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笃弼，字子良，山西解县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其父薛士选为清代举人，薛笃弼自幼便深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早年就读于太原的山西法政学校，并受到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辛亥革命爆发后，响应号召与同在山西法政学校学习的同学傅作义在太原河东参加起义。不久薛笃弼被任命为山西河津县地方审判厅审判官，兼革命机关报《河东日报》社社长。《河东日报》以宣传革命、提倡民主为宗旨，反对官僚贪污腐化，反对不良的封建习俗和封建礼教，而且还揭露与批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的种种弊端。薛笃弼作为社长，不畏强权，公然对当时新官员中存在的贪污腐败行为进行揭露。他还公开批评河东民政长张士秀让女儿去学校时乘坐轿车并带卫士的腐化行为，揭露过张士秀的旧识芮城县知事郭朗清的贪污行为。1912年8月，法政学校复课，薛笃弼回到学校继续学习。适值校长张端创办《山西法政经济日报》，薛笃弼被任命为总编辑。他“白天上课，晚间到报社工作。日报公开披露了阎锡山自独霸山西军政大权后，与袁世凯同恶相济、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事实，在社会上反响很大”^[1]。但发刊不久就遭到阎锡山的遏制，阎派人摧毁了报馆。

此后，薛笃弼前往日本留学两年，专攻法政。学成归来后追随冯玉祥，1914年出任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深得冯的赏识，此后他便跟随冯玉祥，成为冯的高级幕僚和辅弼。1918年，冯玉祥驻军湖南常德，薛笃弼先任军警联合督察处长，“九月，获三等嘉禾章”;1919年7月，任常德县知事，“1920年7月，获二等嘉禾章”。1921年，冯玉祥调驻陕西，薛笃弼先后出任咸阳县长、长安县长。当时正处于北洋军阀的腐败统治下，军阀混战，强权横行，民不聊生。薛笃弼出任县长期间，明察秋毫，为民着想，深得百姓拥戴，被誉为“薛青天”。冯玉祥督陕初期，陕西“财政既失统一，军费无法维持，及余就职，因荐薛笃弼为财政厅长，从事整顿”。首先从整顿金融入手。当时陕西因滥发纸币，纸币价格贬值，每元仅值铜元二十枚。于是冯玉祥命薛笃弼一面准备现金，一面收买纸币，且令清理银行机构，纸币的价格逐渐增高，“不期月间，竟涨至六折以上”。

1923年1月，薛笃弼出任北京政府司法部次长;3月，任蒙疆善后委员会委员;5月，暂行兼代国务院秘书长;7月，兼代京师税务监督;11月，“查京师平市官钱局滥发铜元票案”，对犯案官员依法进行惩治^[2]。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薛笃弼在北京政府任京兆尹，即北京地方行政长官。在任京兆尹期间，薛笃弼召集二十县县长在京兆公署举行“平民教育讲习会”;亲赴各地募资并带头捐款，指挥修复了北京钟鼓楼并将鼓楼改为“明耻楼”。还在楼上陈列列强压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文件以及有关资料和照片，以激发广大国人的爱国情怀，深为各界人士所推崇。他还将安定门外的地坛开辟为“京兆公园”，建立“五族亭”象征五族共和，以激励各族人民加强团结，振兴中华。薛笃弼在北京政府任职期间注意发动群众，检举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以解民困。他对工作认真负责，每周一召集公务员，检查工作;而且编写“爱民歌”勉励大家爱国守法，戒烟戒赌，扭转社会风气^[3]。1925年10月，段祺瑞政府任薛笃弼为甘肃省省长^[4]，辅佐刘郁芬(甘肃军务督办)治理甘肃，该时期他为国民军筹措军费等事出力不少。北伐战争开始后，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将其军队改名国民联军参加北伐战争，薛笃弼被任命为国民联军总司令部财政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随冯玉祥军队入河南，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二次北伐。冯玉祥在督豫期间，知人善用，又“荐薛笃弼为财政厅长，令其着手整顿，力除积弊”^[5]。当时的河南财政赤字严重，军费无着落，历年积亏严重。薛笃弼任职期间不但整顿金融，限制纸币的流通量，而且还创办财政养成所，训练财政专门人员。在任河南财政厅长期间，薛笃弼还兼任河南省政府委员以及国民党开封政治分会委员。

