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宝礼，1900年1月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二)出生于江苏吴江。幼年随嗣父严公辅(字佐治，在江海关任文书)至上海就学。1916年秋，进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交通大学前身)读书。1920年时，同乡任传榜任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局长，严经嗣姐严蔼徵介绍，辍学入路局，在总稽核室工作，经常被派往沿线各车站查对账目。他秉性颖悟，运算敏捷，经多年业务实践，益工于筹计。时路局设有“同仁会”，相当于职工俱乐部，办理储蓄及保险事务，他被推为负责人之一^[1]。

30年代初，严宝礼业余创办“上海交通广告公司”，主要经营上海市内及铁路沿线路牌广告。广告设计新颖，深受工商界欢迎，业务日益发展。从此，他和各界人士特别是报纸的记者、编辑有所交往。

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北站陷于火线，沪宁、沪杭甬两线铁路交通中断，路局将大部分职工就地遣散，严宝礼亦在被遣散之列。不久，上海、南京先后沦陷，上海租界当局屈从日本侵略者的要求，规定中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刊登的新闻，事先须送日方检查。一时，《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立报》等纷纷宣布自动停刊，以示抵制;《新闻报》、《时报》等虽继续出版，或噤若寒蝉，或态度灰色，远不能满足租界三百万爱国居民的要求。严宝礼激于民族义愤，乃与路局同事余鸿翔、孙志衡等商议，与佛学书局经理沈彬翰、《社会日报》主持人胡雄飞、《新闻报》编辑徐耻痕等共同发起，筹集一万元，创刊一宣传抗日救国的报纸。为避免日方检查，决定用洋商名义。经方伯奋联系，征得原上海英文《文汇报》(Mercury)记者英国人克明(H.M.Cumine)同意，用《文汇报》旧名，由克明以发行人兼总主笔名义，向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注册^[2]。

《文汇报》于1938年1月25日在上海创刊。创办伊始，由于资金短绌，既无机器厂房，又缺排字工人，得原《大公报》(上海版)副经理李子宽的协助，由原《大公报》印刷厂代印，报馆亦设在《大公报》营业部旧址。股东二十余人，互推严宝礼、沈彬翰、胡雄飞、徐耻痕、方伯奋五人为华籍董事，克明、路易·乔治、萨埃门等五人为英籍董事。严兼任经理，实际执行社长职务。他殚精竭虑，全力经营。创刊之初，聘胡惠生为总编辑，柯灵主编副刊，邵伯南为记者，储玉坤主编国际新闻。因资金支绌，《大公报》经理胡政之入股一万元，并介绍徐铸成任主笔，负责言论编辑工作。由于《文汇报》宣传爱国抗日，揭露敌伪罪行及投降派之阴谋，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加以编排新颖，文字生动，副刊《世纪风》等多刊载进步作家作品及反映边区、游击区情况的报道，使青年学生及各界市民耳目为之一新。《文汇报》发行日益扩大，半年间由一万二千份增至六万余份，为当时“孤岛”影响最大的报纸。嗣后，又发行晚刊及《文汇年刊》，风靡一时。

《文汇报》创刊后，敌伪视为眼中钉。2月10日，敌伪即向报馆抛掷炸弹，营业员陈桐轩被炸死，还有两人受伤。以后又发生送来死人手臂和毒汁水果以及炸毁机器房等事件。在此重重威胁下，严宝礼毫不畏惧，且与编辑部同事一起通宵达旦地工作，经常留宿在编辑部附近。国民党方面也企图控制《文汇报》，中宣部及孔祥熙、宋子文等先后派其在沪代理人，以投资为名进行收买，严均予拒绝，以保持其民间报纸的本色。

当时，上海租界难民麇集，沦陷区不堪受奴化教育之青年学生亦多间道流亡上海。严宝礼在报上发起募捐寒衣代金，分发给难民;同时设置清寒学生奖，资助流亡青年入学，高初中生各五十名。

