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原名徐章垿，初字槱森，小字又申。1897年1月15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生于浙江海宁。父徐申如，清候选中书科中书，与南通张謇友善，曾因兴办实业，蜚声浙江。

徐志摩四岁入家塾读书。1907年，十岁时进海宁县硖石镇开智学堂读小学，1909年冬毕业。第二年春，入杭州府中学堂求学，与郁达夫为同班学友。1913年，学校更名为杭州一中，徐志摩继续在该校就学，并在校刊《友声》上先后发表《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镭锭与地球之历史》，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提倡用小说“改良社会”。

1915年夏，徐志摩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不久辍学，改入上海沪江大学，12月又转入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16年秋天，重入北京大学法科政治学门。1918年8月，赴美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此时始更名为徐志摩。出国时，他曾于太平洋舟中撰文，分致亲友，慷慨陈词，表示在此“内忧外患，志士贲兴”之时，要“益自奋勉”，以负起青年人“拨乱反正，雪耻振威”^[1]的责任。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他甚为关切，后来曾回忆说，当时得到消息后，“曾经‘感情激发不能自已’过”，“国内青年的爱国运动在我胸中激起了同样的爱国热”^[2]。6月，他在克拉克大学毕业，获一等荣誉奖。9月，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政治，于第二年9月获硕士学位。此时，他热心于政治经济和自然科学，在二十四岁以前，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3]。

1920年9月，徐志摩为从罗素就学，“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4]，离美赴英，入伦敦剑桥大学为研究生，仍习政治学。剑桥大学两年的英国教育和生活，留给他很深的影响。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5]这时，他的“求学兴味益深”，“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6]。两年内他先后结识拜访了文学家威尔斯、狄更生、曼殊斐尔等人。在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及其他西洋文学的熏陶下，他从1921年起开始了新诗创作。1922年10月，他离开英国回到上海。12月底，开始在胡适等主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新诗。

1923年1月，蔡元培因对教育总长彭允彝“蹂躏人权、献媚军阀”不满，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并发表宣言，主张对北洋军阀政府取“不合作主义”，因而酿成学生要求驱逐彭总长的风潮。月底，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一文，谴责“卑污苟且的社会政治”，对蔡元培“不忍为同流合污之苟安”的态度表示赞赏，说谣传和政府“总不能掩没这风潮里面一点子理想的火星”，“我们应该积极同情这番拿人格头颅去撞开地狱门的精神!”^[7]1922年底到1923年初，徐志摩与胡适、陈西滢、丁西林等人在北京组织了早期的新月社。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中国，徐志摩代表北方学界前往上海欢迎，然后陪同北上。泰戈尔来华前，徐志摩曾撰文说：“我们所以加倍的欢迎泰戈尔来华”，是因为泰戈尔“高超和谐的人格”可以“开发我们原来淤塞的心灵泉源”，“纠正现在狂放恣纵的反常行为”，把人们引导入“完全的梦境”^[8]，表现了徐志摩的世界观与泰戈尔哲学之间的默契和一致。6月，他随泰戈尔赴日本，暑期中返国。1924年夏，徐志摩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12月，他与胡适、陈西滢、高一涵、王世杰、唐有壬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在五卅运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等爱国反帝斗争中，表现了与进步文化运动相对立的倾向，被称为“现代评论派”。1924年底，徐志摩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出版。这时候的徐志摩，不满军阀混战以及民生涂炭的黑暗现实，向往和追求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在散文诗《婴儿》中，他用“在生产床上受罪”的产妇象征苦难的中华民族，用“美丽的婴儿”象征他理想中的“新政治”。他后来解释说：“我们不能不想望这苦痛的现在只是准备着一个更光荣的将来，我们要盼望一个洁白的肥胖的婴儿出世!”^[9]诗集中有些作品流露出他从人道主义出发的对城市下层人民生活境遇的同情，有些诗篇表现了他对“暴力侵凌着人道，黑暗践踏着光明”^[10]的黑暗现实的怨诉;更多的作品是在对自然与爱情的吟咏中袒露了他的诗人的情怀。