国民革命失败后，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于是应蒋介石之请，冯玉祥向蒋推荐薛笃弼出任内政部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发起废除旧历运动，呼吁推行国历。5月7日，薛笃弼向国民政府提交《实行废除旧历普用国历案》，认为中国要与世界接轨，必须改革旧有阴阳历。他强调：“非废除旧历无以普用国历，而厉行国历，非详订办法，将各界关于利用阴历之习惯一律改正，并于预制历书之先，将办法提前公布，切实宣传，实不足收推行尽利之效。”^[6]不但如此，内政部还草拟了《普用国历办法八条》。从1928年底开始，国民政府按照以上原则和办法，开展了大规模的废除旧历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任内政部长期间，薛笃弼还严厉打击一切宗教迷信活动，查禁道院及悟善社等迷信机关。他在致国民政府秘书处的复函中说，道院、同善社、悟善社等机关“查事涉宣传迷信，壅蔽民智，阻碍进化，自应查禁，以遏乱源”^[7]。他要求将查禁的迷信机关财产用于慈善公益事业。

另外，曾有传闻薛笃弼将有寺庙改办学校的提案，遭到了佛教会的抗议，薛笃弼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来电所称改僧寺为学校及薄于佛教云云，此等传闻殊属离奇。笃弼鉴于吾国国势之不振，以为信仰佛教故属国民自由，唯不应仅为僧侣博衣食之资，及为少数信徒精神所寄托，应将我佛博爱平等坚苦卓绝之精神发扬光大，使社会人类均得受其指导，蒙其利益，即具有感化人心，转移风气，改良社会，改造国家之效用，方不愧为真正佛教之信徒。”薛笃弼非常欣赏基督教舍身救世之精神，在所到之处或设学校，或设医院，扶助弱小民族，他认为佛教缺乏此种为民的救世精神。他对佛教者提出了两点希望：首先是整顿佛教，改良佛教之责任，“以拯救中国民族，挽回中国国权，免除远东战祸，促进世界和平为己任”^[8]。其次希望佛教不应仅为消极之信仰，应努力做积极之工作，例如兴办各种学校、平民图书馆、平民医院、平民工场等，这样才能行我佛救济众生之旨，有益于国计民生。

1928年10月，薛笃弼出任卫生部长;1929年1月兼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29年，国民政府的“废止中医案”引发了第二次中西医之争。2月，留日西医余云岫在中央卫生会议上提出《废除旧医以扫医学卫生障碍案》，会议还讨论通过了关于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9]。这一举动遭到了中医界和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责，还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针对中西医之争，时任卫生部长的薛笃弼一贯主张中西医并进，他明确表态：“我深信，对中医药之限制，并非政治势力所能收效，本良心主张，对中医药这一宝贵国粹，断不能偏视。”^[10]他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最终国民政府决定撤销一切禁锢中医的法令。这次中西医之争直接关系到中医的存亡，在薛笃弼的调和下，算是得到了妥善解决，挽救了中医的命运。

薛笃弼在南京政府中任职，同时也是冯系人物。当时冯玉祥掌握着西北的军权，为了能够扩大局面，加强其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通过薛笃弼向南京政府提出甘肃省分治案，以宁、青距离甘肃省省城太远，交通不便，不易发展为由提出新设宁夏、青海两行省的提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1928年9月5日举行的第153次会议上通过了这一提案^[11]。这个方案将甘肃省所管辖的宁夏和青海两道从该省划出，分别设立宁夏省和青海省。在任内政部长和卫生部长期间，薛笃弼被派赴陕西、甘肃视察灾情。1929年3月，薛笃弼到甘肃平凉视察灾情，他在致刘郁芬电中说：“平凉迭遭兵匪，庐舍荡然，釜罄如洗，草根树皮，挖掘殆尽，死亡之余，或卧疾不起，或赤身无衣，此种奇灾，历所未有。甘肃全省灾区殆遍，而兰山、渭川、西宁、宁夏各区，痛苦较平凉尤甚。”同年12月，薛笃弼又作为卫生部长来甘肃检查灾情，拨款举办“以工贷赈”^[12]。

