改革，创造了自己的特色：(一)每天发表一篇“谈话”，与广大读者亲切交谈，谈情说理，寓思想教育于潜移默化之中。文字精炼，言之有物，长则六七百字，短则二三百字。“谈话”内容主要议论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诸如墨吏横行、贪污成风、毕业即失业等等，常在他笔下有所揭露和批判。也谈论国内外时事，尖锐泼辣，能切中时弊。例如1937年7月7日“谈话”，题为《十周欢祝》，是一篇庆祝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文章。他一开头就说：“故意要在一片欢呼声里，来几句败兴的话”，接着就指出：“淞沪抗战时的炮声，固然已在香槟酬酢之下消失得不留遗影了，可是断壁尚存，劫灰犹在，还令人能够追忆到当时铁鸟轰炸的惨况，希望大家欢欣鼓舞之余，对于当前的时势还要同时有所警惕!”^[2]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当天晚上，卢沟桥响起日军的枪声。(二)重视副刊版面的图文并茂。他经常选刊时事漫画，约请著名漫画家马星驰、杨清罄和丁悚等供稿。他们刻画当年军阀、政客、贪官污吏的丑态，惟妙惟肖，入木三分。(三)他还重视选刊连载小说，以争取长期读者。如张恨水的《啼笑姻缘》和顾明道的《荒江女侠》，都是先在副刊上发表，再写成剧本，拍成电影，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抗战初期，严独鹤曾在报上辟出“抗日同志谈话会”和“救国之声”专栏，号召读者提出抗日救国的切实办法。他自己以笔杆为武器，撰写大量文章，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他在题为《以德报德》、《活人典当》、《大炮与纸团》等文章中，深刻揭露日本和德国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党当局妥协、退让的外交政策。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新闻报》因在名义上改为美商太平洋出版公司经营，又在租界的特殊环境下，报纸还能刊登一部分抗日的消息和言论。敌人曾多次对严独鹤进行诱说，因他不为所动，于是多次给他写恐吓信，甚至在信中装着子弹进行威胁，但他大义凛然，坚持抗日立场，决不屈服。与此同时，他还与《新闻报》同事严谔声等举办对贫寒子弟助学金，帮助一部分经济困难的青年上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力。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闯进了租界，《新闻报》被敌伪接管，严独鹤毅然辞去报馆职务，创办大经中学，并担任校长。旋因不愿向敌伪登记注册，又愤而将学校停办，宁可赋闲家居，过贫困的生活，保持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严独鹤重新回到《新闻报》工作。他原希望政府在战后能体恤人民生活艰苦，恢复生产，努力建设，但国民党当局不久即悍然发动内战，导致生灵涂炭、民怨沸腾，使他大失所望。他在《新园林》上继续发表杂文，批评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象，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倒行逆施。1948年末，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徐堪曾亲自登门拜访，要求他“笔下留情”，并许以子女可以享用“官费”到国外留学，严独鹤予以严正拒绝。

上海解放后，严独鹤调任新闻图书馆主任，积极参与上海新闻图书馆筹建工作。1956年6月，严担任上海市报刊图书馆副馆长。1958年，上海市报刊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技图书馆合并到上海图书馆，他担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并主持全国报刊索引编辑及剪报工作。他还热情参加对台广播工作，呼吁海峡两岸同胞早日促成统一大业。

严独鹤于1956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任民进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他曾任第一、二、三、四、五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自1959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

1968年8月26日，严独鹤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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