《文汇报》的抗日爱国宣传报道，振奋了上海民众的爱国热情，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念。敌伪施展收买伎俩竭力加以破坏，英国人克明在敌伪利诱下，时时找严宝礼的碴，指摘他账目不清等等，并逼令严撤换负责编辑言论工作的徐铸成。克明还借口扩充《文汇报》，企图撤换一批人员，攫取编辑部大权，改变《文汇报》的抗日爱国立场。严宝礼与编辑部同仁站在一起，严加抵制，揭露克明的诡计，使敌伪的阴谋未能得逞;但英国驻沪总领事馆仍借故勒令《文汇报》自1939年5月19日起停刊两星期。由于《文汇报》内部对是否复刊意见不一，两星期后未能复刊。

《文汇报》停刊后，严宝礼以经商为掩护，经常往返于上海、屯溪间，名义上担任国民党中宣部东南专员办事处办事员，实际为《文汇报》复刊做种种准备。1945年4月间，他与高季琳、费彝民、储玉坤、袁鸿庆等突然被敌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后经营救出狱^[3]。

抗日战争胜利后，严宝礼亟谋复刊《文汇报》，惟原来的馆址及器材已被国民党当局接收。严虽获得蒋介石颁发的“胜利勋章”，然而宣传抗日救国的《文汇报》却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歧视，复刊要求被漠然视之。严乃劝说亲友任传榜、虞顺懋等投资，于1945年8月19日重新复刊。《文汇报》复刊之初，任储玉坤、朱云光为总编辑，因内容平平，未能打开局面。1946年1月，严矢志革新，还聘宦乡、陈虞孙任总主笔、副总主笔，马季良(唐纳)任总编辑，孟秋江任采访主任，高季琳(柯灵)主持副刊，使《文汇报》阵容一新。3月，徐铸成回到《文汇报》。编辑部人员大更动，徐任总主笔，与宦乡、马季良、陈虞孙、高季琳、张锡昌、孟秋江共同负责。3月29日起，《文汇报》改版革新，鲜明地举起了反内战、反独裁、争民主的旗帜，并商请郭沫若、杜守素、侯外庐、李平心、吴晗、丁瓒、傅彬然等编辑各种周刊。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文汇报》内容丰富，旗帜鲜明，与国民党当局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一时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因而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忌恨。他们利用控制配发官价外汇作手段，对《文汇报》施加经济压力。严宝礼坚持抵制，宁以高价购得的黑市外汇购买白报纸，坚持出版。国民党有关方面在国共谈判破裂、公开发动内战和召开“国大”之际，曾三次企图以巨款收买《文汇报》，均被严宝礼与徐铸成等严词拒绝。1947年5月25日，国民党反动当局终于悍然下令将《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三报同时封闭，并非法逮捕三报记者多人^[4]。

1948年春，严宝礼全力策应徐铸成去香港筹办《文汇报》，并劝说虞顺懋、任传榜等参与投资，又输送大批职工及印刷设备到香港，一度还去香港参加筹划。香港《文汇报》乃于是年9月9日创刊。其时，旅居香港的李济深、郭沫若、潘汉年、侯外庐、翦伯赞、柳亚子、茅盾、夏衍、马叙伦以及龙云、章乃器、王宽诚等人，均对《文汇报》予以精神或物质的赞助。

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严宝礼率先复刊上海《文汇报》，任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兼总经理。此后《文汇报》在私营公助、公私合营以及转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历程中，严均以积极态度接受人民政府的安排。1956年《文汇报》一度停刊，大部职工赴北京参加创办《教师报》，严任管理部主任。同年10月，《文汇报》再度在上海复刊，严任副社长兼总经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宝礼历任上海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候补委员及上海市委委员。

严宝礼1938年1月发起创办上海《文汇报》，1948年8月又创办香港《文汇报》，数十年来，从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紧跟时代，追求进步，以祖国繁荣富强和新闻事业为重，尽心竭力，鞠躬尽瘁。

1960年11月18日，严宝礼积劳成疾，患黄胆肝硬化不治，在上海病逝。

本文地址： https://www.yishiweijian.com/minguorenwu/2022112666.html

文章来源：主编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标注，否则均为本站原创文章，转载时请以链接形式注明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