徐志摩的世界观驱使他向右滑动，但他的感情又常容易“无关闸的泛滥”，很不稳定，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1924年10月，苏联大使馆举行升旗典礼，徐志摩参加后曾在一次演说中说，那旗帜的“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不仅表示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11]1925年3月，他经西伯利亚往欧洲，到德、意、法诸国漫游，7月返国。出国途经苏联时，听《伏尔加船夫曲》“表现俄国民族伟大沉默的悲哀”有感，作《庐山石工歌》。他看到苏联国内战后的困难状况，又产生了对苏联革命的误解和恐惧。

同年10月1日起，《晨报副刊》由徐志摩担任主编。这一年里，他写了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和散文集《巴黎的鳞爪》、《自剖》、《落叶》中的大部分作品。这一年是他创作收获最多的一年。

1926年1月，徐志摩看到陈毅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所作《纪念列宁》报告的油印稿之后，马上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的《列宁忌日——谈革命》一文，暴露了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和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他说：“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不希望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布”，因为“我怕他”。他认为“共产革命”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他鼓动青年“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因为“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12]。充分说明徐志摩向往的是“英美式的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13]。

同年4月1日，徐志摩与闻一多、饶孟侃、朱湘、刘梦苇、于赓虞、蹇先艾等人创办《晨报副刊》的《诗镌》，由徐志摩主编。第一期为“三月十八血案专号”，载有闻一多的论文《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和徐志摩的诗《梅雪争春》。徐志摩在这首诗以及同时发表在《晨报副刊》的文章中，反对军阀制造的“空前的血案”，断言只要实行他“理想中的革命”，“这回羔羊的血就不会是白涂的”^[14]。《诗镌》对提倡格律诗起过积极影响，但有不少作品流于形式主义。6月10日出至第十一期停刊。

1927年春，徐志摩在沪与胡适、邵洵美等筹办新月书店。5月，散文集《自剖》由新月书店出版。6月，开始筹办《新月》月刊。秋天，徐志摩应聘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并兼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9月，新月书店印行了他的第二部诗集《翡冷翠的一夜》。他称这部诗集是自己“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15]。随着他思想上的趋向消极，他这部诗集除少数几篇以外，“几乎完全是颓唐失望的叹息”^[16]。这些诗篇和他的散文一起，确实可以说是“中国布尔乔亚心境最忠实的反映”^[17]。

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创刊号出版。这时，围绕《新月》杂志，形成了一个代表右翼资产阶级利益的文化社团——“新月派”。徐志摩在他执笔的代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造成了文艺的“荒歉”和“混乱”，提出了“要从恶浊的底里，解放圣洁的泉源，要从时代的破烂里，规复人生的尊严”。《新月》月刊先后发表了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胡适的《人权与约法》，罗隆基的《论中国的共产》等文章，表明新月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倾向，因而受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艺阵营的揭露和批判。

1929年，徐志摩在上海光华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授课，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5月，小说集《轮盘》由中华书局出版。1930年，任中英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秋天，辞去南京中央大学授课事。12月，辞光华大学教职，应胡适邀请，到北京大学任教。

1931年1月，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出版。3月，参加创立笔会中国分会，并被推选为理事。8月，第三本诗集《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印行。其中收集了他1927年到1930年的作品。他这时已经是“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流入怀疑的颓废”的诗人，不仅生活“到了枯窘的深处，跟着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18]。其中有些诗表现了明显的颓废绝望情绪。如在《秋虫》里，他攻击包括革命理论在内的“主义”说“花尽着开可结不成果，思想被主义奸污得苦”。在《西窗》里更加露骨地咒骂革命文学倡导者们是“借用普罗列塔里亚的瓢匙在彼此请呀请的舀着喝”青年们“滚沸过的心血”;他反复低吟着“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黯淡是梦里的光辉”这样绝望的调子。

1931年起，徐志摩的思想稍有转机。他看到了“劳苦社会的光与影”，“千百万人”在水灾和饥饿中“叫救命”^[19]，曾表示要彻底改变生活。他翻译了反对法西斯主义的英国独幕剧《墨梭林尼的中饭》;发表了同情“左联”烈士的小说《珰女士》^[20]，并在“左联”杂志《北斗》上发表诗作。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由南京乘飞机返回北平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

徐志摩的著作还有：诗集《云游》，散文《秋》，剧本《卞昆冈》(与陆小曼合作)，《爱眉小札》，《志摩日记》;翻译《涡提孩》、《曼殊斐尔短篇小说集》、《赣第德》、《玛丽玛丽》(与沈性仁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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