薛笃弼在南京政府任职期间工作认真，事必躬亲，这一时期南京政府的内政也起色不少。蒋介石曾亲自致电薛笃弼：“迩闻内政日有起色，不胜欣慰。”^[13]从1929年开始，薛笃弼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四、五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和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他坚持清廉自守，其同学傅作义和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都曾高度评价他是一位奉公守法、两袖清风的好官。他常说：“万分廉洁，只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14]薛笃弼坚决反对其父曾因其无子而要求薛笃弼纳妾，虽然薛笃弼非常孝顺，但在此事上仍坚持原则，反对违背男女平等的婚姻，拒绝纳妾。

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全国，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各派军阀在地盘分配、军队派遣等方面发生矛盾，于是冯、阎、桂联合起来同蒋介石进行争斗。在冯反蒋后，作为冯玉祥的幕僚和辅弼，薛笃弼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受到南京政府的通缉。于是他暂时逃亡日本，后来又秘密回到山西。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薛笃弼从山西回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对于日本的侵略，蒋介石下令采取不抵抗政策，薛笃弼十分愤慨，他坚决主张抵抗。1933年1月，薛笃弼辞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之职，在上海开设法律事务所，伸张正义，不畏权势，为无辜者和爱国青年保释。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及汪伪军大肆地拉拢甚至迫害政要人物。薛笃弼坚决不愿投敌卖国，他改名为“许义生”(取其音近薛先生)，装扮成普通商人模样，乘船到达香港。后又应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1941年7月出任行政院全国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在抗战期间，薛笃弼提出水利建设要为抗战服务的主张。1944年1月获“二等景星勋章”^[15]。1946年6月任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7年水利委员会改为水利部，隶属于行政院，仍由薛笃弼任部长。任职期间，他致力于水利设施、水利机构的建设，并且注重培养水利建设人才，多次组织召开中国水利学会。到1948年12月因行政院改组而辞职，继而被任命为南京政府国策顾问。

全国解放在即，国民政府官员纷纷撤离。薛笃弼辞去了职务，到上海当律师。1949年3月间，李宗仁曾专程到上海马斯南路(今上海思南路)薛家看望，拟邀其出任行政院副院长，但遭到薛笃弼之婉辞。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又亲自来薛家邀请薛笃弼同往台湾，又遭薛笃弼的婉拒。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团结党内外一切爱国人士，薛笃弼作为一名原国民党政府资深的政界人士，在解放前夕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坚持留在大陆，是爱国人士的典型代表。在1954年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召开前夕，毛泽东在党内外人士座谈会的讲话中提到了薛笃弼。1955年，薛笃弼参加了民革并担任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席，后又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56年1月，薛笃弼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在1956年1月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薛笃弼作为特邀委员参加。开幕式结束聚餐时，薛笃弼被安排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同席。言谈中，薛笃弼谈及他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不胜愧疚。毛泽东亲切地说：“你是冯玉祥将军郑重推荐给蒋介石的，是国民党政府里难得的清廉官吏，你的为政、处世和做人，我都深知。现在真是野有遗贤，埋没人才啊!”^[16]薛笃弼深受感动，他感谢党和毛主席的知遇之恩，表示今后愿为中国的发展事业继续尽绵薄之力。此后薛笃弼先后任上海市委员会常务委员、政协第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法学会”理事、“上海律师协会”副主任等职。

薛笃弼晚年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坦陈己见。另外薛笃弼还著文宣传爱国思想，介绍新中国建设取得的成就。他根据自己的平生经历写了许多回忆性文章，例如回忆辛亥革命的《太原起义和河东光复的片段回忆》，根据自己做冯玉祥幕僚的经历写了《冯玉祥生平》。薛笃弼还积极参加促进祖国统一的活动，希望中国日益繁荣富强。

1973年7月9日，薛笃弼因病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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