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觉先，原名作梅，别号平海，后改为平恺。觉先是他投身舞台后的艺名。广东顺德龙江人。1903年4月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九)出生于香港。父亲薛恩甫是个秀才，早年曾充幕僚，后退居香港设堂讲学。

薛觉先的母亲喜爱粤剧，他从小经常跟母亲看戏，看后就咿哑学唱。还常常偷偷出门，站在戏院门边或爬上戏院窗口看戏。戏院的人逐渐熟识了这个“小戏迷”，遂不收门票放他进去。他对粤剧的兴趣，也就与日俱增。他十岁左右的时候，香港青年会的“青年话剧团”吸收他参加话剧演出，担任主要童角，是他最初尝试舞台生活。

薛觉先自幼随父读书，很勤奋。稍长入香港圣保罗英文书院学习。不久，父亲去世，家计无着落，只得退学谋生。初随人沿街卖药，后又受雇于九龙英商经营的绍昌皮厂，寄人篱下，备受折磨。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薛觉先十六岁，受到爱国热潮的影响，用“佛岸少年”的笔名向香港报刊投稿，宣传反日救国。他参加了广州、香港的反帝爱国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发表讲演，遭到了香港英国当局拘捕，数日后获释。这时，他认识到爱国教育的重要，更感到失学的痛苦，就和几个青年朋友在香港开设了一所“平民进化学校”，以帮助失学青年，自任教师，讲授国语。

1921年，薛觉先十八岁的时候，通过姐夫新少华(粤剧演员)的关系，进入香港“环球乐”粤剧团学艺，很有收获。后跟随著名演员朱次伯上台跑龙套。当年，“环球乐”每次演出之前，照例必先演一出“文明新戏”。自此，演新戏的任务，多半落到薛的身上，而且多是由他自编自演的。于是，薛觉先的名字很快为观众所熟悉了。后来，朱次伯在广州被刺身死，“环球乐”解体，薛被香港“人寿年”剧团聘为丑生，并被该团名演员千里驹收为徒弟。薛在唱腔、动作上模仿朱次伯，惟妙惟肖，使人看了不禁有朱次伯再生之感。不久，香港“梨园乐”剧团班主靓少华以重金聘他为正印丑生。他在该剧团日演丑生，夜演小生，大得观众好评。一时，誉满粤东和港澳。

那时，一个成名的艺人，往往受到黑社会分子的敲诈勒索，敲诈不遂，会遭到绑架、暗杀。朱次伯就是这样被暗害的。1925年，薛的安全也受到威胁。为安全计，他避往上海，化名章非。不久，组织了一家“非非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导演，与粤籍女演员唐雪卿合作，分任男女主角，拍成无声片《浪蝶》。薛在沪除从事银幕生活外，用很多时间观摩地方剧种，感到京剧的表演确乎精湛细腻，大有可学习的地方。他以票友的身份结识了许多京剧名艺人，吸收了不少京剧的表演艺术，对京剧的锣鼓、武工以及身段等，也有了深刻的领会，开始认识到粤剧有不少地方必须大加改革。曾说：“今日的戏剧艺术，应该跟着时代同行并进，那才不至落伍而至泯灭。”^[1]

1927年，薛觉先回到广州、香港，重新登台。适值广州“大罗天”剧团改组，他被原班主敦请加入，将“大罗天”改名“觉先声”剧团，由他出任班主，从此，不再受雇于人了。这为他日后革新粤剧提供了方便。

薛主持“觉先声”剧团后，做大胆革新的尝试。首先破除了干扰演出的各种剧场恶习，如场内小贩叫卖，台上“饮场”、更换坐垫等。各种进出台上的闲杂人员，概予禁止。随后，在灯光布景、化装、服装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在演唱方面，他试增加了些江浙剧的曲调，也吸取了一些京剧的唱腔，特别运用了京剧武场的技艺，开创了粤剧“北派”的场风。此外，在乐器上，他采用了小提琴和一些中低音乐器伴奏，吸收了京剧的锣鼓，使粤剧在音响方面起了显著的变化。

