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福建龙溪人^[1]。1893年2月1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生于台湾省南府城一个爱国者的家庭。他的父亲许南英，号蕴白，进士出身，当时任台湾筹防局团练局统领。许地山两岁时，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日军来犯，许南英随刘永福扼守台南，坚持民族大义，投入抗日斗争。失败后，抛弃全部财产，举家迁回大陆，在福建龙溪落户，过着清贫的生活。

许地山的父亲回大陆后，在广东做过几任知县。幼年的许地山从1897年至1910年，大部分时间随家住在广州。他四岁发蒙入私塾。十三岁入广东韶舞讲习所。十四岁改入随宦中学堂，1910年10月毕业。其父从亲身经历中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转而同情革命。大哥许赞书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这些都对许地山的青少年时代有着积极的影响。加以往来华侨的熏染和革命党的宣传，早在辛亥革命前三四年，他就剪了辫子。他父亲虽以为“文明不能专从外表上讲”，然而不久自己也学儿子的样，剪去了辫子，以至当他们搬到乡下居住时，都被当地人称为“剪辫仔”和“革命仔”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许地山，从小接触到较多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化。在学习方面，他除了正课之外，酷爱音乐，熟悉音律，善弹琵琶。广东的民间歌曲“粤讴”他不仅会唱，而且能编，这对于他后来的小说、诗歌创作都有影响。

1911年，由于父亲赋闲，家境更加贫困。十九岁的许地山开始自谋生活，任福建省立第二师范教员。1913年赴缅甸仰光，任华侨所办中华学校教员。1915年底归国，次年任教于福建漳州华英中学。1917年又回福建二师任教，并兼附小主理。同年暑期，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在北京，他迎来了“五四”风暴，形成了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基本思想，投身于反对封建礼教、争取民主自由的新文化运动。1920年毕业，得文学士学位，转入燕大神学院研究宗教。同时，与好友瞿秋白、郑振铎等合力创办《新社会旬刊》，宣传社会革命和反帝反封建。又与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遵循该会“文艺为人生”的宗旨，开始创作一些短篇小说。1921年1月，许地山在《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发表处女作《命命鸟》。它的反封建的主题思想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当即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同年，他还创作发表了《商人妇》、《换巢鸾凤》和《黄昏后》。

1922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神学院毕业，得神学士学位，留任该校助理并在平民大学兼课。同年出版散文集《空山灵雨》，共收散文四十四篇。次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哲学系，研究宗教史和宗教比较学。1924年，取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转赴英国伦敦，入牛津大学研究院，研究宗教史、印度哲学、梵文及民俗学等。在英国结识老舍，鼓励老舍写出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并介绍发表于《小说月报》，后来二人成为挚友。1926年10月得牛津文学学士学位后回国，途经印度，留在罗奈城印度大学研习梵文及佛学。1927年回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文学院助教。这几年间，他创作了《缀网劳蛛》、《海角底孤星》、《醍醐天女》、《枯杨生花》、《海世间》、《慕》等小说、散文。许地山的前期创作大都充满异域情调，富有浪漫色彩，但并不脱离现实。它们较深刻地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黑暗，表达了人们对这种现实的不满，顽强地探究人生的价值及其根本目的;但是，它们又笼罩着相当浓厚的宗教哲学气息，情调比较低回，反映出一种怀疑主义以至虚无主义的思想。

