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冠群，名超，以字行。1899年12月25日(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于江苏武进县城内双桂坊。父许广澄，字孚康，常州汇丰钱庄经理。许冠群童年跟随谢伯远和曾熙读书。1918年去上海，在三新纱厂任会计员。晚上进外人开办的上海商科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挂牌执行会计师业务。

五四运动爆发后，人民群众抵制日货情绪高涨，许冠群与陈蝶仙曾共商制造国货蚊香，以抵制日货“野猪牌”蚊香。后许与友人集资六百元，设“新农除虫菊公司”，雇工在常州试种蚊香原料除虫菊。1923年冬在沪试磨制除虫菊粉，由于获得率低，未能成功。翌年，许改做化妆品生意，试制“艳秋霜”雪花膏、花露水、生发油等，亦无发展。

当时日商三昌洋行跑街赵汝调，系日本千叶大学药科毕业，在戒烟运动影响下，赵向许提议以印度红土为主要原料做戒烟丸。1926年5月，由许冠群、赵汝调和赵的内弟屠焕生三人，合伙凑集银元一千元^[1]，在上海成立“新亚化学制药公司”(简称新亚药厂)，雇用一个职员和一两个工人，生产“戒烟丸”。不久，改生产“人寿水”(即星牌十滴水)。这是许冠群正式从事制药业的发端。

1927年，许冠群联络亲戚顾厚夫等向新亚药厂投资，股本增至一万元^[2]，并把公司迁至白克路(现凤阳路)二十四号，职工增加到十五人。并将企业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公推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关务署长的吴葆之为主席董事，许自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开始制造注射用水，第一只产品是“灭菌蒸馏水”，是为新亚药厂自制针剂之始。

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发生，抵制日货运动遍及全国，新亚产品销路因而打开。此时，新亚兼出之“孔雀牌”化妆品，曾在小吕宋国货商品展览会上参加陈列，并开始进入南洋一带市场。

注射用水所用的“安瓿”，必须用硬质中性玻璃，当时从国外进口，破损甚大，成本加重。1930年6月，许冠群聘请日人田之助为顾问技师，试制中性硬质玻璃。9月，租赁麦根路(今淮安路)七百一十四号，设立较完整的制药厂，从事制造各种针剂和成药，复增设玻璃工厂，正式制造中性“安瓿”、注射针筒、玻璃仪器等;同时将白克路原址改为发行所，资本增至五万元^[3]。1931年2月起，许冠群将化妆品业务收缩，专扩充药品业务及玻璃工厂，任赵汝调为制药厂厂长。8月起，其父许广澄担任了新亚药厂主席董事(后改称董事长)。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爱国运动兴起，日本药品受到国人的坚决抵制。新亚药厂出品的针剂、片剂和针筒销路因而突飞猛进，1932年夏秋两季营业更趋旺盛^[4]。许冠群于是在新亚原有基础上大加扩充，增设了药片、药丸制造部和软膏、浸膏等工厂。1933年4月，新亚药厂资本总额增加至二十五万元，职工人数增至一百多人^[5]。

许冠群为解决新亚药厂的原料来源和产品出路问题，竭力联络华美、五洲等几家大型药房作为依靠力量。华美药房在新亚初创时，就贷给流动资金四千元，后来转为投资;五洲药房除投资外，并供应新亚制药原料。华美、五洲从新亚药厂进货，在一般按定价六折的批发价之外，并有再打八折九扣的优惠，新亚仍有百分之一百三十的利润可得^[6]。

为了给新亚做宣传，许冠群自1929年起，每年印发《星牌良药集》。1932年12月，以“新医药刊社”名义，出版《新医药杂志》，以沟通各地医药情报，因此很受外埠医师的欢迎，每期发行量两万册以上。1938年许聘请中医师丁福保为总编辑，出版《国药新声》。1939年聘请潘仰尧等为编辑，出版发行《健康家庭月刊》。

1933年，许冠群召集新亚、信谊、五洲、中法、海普、余氏、民生七家同业，发起组织“上海市制药厂业同业公会”，许冠群当选为第一届主席委员。在此前后，许还任上海市商会执行委员、上海市化妆品业同业公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和全国新药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委员等多项兼职。