薛觉先的这些大胆改革和创新，使粤剧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面貌。于是粤剧界竞相仿效，一些年轻演员更是亦步亦趋，以学“薛派”、“薛腔”为荣。但这些改革也难免有些生搬硬套，损伤了粤剧优美传统的地方。后来薛觉先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总结提炼，既融合了京剧的长处，又保持了粤剧的固有风格，从而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薛觉先主持“觉先声”剧团时，是他的全盛时期，经常一身而扮各种角色，所谓声、色、艺皆有独到之处，因而被称为“粤剧伶王”，享有“万能”的声誉。当时英国伦敦“国际哲学科学艺术学会”曾聘他为会员。

薛觉先在带徒传艺上，善于启发、诱导，肯将自己的技艺和经验全部传授给徒弟，毫无保留，同时要求徒弟有所发展。由于他重视奖掖后进，经他手培养出不少的粤剧名演员，成为“薛腔”、“薛派”的发扬人和继承者。他还废除了旧剧界的所谓“师约制”。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徒弟向师傅递交“卖身契”，终身受束缚和剥削。由于废除了这种制度，跟薛学艺的人，都心情舒畅，对他十分爱戴。

1934年，薛觉先带着全家迁居上海，重度银幕生活。他组织了一家“南方影片公司”，与“天一影片公司”合作，拍了一部粤语有声影片《白金龙》。这部影片是滑向庸俗和迎合低级趣味的东西，作为一个旧中国的“伶人”，他还不可能摆脱那个时代戏剧商业化的局限。

薛觉先在上海时，各种筹款“义演”很多，他对各方要求从不推辞。有一次，有个租界捕房华籍侦探借辞强令他“义演”筹款，实为向他敲诈，他未及时承诺，竟被那些分子撒石灰伤了眼睛，就医八个多月，双目才逐渐复明。

1936年初，薛觉先离沪回港。当时，广州、香港、澳门一带的粤剧团已出现男女合班。薛也组成男女合班，重登舞台。不久，新加坡邵氏兄弟公司邀他到新加坡演出，他组织了一个旅行剧团，于8月到新加坡演出，随后在南洋一带巡回演出三个多月，场场满座，十分轰动。年底回港，除继续演出外，还与人合资经营“南粤影片公司”，自任经理兼编导。由于缺乏电影演员，他曾设立“演员训练所”，培养电影人才。影片公司筹备就绪后，拟将《西厢记》拍成电影，正从事配景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因而搁置下来。

抗战开始后，薛觉先在港选演爱国戏剧多种，宣传抗日。他在《咬碎寒关月》一剧中，自撰一首爱国歌，词曰：“歼彼凶仇，歼彼凶仇，纵苦辛与艰险，勿更忍受;要坚心来图强，共同努力来争斗;人人同心，快快救。国衰弱，本可羞，民赖国佑，国赖民厚，勿再束手，快来为国分忧，誓死奋斗，灭了日寇，快哉!我国锦绣河山，永保毓秀!”^[2]他还在港多次举行义演，将筹得之款汇回国内，支援抗日。

1941年冬，日军侵占香港，薛未及走避，1942年春节时，被威逼演出一个多月，而内心殊苦。5月初，薛佯称到澳门、广州湾(今湛江市)巡回演出，逃离香港。抵广州湾后，立即登报声明：因受日寇压迫，曾滞留香港，现脱离虎口，回归祖国大陆。日本侵略军见报大怒，派便衣宪兵十余人潜入广州湾，将薛绑架，企图押解回港，幸赖有爱国船员帮助，化装成渔民转入内地。随即带领“觉先声”剧团赴广西玉林、梧州、贵县、桂林、柳州等地演出，所余除伙食开支外，全部捐献，支援抗战。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薛率“觉先声”剧团回到香港，由于操劳过度，健康大不如前，不得不处于半休息状态。

解放以后，1954年春，薛觉先由港回穗，离港时对友人说：“我要将三十多年所学的带回去，献给国家和人民。”^[3]

薛回到广州后，深得政府和人民的信任，曾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广州市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州分会副主席、广州粤剧工作团艺术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随着觉悟的提高，他对自己走过的艺术道路有了新的认识。虽已年老体衰，仍深入农村，为工农兵群众演出，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深厚感情。

1956年10月31日，薛觉先在广州一次演出中患脑溢血，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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