《缀网劳蛛》是许地山的前期代表作。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不幸遭遇，却决不肯向命运低头;然而她又对生活中的善与恶、美与丑、幸与不幸，一概采取容忍的态度。她自比为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吐出生命之丝，不断补缀着残破的命运之网。这种人生观，对于当时青年中存在的悲观绝望、烦闷轻生的思想有着一定的针砭作用，然而又包含着宿命论的、“独善其身”思想的消极因素。茅盾曾经指出，《缀网劳蛛》“是‘五四’落潮期一班青年苦苦地寻求人生意义寻到疲倦了时，于是从易卜生主义的‘不全则宁无’回到折中主义的思想的反映”^[2]。许地山的所有作品，都贯串着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但是他前期作品中的“人生理想”是朦胧的，矛盾的。这反映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的愤激和苦闷。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把中国人民推进了血海。“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严肃的问题，更加尖锐地提到了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的面前。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关心民族命运的作家，许地山通过他后来的作品，对此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1928年，他被擢升为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院副教授，并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兼授印度哲学和人类学。1930年，升任燕京大学教授。1933年，应广州中山大学之邀，前往讲学，特意与夫人周俟松绕道台湾，探望久别的故乡和亲友。台湾山水的明丽秀媚和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苦难生活，都给许地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向亲友介绍抗日形势，表达了收复台湾、统一祖国的信念和期望。在中山大学讲学时，他极力反对某些人提倡“中学读经”的主张，坚持“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同年12月赴印度，在印度大学继续研究印度宗教及梵文。次年年底回到北京。这一时期，许地山除了潜心于宗教史、民俗学的研究，完成了《云笈七籤校异》、《中国道教史》上卷等学术著作外，同时写作了《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三博士》、《无忧花》、《女儿心》、《归途》、《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春桃》等短篇小说。与前期创作相比，这些作品有着更加开阔的视野，更为鲜明的倾向性。冷静的现实主义的剖析取代了浪漫主义的构思和哲理问题的探索，语言更加通俗、冷峭。《在费总理底客厅里》惟妙惟肖地勾画出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丑恶嘴脸，揭穿了国民党右派所标榜的“民生主义”的虚伪。《三博士》讽刺留学生中的败类，暴露了教育界和官场的腐败。《东野先生》、《人非人》、《解放者》尖锐地触及时事，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直接间接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的斗争和牺牲。

1935年，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排挤进步教授，解聘许地山。他于是应香港大学聘，南下香港，就任该校中文学院主任教授。当时的香港大学，曾被鲁迅称为“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3]，直到1934年，它的国文课还是只讲四书五经、唐宋八大家和桐城古文。许地山到任后，对文科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设立了文学、史学、哲学三系，革新了教学的内容。他还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担任过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常务理事、新文字会理事及香港中小学教员暑期讨论班主任委员等职务。瞿秋白于1935年被捕时，他曾邀集友好，多方营救。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投身于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斗争。他奔波于香港、九龙，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先后在报刊上发表《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国庆日所立底愿望》、《七七感言》、《中国思想中对于战争底态度》等杂文，宣传抗战、民主，反对投降、独裁，还经常不辞辛劳地为救亡青年上补习课。

在文艺思想方面，这时的许地山明确地批判了以“我”为中心的“怡情文学”，提倡坚实的“群众文学”。他指出，处在“正义公理所维持的理想人生已陷入危险境地”的时势中，富翁贵人可以不要祖国，而人民群众则一旦亡国必成马牛。所以，大众需要的，不是那“行云流水，没弦琴，无孔笛”的文艺，而是那“对于人生间种种不平所发出底轰天雷”，即“带汗臭”、“带弹腥”的“群众文艺”。它的任务在于“切实地描写群众”，陶冶出我们民族“坚如金刚底民族性”^[4]。

这一时期，他写有短篇小说《铁鱼底鳃》，书信体散文《无法投递之邮件》、《危巢坠简》，剧本《女国士》等。《铁鱼底鳃》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一位胸怀救国大志的兵工专家，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献身无路，救国无门，终于在离乱中丢失了兵工新发明的资料和成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许地山通过主人公的口，喊出了人民要求坚持抗战的意志，表达了坚强的民族自信心：“越逃，灾难越发随在后头;若回转去，站住了，什么都可以抵挡得住!”^[5]许地山认清了争民主和反侵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坚信中华民族只有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求得自身的解放，只有在这个斗争的熔炉中才能锻炼出全新的民族性格。他对于“人生理想”的探求，终于和革命斗争的现实密切地结合起来了。这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国民党反动势力曾想笼络许地山。抗战前期，他们的驻港官员请他赴会、撰文，均遭拒绝。反动派于是扬言要加害于他，许地山大义凛然地对家人说：“我偏要活，活得还要更好些。”^[6]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他当即与张一麐联名致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和平，抗战到底。然而他竟未能看到抗战的胜利、人民的解放、祖国的新生。1941年8月4日，疾病夺去了许地山的生命，终年四十九岁。

许地山的作品，生前汇集出版的有小说散文集《缀网劳蛛》、《解放者》、《无法投递之邮件》，散文集《空山灵雨》。逝世后，他的夫人周俟松搜集遗作，编辑出版了《杂感集》和《危巢坠简》。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了一卷本《许地山选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两卷本《许地山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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