1936年，新亚营业额已达一百万元以上，资本增加到五十万元，职工人数增至四百余人，成为上海的一家大型药厂^[7]。除上海新闸路设总公司外，广州、北平两处设有分公司，国内一些大城市设有办事处十四处;另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马尼拉、怡保、马六甲、仰光、雅加达、爪哇、海防、西贡、曼谷等处设有发行所，派专人进行宣传和推销。

1936年，许冠群和赵汝调通过国民政府驻日大使许世英的介绍，东渡日本参观了设备先进的“武田”、“盐野义”等制药厂。从日本归来后，许曾有在林肯路(今天山路)购地筹建新厂的计划。先是年初许已在沪设立“新亚化学药物研究所”，至此聘请了东京帝大药物学博士曾广方为所长，研究制造有机合成砒素剂“新消梅素”(即“606”)。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许在林肯路的建厂计划停顿。上海人口骤增到四百五十万人，军、民用药品需要量增加。许于是设立新亚卫生材料厂，聘请曹畤玉为厂长，专门制造橡皮膏、橡皮手套、血压计和药棉、纱布等产品。1938年4月1日，又设立新亚血清厂，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专家程慕颐为厂长，研究制造血清、牛痘疫苗及其他生物学细菌制剂。新亚产品除供应本市外，并曾以红十字急救包十万只，运经香港转供内地。

1938年10月，为争取西南市场，成立了香港新亚药厂，资本为港币十万元，许自任董事长，以其弟许冠英为厂长。这时上海的资本额从1936年的五十万元增加到1940年的三百万元。1940年3月，许冠群购进新闸路1044号辛家花园楼房十八幢，作为新亚总公司的新址。1941年，许又设生物研究所，聘请美国哈佛大学细菌学博士、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部主任余贺为所长，研制防痨特效剂及新亚青霉素等产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进占租界，上海与外洋的交通完全断绝，欧美原料及药品不能输入，再加战时通货膨胀，币值渐趋低落，社会游资争谋出路，出现了各方大量囤积商品的投机之风。许冠群为了适应投机市场的需要，采取了不断增资的办法，从1941年至1943年连续增资三次，达到伪中储券一亿二千万元，为1940年的四十倍^[8]。增资以后，他先创办了一个新亚建业公司，作为新亚企业集团投机的中心机构，将新亚药厂、新亚联合地产公司等企业置于它的管理之下;另外又与蔡声白等组织成立“中国股票公司”，从事股票投机买卖牟取暴利。

许冠群获利以后，即向业外发展，经其创办或投资合作的厂商，共达三十五家之多，成为一个范围庞大、机构复杂、托拉斯式的新亚企业集团。这个集团大体分为五大类型：金融投资、地产业十二家;化工制药、食品业九家;棉纺织、印染业七家;印刷、造纸业四家;金属制品、贩卖业三家。新亚建业公司是总枢纽，许自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并任中国工业银行等单位的董事长或总经理，达到了全盛时期，

194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成立“商业统制会”(简称“商统会”)，控制和搜刮战略物资。在汉奸梅思平的撮合下，许冠群担任了“商统会”的理事^[9]。新亚药厂替日本加工制造药品，新亚酵素厂生产的酒精，全部由日本人包去。1943年底，新亚建业公司和国华投资两家各出资一半，盘进三友实业社杭州染织厂，改名为杭州第一纱厂，许任该厂董事长，国华公司派张文魁担任该厂总经理。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冠群怕被检举为汉奸，于11月间抽走了一部分资金去香港。到港以后，与弟许冠英共同掌握香港新亚药厂，还另办了香港中国工业银行和香港新亚联合地产公司。但经营并无起色，在一次对韩国的进出口贸易中受到严重亏损，一蹶不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爱国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启发和在港亲友的劝助下，许冠群于1950年9月怀着对新中国半信半疑的心情，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当时上海新亚药厂董事长已是吴蕴初。吴把董事长一职让出仍由许冠群担任，同时让他担任杭州纱厂总经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下，许冠群当上了浙江省政协委员和杭州市人民代表。他在杭州还筹办了一家华侨饭店，动员侨胞在国内投资;并在沪、杭两地捐款办学，为培养人才作出过贡献。

1972年5月7日，许冠群患癌症在沪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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